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对于翻译的认知中，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然而就关于翻译二字，中国就有无数的翻译学者对其出现的年份、概念变化等作出详细的研究。翻译不只是语种间的转换，其中包含的历史意义、人文价值、知识范围等，比大部人人的认知都更为广泛。从古罗马时代对希腊典籍的翻译，到圣经在西方各国的翻译，再到以语言学为核心的翻译研究到突出翻译的功能、目的和文化，不管是国内外的翻译界，都涌现出众多的翻译学家。
从国内的严复、鲁迅、傅雷，到国外的尤金·A·奈达、伯顿·沃森、道格拉斯·罗宾逊，所提出的翻译理论对当今的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尤金·A·奈达，其师从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曾经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是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一生执着于对《圣经》的翻译和学术研究，在实际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动态对等”，其核心也就是“功能对等”，指的是在翻译时不追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是在两种语言间形成功能上的对等。
尤金·A·奈达在这一理论中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也就是说翻译不只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传递表层文字信息的同时，还要翻译出其蕴含的深层的文化信息，能够达到“贴切而自然”的水平。在“动态对等”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词汇对等、 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
其中，词汇对等，是指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目的语之中可以找到对应的意义；句法对等，是译者不仅要清楚目的语言有没有此种结构，还要明白此种结构的使用频率；篇章对等，是在进行语篇分析是不能只分析语言本身，还要了解语言在不同的特定的语境下所体现的意义和功能；文体对等，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把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特征，并且在熟练使用的情况下，译者才可以创作出体现源语真实风格的翻译作品。
在以上的四个方面中，尤金·A·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因为过分的追求形式可能掩盖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组织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因此为避免文化内涵的消失和消除文化差异的隔阂，其提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能够体现原文的文化特色。但不可忽视的是，不同的语种背后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尽管文化中有所相似但却不会完全的相同，此外作者与译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等，使得译者不能完全的理解原文中的内涵和观念。
其次，在意义和文化不可兼得之时，译者需要舍弃形式对等，通过改变原文形式使得译文达到在现原文语义和内涵的目的。例如在对“white as snow”进行翻译时，可以成为中文字面上的“白如雪”，但在中国南方不下雪的地区，人们对于雪没有概念，此时就可以通过改变词汇来消除文化差异，比如翻译成为“白如白鹭毛”等，其有概念的物品或事物。
最后，在改变形式的基础上还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采用“重创”来解决，从而达到意义上的对等，也就是将源语的文化内涵用译语词汇进行说明，从而使读者能够更清晰直白的了解译文。
但尤金·A·奈达提出的“贴切而自然”就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在翻译时做到自然？因为不同语种之间具有不同的语法结构、思维习惯，以及文化内涵等，与中文体系截然不同，翻译过后肯定带有或多或少的外来痕迹，按照“贴切而自然”的说法，其与钱钟书所提出的“化境”没有本质区别，尽管尤金·A·奈达也提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但解决方法还是归化进入译文的文化体系中，而不是保留原文作者国家的文化。
所以尽管尤金·A·奈达创立现代翻译学，也将翻译研究拉入语言科学的研究体系中，让翻译成为一门科学，但其提出的“动态对等”、“贴切而自然”依旧存在问题，就是会导致自我创作式的水平极低的劣质翻译横行，幸好之后彼得·纽马克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概念，才将尤金·A·奈达的错误拉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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