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和宋王心学（一）转

程朱理学和宋王心学（一）

观澜听涛lvi5l3 2017-01-18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将新儒家分为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学派，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释。我的读后感是——程朱理学实际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人的『纪律精神』这一面，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同质性；而陆王心学实际上则是主观唯心主义，代表着古代中国人的『自由主义』这一面，与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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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先来说陆王心学。 心学之总要义——心即理，若用陆象山的话讲，即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若用王阳明的话说，即是“心外无物”。也就是说，陆王心学也讲『理』，但是他们把『理』的全部根据归结起来，解释为『心』！对此，我的解读是:吾心之发生成理——何谓“发”？指觉解，感悟。用王阳明的术语讲，应该是“致良知”“知行合一”。何谓“理”？指天地间一切的道理。——所以，陆王心学的总要义就是:世界上一切道理，包括世界本身，皆源自心的觉解！ 具体怎么理解呢？比如一朵花，王阳明就说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传习录》下，见《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这段流传甚广的语录，将“心生万物”“心在物先”的王学精髓精辟道出，冯友兰就此评论说:王阳明视“宇宙是一个精神实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言外之意，王阳明的世界观取决于心的觉解，是经验的、具体的，理念的、抽象的世界是不为王阳明承认的。对此，我有个解读——人人皆有心，如果一切取决于心的觉解，因为每个人觉解程度不同，所以每个人对世界、对『理』的认知就会有程度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心本身造成的，而是心之觉解的不同程度造成的，所以对世界、对『理』的认知上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是平等的，只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王学门人们常常把“满街都是圣人”挂在嘴边，即便觉解一丁点也是觉解，只要有觉解，自然就是圣人了。由此，我好像发现了陆王心学对『个人主义』和『平等精神』的启蒙意义！这也就是『自由主义』的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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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一说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总要义是——性即理，朱熹就讲道:“天下无性外之物”。这里的“性”，是古代中国学者常用的一个学术专门术语，粗陋的解释一下的话，可以解作现代学术常用语“属性”或者“性质”。冯友兰认为程朱理学是受了新道家之影响的，这一点确实不假。我个人的解读是——《道德经》中的『德』实际就是新儒家讲的『性』，『道』实际就是新儒家讲的『理』，大概是儒家学者们为了与道家区别开来，故意拈出了“性”“理”这两个字来代替“德”和“道”。『道』『理』都代表着一，『德』『性』都代表着多，一和多的关系，若用现代术语表达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人常用词语里就有“德性”和“道理”，这实在是中国人哲学本质的体现——中国人没宗教信仰，因为中国人在本质上都是哲学的（冯友兰的观点）。 话题扯远了，我还是继续来说说“性即理”。如果把“性”解释为“属性”或者“性质”无甚不妥的话，那么“性即理”的“性”便已然彰示出一种理念抽象意味来。我们现代人在使用“属性”或者“性质”一词的时候，必然是指向对事物的抽象思考层次的而不是指向对事物的具体描述层次的。比如一个桌子，它或方或圆，或红色或裸色，这都是具体描述，但若我们称之为餐桌或者课桌、工作台之类，那么就这是对其分类属性的抽象思考了。程朱理学所讲的“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抽象思考结果——是对宇宙万物的抽象思考的结果。只这一点已经表明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根本不同，陆王心学对『理』的发现和觉解停留在具体世界层面，而程朱理学对『理』的认知则超出具体世界而进入到了抽象世界里。按冯友兰的梳理，这种『超世』之『理』的发现和觉解，先是由先秦名家发展出“超乎形象”的“名理”，将之贡献给道家，成为“道”（道本身是十分抽象的，我们读《道德经》很吃力就是个明显例证），进而又被邵雍、程颐、朱熹他们吸收转化成了『理』。
具体怎么理解呢？朱熹说:“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又说:“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朱熹跟王阳明截然不同，王阳明是认为心在物先的，而朱熹则认为理在物先，他说道:“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物也”，更说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这就好比说，引力波自有引力波之理，但未必就有引力波这个具体物现实存在着。懂得道理是一回事，运用道理去造物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现实中没有发现引力波这个物，就否定引力波之理的存在！这般抽象的去理解世界万物，就等于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视界上面来理解世界，凸显了一种客观主义精神。甚至有时读朱熹的一些论述会有一种错觉——朱熹就像个理论物理学家。但他终究不是理论物理学家，对此我会在下文中具体阐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除此之外，程朱理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气”或者“气禀”，这个概念是用来解决一和多的关系的。宇宙之中，唯有『理』是永恒的，这个『理』是抽象的一，但是世间万物多种多样该怎么解释呢？这实际就是在讨论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但是程朱理学不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这一对术语，而是在『理』之外发现了『气』！“气”，若用现代概念粗陋解释下的话，我想应该解为“物质材料”，对应的，“理”就可解释成“客观规律”。朱熹对此论道:“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十分客观的，而“气则能凝结造造作”。冯友兰打比方道:有动之理，气一旦禀受了动之理，就会生成阳；有静之理，气一旦禀受了静之理，就会生成阴。阴阳结合，万物生焉！举个现代例子来说吧，比如煤炭、钻石、砚台，都是碳分子构成的，这里的“分子”如果让朱熹来命名就是『气』而不是分子，碳的分子结构方程式可以有好几种，不同方程式结构会造就不同的实体物，有的形成了煤炭，有的形成了钻石，有的形成了砚台，这里的结构方程式如果让朱熹命名的话，就是『理』。方程式是规律性的，客观的，代表着一，而煤炭、钻石、砚台是多种多样的，代表着多。程朱理学在没有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独立发展出了一套解决“一和多关系”的“气禀”理论。 从以上对程朱理学的阐释中，我们发现了程朱理学的“客观精神”气质，这与陆王心学的主观之心是截然不同的。同一朵花，王阳明会说:无心则无花，心觉才有花。而朱熹就会说:必有此花之理在，然后此花禀受了此花之理，于是即有了此花（但对于“此花之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朱熹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所以他就免去不谈了，估计也没人这么问他；如果有人问他，我想他大概会运用类比的方法回答说:竹椅有竹椅之理，阶砖有砖之理，故花亦有花之理）。王阳明讲究“致良知”“知行合一”以求心的觉解，而朱熹则不然，朱熹讲究“格物致知”以“修身养性”，因为『理』永恒地先于物存在宇宙之中，那么人之心就只能仿佛一面镜子那样去反映客观存在的『理』，所谓修身养性，也就是不断的努力擦拭人之心这面镜子，尽量使之净洁明亮，好把全部的『理』反映出来。 程朱理学的理在物先的观点，将『理』塑造成了一个客观的绝对权威，恰恰有如陆王心学的心在物先的观点将『心』塑造成了一个主观的绝对权威一样。所以，“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理学家们推崇的信条！由于这永恒的、先在的『理』的绝对权威的规制，所以中国人在此理论影响下逐渐养成了深刻的『纪律精神』，这种『纪律精神』以千年来一脉传承下来的“祠堂权威”或者说“宗法权威”为具体的社会载体形式，与中国帝制王朝政治上追求的“国泰民安”理想有效的无缝连接，互相支撑，延绵不断，于是程朱理学最终成了皇帝认可的意识形态理论，得到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