计算机语言共性,语言的“个性”与“共性”

原标题：语言的“个性”与“共性”

作者简介：陆俭明，1935年生于苏州。世界知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5年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现为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和17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曾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等。曾获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教学奖项。

沈阳，1955年生于上海，1993年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兼语言学系主任，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和省级优秀成果奖等15次。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学团队带头人)、精品教材奖等8次。

这一讲主要讨论语言类型理论和语言类型分析。“语言类型”和“类型研究”其实主要就是找出某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的不同点和共同点。这样说来语言类型研究实际有两种倾向：或者是偏重研究语言的“个性”，即重视语言的“不同点”多一些；或者是偏重研究语言的“共性”，即重视语言的“共同点”多一些。

先说说偏重个性的语言类型研究。应该承认某一种语言之所以成为一种语言，除了民族和历史的原因以外，当然还因为这种语言一定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否则就没有必要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而存在了。因此语言的个性或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需要研究的。

比如，已知世界上现存的语言大概有三千多种，已经消亡或可能新出现的语言则更是不计其数。而绝大多数语言对于一个不是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人来说，恐怕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或学习肯定是听不懂也不会说的，这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些语言在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方面有所不同。调查发现世界上的语言有些方面的差异可能十分显著，其中有些特点甚至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有的语言没有鼻辅音；有的语言可以使用吸气音；有的语言中竟然没有一个表示时间的词或词缀；有的语言有上百个词语表示各种各样的树，却没有一个总称这些树的词语；巴西北部有一种只有350人左右使用的语言叫“Hixkaryana”，其句子的基本结构是“宾语—动词—主语”的形式，比如“我吃饭”在这种语言中要说成“饭吃我”，这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有这种语序的语言。这些就都是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

从语言的个性角度研究语言，可以把人类语言分成大大小小的类型。其中一种主要的分类结果就是分成“屈折语”和“孤立语”，或分成“综合性语言”和“分析性语言”。大体来说，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来体现各种语法意义的印欧语系各语言就是屈折语和综合性语言，而汉语是一种没有形态变化的孤立语和分析性语言。比如一般认为汉语语法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一是汉语不是通过谓词的词形变化来表示“时、体、态”的语法意义，而是有一套非常丰富的助词(如“了、着、过”等)和语气词(如“了、的、呢”等)系统。二是汉语没有通过名词的词形变化表示的“性、数、格”的语法意义，而是特别突出语序和虚词的作用。三是汉语各种实词词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没有词尾标记，因此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像印欧语那样的一一对应关系。四是汉语句子构造不像印欧语系语言那样都是主谓形式，而是非常灵活的，各种词组都可以实现为句子。这些本书第一讲已介绍过了。

还有人试图进一步从更广泛和更抽象的角度总结汉语语法的特点。比如有人认为汉语不但缺乏形态变化，甚至也没有像印欧语那样的句法结构规则，而完全是靠词语成分的意义来组织和安排词组结构和句子结构的，这就是所谓的“意合语法”和“语义语法”。“意合语法”的意思是说汉语有些句子的结构关系在结构形式上是看不出来的，只能通过意义组合来理解。比如“鸡不吃了”“连校长都不认识”这种歧义句，需要凭借词语可能充当的论元角色来确定。又如“下雨了，不去公园”这个复句可表达各种语义关系，可理解为“因为下雨了，所以不去公园”(因果)，“如果下雨了，就不去公园”(假设)，“只要下雨了，就不去公园”(条件)，也必须借助语境或凭借对两个分句关系的理解来确定。从这个角度看，“意合”确实是汉语在语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语义语法”通常的理解也是说汉语句法结构的性质是由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决定的。比如按这种观点，汉语句子结构不是“主谓句、动宾句”等类型，也不是“施事主语句、受事主语句”等类型，而只需概括为“自动句”和“使动句”两种基本的句式。比如汉语可以说“中国队大胜韩国队(=中国队大胜，≠韩国队大胜)”，也可以说“中国队大败韩国队(=韩国队大败，≠中国队大败)”，两句话中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恰好相反，前一种就是“自动句”，后一种就是“使动句”。这样进一步分析汉语所有句子结构，似乎都可以套入这两种基本句式，如“把字句”就属于“使动句”。显然这样分析汉语句子也是为了揭示汉语特别突出语义关系的构句特点。

当然在重视语言(特别是汉语)个性特点的研究中，也有人走得过头了。比如有人试图把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区别上升到民族心理层面，说西方语言“重形”，是“科学精神的语言”，而汉语“重神”，是“人文精神的语言”，以至于由于语言不同，思维方式和认识世界的眼光都有所区别。这差不多就是早年西方学者提出的“语言相关论”的观点。至于还有人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就好像说世界上还存在“中国特色的数学”“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把本来没有国界区别的语言科学硬性割裂开来，当然没多少道理。甚至于还有人把是否研究汉语的个性特点跟政治上“要不要坚持民族气节”“是不是屈从于西方霸权主义”联系起来，就显然更是莫名其妙的言论了。

再说说偏重共性的语言类型研究。语言类型研究其实更主要的是关于语言共性或语言普遍性的研究，也可以说语言类型研究一般就是指语言共性和普遍性的研究。

不同的语言固然一定有不同的个性和特殊性，但既然都是语言，当然也一定会有共性和普遍性，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好像中国长江里的鱼和美国密西西比河里的鱼相比，两者肯定在体型特性、生活习性等方面会有某些不同点，但既然都叫作“鱼”，那毫无疑问就是因为都有“鱼”的共同点。一条鱼和一块石头之间倒是不会有什么共同点，但自然也就无从说各自有什么特点了。语言中个性和共性的现象也应如是观。早些年就曾经有西方学者总结出人类语言的十几条共同点：任何语言都一定有表示人或事物的名词、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表示性质状态的形容词和表示称代的代词等词类；任何语言的句子结构都有一定的层次规则和语序规律；任何语言都有表示“时、体、态”等语法意义的方法；等等。还有学者根据语言学研究的结果列举了人类语言的一些普遍现象：所有语言的词汇量都可增加；所有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方式都是任意的；所有语言都有大致相同的词类；所有语言的语法规则都有递归性；等等。后来还有的语言学理论又把任何语言都有名词、动词、代词这一类共性现象叫作“内容的普遍性”，任何语言都有一定的结构规则这一类共性现象叫作“形式的普遍性”。再后来还有学者概括出一些具体的语言普遍规律：绝大多数语言的基本语序不是“S-V-O(主谓宾)”形式，就是“S-O-V(主宾动)”形式；所有语言中的介词结构不是介词在前、名词在后的“P-N(使用前置词)”形式，就是名词在前、介词在后的“N-P(使用后置词)”形式；等等。可见对于某一种语言现象，如果只从一种语言或者这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相互比较的视角看，或许可以算作是这种语言的个性特点；但如果放到所有语言的更大背景下来看，就可能只不过是语言的共性或普遍性特征几种可能的表现之一而已。前面说的一些汉语的特点其实也应这样看。因为事实上很多一直被认为是汉语特点的东西，换个角度看就很可能不一定只有汉语是这样，无非只是汉语的一种“显赫性”而已。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就汉语本身立论来看汉语，永远不要指望发现汉语的特点”“放弃对语言共性的探索，就很难真正搞清汉语的特点”，这个道理应该是不难想明白的。

当然研究语言的共性和普遍性也不能走向极端。有人就曾经指出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实际上走的就是一条样样东西都模仿照搬的路子：英语有八大词类，汉语也搞出八大词类；英语有谓词形态变化，就说汉语也有形态变化，只不过是“了、着、过”这样的“广义形态”；英语有名词构词词尾，就说汉语也有“子、儿、头”这样的名词词尾；等等。显然如果这样来看待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性和普遍性，也是不足取的。吕叔湘曾针对有人提出汉语也有形态变化的主张说“就算汉语有形态变化，那也肯定是既不全面也不地道的东西”，就是对这种做法的批评。还有学者对此打了个比方：假设因为发现其他所有地方的兔子都是白色的，因此得出一条结论说“凡兔子都是白色的”。如果一旦发现某个地方有灰色的兔子，却还硬要坚持原来的结论，要么说成“这种兔子不是兔子，而是另一种小动物”，要么说成“这种兔子表面上看是灰色的，而在更深层次上还是白色的”。语言研究中如果只是得出这样一些无法“证伪”的普遍性结论，恐怕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可见就像语言个性研究不能走过头一样，语言共性研究也不能“彻头彻尾”。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认为只有把语言的所有方面都说成一模一样才是共性研究，事实上只有在充分注意到语言个性特点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语言共性和普遍性原则，才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

——摘自 陆俭明 / 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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