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conda和python有什么不一样_为什么我们害怕和别人不一样

引子

今早我早饭时望着盘子里的牛角面包,透过窗户去看远处的铁塔(尖),虽然它的大部分都被对面和远处的居民楼挡住了,但它依旧是真实的埃菲尔铁塔。

我不禁想起之前仲肥拿给我看的微博上同城的小姐姐,那些照片模糊的背景里:简约温馨中透着一丝奢华,能清晰地从巨大的落地窗里看到不远处“完整”的铁塔。我不禁发问:为什么我也吃着croissant(可颂?),看着铁塔,却过着和她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呢?

仲肥说: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问题?(昨天早上我也在吃饭的时候问了关于恐怖组织的问题),把你这些问题都记下来,将来都能出一本书了,就叫《hmq每日一问》。

我一开始确实觉得他在调侃我,但后来我仔细一想:有道理啊!现在我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了,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就能自己解答这些问题了。但如果我只是提过就忘记了,这样好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曾经在高中时期写过两篇和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人为什么总害怕和别人不一样》:讲得是一次学校的模拟招聘会;另一篇是《观望》写的是一次数学讲座的报名。

才过去3年时间,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稚嫩的文字,已觉有些脸红,感到自己有些想法很幼稚,有些话又莫名地“正能量”和“鸡汤”,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依旧能从中看出一些我的思考。

于是今天,就让我用最近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来解决17岁的自己的问题吧。

群体的压力改变个人判断力的实验

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就要先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和别人一样(也可以说是模仿别人)。

这里我先讲一个群体的压力改变个人判断力以及关于从众心理的实验(Solomon E. ASCH)。实验要求8个人组成的小组,他们被要求做一个十分简单的推理判断:给你一条线来观察它的长度(比如说是10cm),然后给你三个选项8cm, 10cm,12cm,选择出正确的答案即可。

该实验特殊的点在于,小组中的每个成员必须公开给出自己的答案。在这个测试过程中,有一个人会发现自己与整个群体有好几次答案不同。这是因为这个组里的其他成员都是受雇参加实验的陪配人员(也就是实验组的“同伙”)他们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让实验对象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位置,ta受到两种矛盾力量的制约:他的经验和群体一致的答案带来的压力。对照组是人们都把答案写出来上交,而非公开说出自己的答案。

实验结果是实验对象的答案明显向多数人的答案转变。三分之一的答案都是相同的错误或与大多数人的错误一致的错误;而对照组(书面提交答案)都没有出现没有错误。

但实验对象中也存在个体差异:两类人——始终坚定地保持独立的人和几乎每次跟随多数人的人。也就是说不论其他人如何统一地选择错误答案,他都能够保持理智,始终选择出正确答案。四分之一的受试者是独立的;另一个方面,三分之一的受试者在一半或更多的试验中把他们的答案偏向大多数人的答案。

而出现这样情况的主要因素是受试者认为自己的看法不准确,而认为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准确的。这些人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心,因此感觉有强烈欲望的加入多数人的倾向。还有一部分“从众”的受试者遵从,以免显得与别人不同或低人一等,他们不希望在群体中(其他人眼中)显得不足,并对他们的意见进行压制,所以他们选择了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

通过这个实验,我们虽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能清楚地了解那些从众者的心理活动,以及他们所担心或者惧怕的情况。

cff17a73adaa890c182e09797978f094.png 图源自Unsplash

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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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家Gabriel Tarde说:“社会的存在本质就是模仿者。”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联系,其中能举出很多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电梯实验(所有人都背对着电梯门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不由自主的模仿他们的行为?);“你在看啥呢?”(在大街上如果很多人的目光都在网上看,对着天上指指点点,很多人是不是也会朝着他们看的方向寻找?);还有足球场上很齐的口号和打鼓声……

这些现象中其实都反映出了人们的基本需求,比如属于一个群体的归属感需求;害怕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想要打探和了解情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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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模仿(维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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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模仿影响的范围十分的广,从“你在看啥呢?”这种无足轻重的,到能说明问题的:自杀模仿也称为“维特效应” (Effet Werther)。

“社会心理学家曾从媒体影响的角度研究“自杀模仿”这一现象。当电视台、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宣传和自杀相关的事件后,媒体影响范围内人群的自杀率变化,尤其是报道关于名人自杀或者死亡的事件。研究发现,自杀率可能貌似提高,但若持续跟进调查,则自杀率可能回落,若加入往年的数据,自杀率也可能回落,因此媒体的负性事件报道是否会导致社会自杀率升高有待考证。(例:玛丽莲梦露自杀后的一个月自杀率上升40%)

虽然自杀的传染性或模仿性虽并未被严格证实,但为防范类似行为,少数国家及地区会对自杀新闻予以成文规范。”(引用自维基百科)

除此之外,据研究表明这些自杀具有相似性,其中包括:自杀者的年龄,地理位置和自杀方式。甚至这些自杀者可能通过模仿“名人自杀”的方式让自己与他们建立联系,或者有一种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的错觉。在这里我诚心推荐一篇关于“死亡教育”的文章——《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死亡教育」,但它是比性教育还槽糕的缺失》(点击文章标题查看)。

变色龙效应

一种不由自主的模仿,也叫“变色龙效应”,这是无意识的,被动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转而模仿当前环境中其他人的动作。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由于镜像神经元的作用(英语:mirror neuron):镜像神经元是指动物在执行某个行为以及观察其他个体执行同一行为时都发放冲动的神经元。因而可以说这一神经元“镜像”了其他个体的行为,就如同自己在进行这一行为一样。目前这种神经元已在灵长类、鸟类等动物身上发现。”(引用自维基百科)

这种模仿并不局限于动作,还可以是说话的语气方式,口音,手势和姿势(如跷二郎腿,双手交叉抱胸的动作),面部表情,甚至是情绪和心情。

除此之外,当我们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 会从中获得一种积极的情绪,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或者很有吸引力,认为自己和被模仿者有更亲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们会更愿意与模仿自己的人分享资源,更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也更容易被那些模仿自己的人所说服。(所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模仿能给人际关系带来润滑作用,是一个很有力的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

通过模仿去“控制”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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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还有“控制”他人的作用:就以Albert Bandura的实验为例,他给一些孩子观看“玩偶使用指南”的视频(如上图)——其中的成年人对玩具熊又打又踢,冲着玩具熊吼叫,动作十分暴力。当这些儿童观看完这样的情景之后,实验人员也给他们同样的玩偶,让他们和它玩,于是这些孩子们就模仿着视频中成年人的方式和玩具熊“玩”。由此不仅可以看出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更在深层揭示出了“家庭暴力”或者父母的暴力行为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模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学习,因为当人们在观察到其他人做完这件事的结果(可能得到奖励或者被惩罚)之后,就能在心里有一个判断,从而去做那些可以得到奖励的事,而避免做会受到惩罚的事。

当被模仿人被认为和自己有很多相似性的时候(比如是同性,年龄相仿),或者被认为很有能力,或者是社会阶层比自己高,经验更丰富等等,行为模仿更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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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是什么?

社会认同的根本其实就是借用他人“正确”的行为。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更加常见了:作为游客不知道中午该去巴黎哪个餐厅吃饭,如果两个餐厅一个顾客很多,一个很少,那么我们会很自然地选择人多的;网购的时候会看好评率;在关注一个人之前会看ta的粉丝数;

当我们所面对的情况越陌生,越不确定;当大部分人都作出一个选择;当做选择的人所面临的情况与我们相似,且这些人得到了“成功”的结果,我们就越会运用社会认同的定律。

但是社会认同定律也有出错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将我们的引向危险的境地。就是当所有人都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陌生的,新的环境时,所有人都不了解情况。这就导致了看客效应(在紧急情况下,一个人在有其他人在场时,出手帮助之机会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负相关。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之机会越低。),多数人的无视:曾经有个人在街头做了一个社会实验,让一个男人拉扯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挣扎并且大喊:“他不是我爸爸!救救我!放开我!放开我!”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一起当街绑架,还是只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女孩在和她爸爸闹别扭的家事。于是大部分人都选择了不作为,即使他们被小女孩的呼救声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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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涉及到了我之前讲过的责任分散效应,即大家都觉得会有其他人出手相助的,并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我太忙了,我赶时间……);同时也涉及到很多人害怕帮助他人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比如这里的“父亲”看起来十分强壮)。但后者其实是可以通过法律进行规范和鼓励的,在中国也有一段时间“扶不扶”成为了热点,甚至春晚都用这类事编排了小品。见义勇为反被坑的事情屡屡发生,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好撒马利亚人法》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是给自愿向伤者、病人救助的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使见义勇为者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好撒马利亚人法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如联络有关部门),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德国有法例规定“无视提供协助的责任”是违法的,在必要情况下,公民有义务提供急救,如果善意救助造成损害,则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在德国,必须有紧急救助知识,才能获取证明文件。”(引用自维基百科)

令人庆幸的是,中国在2017年也出台了“好人法”,以此来保护那些见义勇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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