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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2017
AI复兴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
人脸识别，这几乎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机器视觉技术，是人工智能大家庭中的重要分支。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程序对人脸识别的准确率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平均水平。
广义上的机器视觉既包括人脸识别，也包括图像、视频中的各种物体识别、场景识别、地点识别乃至语义理解。所有这些智能算法目前都可以在普通手机应用中找到。
搜索引擎是诞生于20世纪的一项互联网核心技术。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于1996年提出的Page Rank算法大幅提升了搜索引擎结果排序的准确性。
从2011年起，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复兴和谷歌大脑（Google Brain）项目的成功建设，谷歌搜索引擎使用的网页排序算法越来越依赖于深度学习技术，网页结果的相关性和准确度也由此得到了大幅提高。
自动驾驶是最能激起普通人好奇心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之一。
由计算机算法自动驾驭的汽车、飞机、宇宙飞船曾是绝大多数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未来元素。
谷歌的自动驾驶技术在过去若干年里始终处在领先地位，在2016年年底，谷歌自动驾驶团队独立出来，成立了Waymo公司
其实早在2014年下半年，特斯拉就开始在销售电动汽车的同时，向车主提供可选配的名为Autopilot的辅助驾驶软件，虽然只是半自动的，这些基本技术思路与谷歌的自动驾驶是异曲同工的。
今天，在亚马逊这种电子商务巨头的库房里，在沃尔玛的仓储中心，成千上万的机器人正代替人类完成繁重的商品摆放、整理，快速出库、入库等操作。
2012年，亚马逊收购了一家名为Kiva的公司，收购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设计、制造仓储机器人的能力。
这些机器人不仅比人类仓库管理员工作得更快、更有效率，而且在空间占用上也比人类更为节省。
使用了机器人的仓储中心比普通仓储中心可以多存放50%的货物，运营成本也由此降低了20%。
快递方面如谷歌、亚马逊、DHL等从几年前就开始尝试用智能无人机完成快递流程的“最后一英里”。
无人货运小车如比萨饼连锁店达美乐就在尝试用小车形状的机器人上门送比萨。
教育机器人如初创公司奇幻工房（WonderWorkshop）推出的名为达奇（Dash）和达达（Dot）的两个小机器人，它们可以帮助5岁以上的孩子学习编程，开发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这一次人工智能复兴的最大特点是，AI在语音识别、机器视觉、数据挖掘等多个领域走进了业界的真实应用场景，与商业模式紧密结合，开始在产业界发挥出真正的价值。
深度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
三次AI热潮
1962年，IBM的阿瑟·萨缪尔开发的西洋跳棋程序战胜一位盲人跳棋高手。
1997年，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
2016年，DeepMind的AlphaGo战胜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李世石。
从2006年开始，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成熟，加上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大幅增长，还有互联网时代积累起来的海量数据财富，人工智能开始了一段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复兴之路。
例如，2012年到2015年，在代表计算机智能图像识别最前沿发展水平的Image Net竞赛（ILSVRC）中，参赛的人工智能算法在识别准确率上突飞猛进。
2014年，在识别图片中的人、动物、车辆或其他常见对象时，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程序超过了普通人类的肉眼识别准确率。
我觉得，和前两次AI热潮相比，这一次人工智能复兴的最大特点，就是AI在多个相关领域表现出可以被普通人认可的性能或效率，并因此被成熟的商业模式接受，开始在产业界发挥出真正的价值。
我们说“人工智能来了”，其实是说，人工智能或深度学习真的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了。在机器视觉、语音识别、数据挖掘、自动驾驶等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接连突破了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阈值，并第一次在产业层面“落地”，发挥并创造出真正的价值。
科技发展瞬息万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和代表性的技术方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所代表的PC时代的创业者们，缔造出微软、苹果等科技神话。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5年前后，谷歌、Facebook、腾讯、阿里、百度等科技巨头以及后生可畏的优步、Snapchat、美团、滴滴、小米等新兴独角兽公司，先后在互联网领域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引领科技大潮。
错过了PC时代的创业者，要在2010年前后去创立一家与联想、惠普、戴尔竞争的PC公司，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错过了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家，要在今天去打造一个世界级的通用搜索引擎，就更没有任何可行性。
今天的主角是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尚未平息，人工智能的创投就已经进入了让创业者无比兴奋的上升期。只有顺应潮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创业才最有可能成功。
深度学习三巨头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扬·勒丘恩（Yann LeCun）。
三巨头中，杰弗里·辛顿最年长，在深度学习领域，辛顿的贡献是开创性的。
他最先把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用于多层神经网络，还发明了玻尔兹曼机（Boltzmann machine），这些成果直接导致深度学习的实用化。
现在，杰弗里·辛顿一半时间在多伦多大学教书，一半时间在谷歌建设著名的谷歌大脑。
1987年，扬·勒丘恩在巴黎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就到多伦多大学师从杰弗里·辛顿教授做博士后研究。
1988年，扬·勒丘恩加入AT&T贝尔实验室。在那里，他发展了机器视觉领域最有效的深度学习算法——卷积神经网络（CNN），并将其用于手写识别和OCR。
2013年，扬·勒丘恩加入Facebook，领导Facebook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约书亚·本吉奥在麦吉尔大学（Mc Gill University）获得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
1992年，约书亚·本吉奥加入AT&T贝尔实验室。在那里，他遇见了扬·勒丘恩，两位“巨头”一起从事深度学习的研究。
1993年起，约书亚·本吉奥在蒙特利尔大学任教。
约书亚·本吉奥的许多项研究成果对深度学习的复兴意义重大，例如，他在自然语言处理的方向上建树颇多，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近年来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方向的发展。
三巨头经常一起出席学术会议，一起推动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2015年5月，三人联名在《自然》杂志发表的名为《深度学习》的综述文章，成为人工智能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如果整个人类大约6000年的文明史被浓缩到一天也就是24小时，我们看到的将是怎样一种图景？
·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古代中国人在凌晨时分先后发明了文字；
·20点前后，中国北宋的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蒸汽机大约在22：30被欧洲人发明出来；
·23：15，人类学会了使用电力；
·23：43，人类发明了通用电子计算机；
·23：54，人类开始使用互联网；
·23：57，人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一天里的最后10秒钟，谷歌Alpha Go宣布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这就是技术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加速度趋势
霍金对AI的忧虑
作为地球上少数有能力用数学公式精确描述和推导宇宙运行奥秘的人之一，霍金的宇宙观和科技史观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霍金并不否认，当代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许多行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所真正忧虑的，是机器与人在进化速度上的不对等性。
霍金说：“人工智能可以在自身基础上进化，可以一直保持加速度的趋势，不断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我们的生物进化速度相当有限，无法与之竞争，终将被淘汰。”
AI时代
自动驾驶
自从谷歌正式对外宣布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以来，自动驾驶行业已呈现出整体布局、多元配置、多角度切入的格局，5到10年后可具备千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规模的庞大产业生态已具雏形。
自动驾驶的普及对产业结构、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极其深远。
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30年时，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将为现有的汽车工业带来约30%的新增产值，这部分销售额包括受益于自动驾驶技术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共享汽车经济，因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而发展起来的车上数据服务，如应用程序、导航服务、娱乐服务、远程服务、软件升级等。
今天全球汽车工业的整车销售总额大约是2.7万亿美元，售后服务销售额大约是7200亿美元，共享经济等新兴业务的销售额只有约300亿美元。而到了2030年时，前两项业务的销售额将稳步增长，而由自动驾驶技术驱动的新兴业务的销售额将大幅增长到1.5万亿美元，成为刺激汽车工业增长的最大因素。
在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时代里，谷歌在自动驾驶领域最早投入研发力量，最早获得技术突破，在过去的数年间完成了累计里程最长的高级别无人驾驶道路测试。
2009年，谷歌基于塞巴斯蒂安·特龙的团队正式创建了自动驾驶汽车项目。这个项目最早在谷歌内部被命名为“chauffeur”。
2010年，美国公众已开始注意到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存在。
2012年，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取得了超过30万英里的公路行驶经验。截止到2016年，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实际测试里程已经超过200万英里。
2014年，一辆崭新的、长着可爱的卡通版身躯的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在著名的谷歌X实验室问世。这辆汽车除了萌萌的造型之外，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辆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没有方向盘，没有油门，没有刹车踏板！乘客只要上车，说出自己要抵达的目的地，就可以享受世界上第一辆完全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汽车的周到服务了。
2016年12月，谷歌宣布，自动驾驶团队正式分离出来，成立了一家名叫Waymo的新公司。这一举措意味着谷歌自动驾驶汽车正式走向商业化的开始。
自动驾驶的级别
智慧金融
雇用大量交易员在集中场所进行资产交易的方式，正在从我们这个地球上消失。
人类交易员大量被机器算法所取代，这只是人工智能正在智慧金融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都已经并正在发生着用人工智能改进现有流程，提高业务效率，大幅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巨大变革。
2017年，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大通开发了一款金融合同解析软件COIN，已经上线半年多。经测试，原先律师和贷款人员每年累计需要36万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COIN只需几秒就能完成。而且，COIN不仅在“工作”时错误率低，还不用放假。
据高盛集团2016年1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金融行业，“保守估计，到2025年时，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节省成本和带来新的盈利机会创造大约每年340亿～430亿美元的价值，这一数字因为相关技术对数据利用和执行效率的提升，还具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近年来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深度学习算法的成功应用和大数据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判断人工智能技术能在哪个行业最先引起革命性的变革，除了要看这个行业对自动化、智能化的内在需求外，主要还要看这个行业内的数据积累、数据流转、数据存储和数据更新是不是达到了深度学习算法对大数据的要求。
放眼各垂直领域，金融行业可以说是全球大数据积累最好的行业。
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本来就是基于大规模数据开展的，这些行业很早就开始了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并极度重视数据本身的规范化、数据采集的自动化、数据存储的集中化、数据共享的平台化。以银行为例，国内大中型银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规划、设计、建造和部署银行内部的大数据处理流程。经过20多年的建设，几乎所有主要银行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为即将到来的智能应用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需求层面，金融行业有着各垂直领域里最迫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而基于深度学习的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好可以满足这些需要。
智慧生活
顺着自然语言理解的方向，我们可以发挥想象。
今天的微软小冰、苹果Siri等对话机器人，还远远不能达到“聪明”的程度，因为它们无法深入理解人类语言的含义。一旦自然语言理解的方向上有了突破，这些对话程序将一跃成为每个人每天都想聊上几句的好伙伴、好帮手。
那时候，不只是手机会和人智能对话，我们每个家庭里的每一件家用电器，都会拥有足够强大的对话功能。
亚马逊公司于2015年开始销售的Echo智能音箱，就是这个应用方向的一次成功尝试。
它的听音模块做了特殊的技术处理，可以在绝大多数室内家居环境下，清楚地分辨出用户发出的语音指令，甚至当用户距离音箱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还没有达到人类心理预期的时候，亚马逊Echo做了一个十分明智的设定：它只擅长和用户聊某几类很具体的话题，比如，音乐播放相关的话题，天气相关的话题，设置时钟或提醒，等等。这样一来，因为限定了对话场景，亚马逊Echo对人的语音指令的识别准确率就可以大幅度提升。而且，在只谈音乐的情况下，很多用户都认为，亚马逊Echo表现得足够“聪明”。
更为重要的是，亚马逊Echo音箱只是亚马逊的智能会话系统与用户交流的一个终端。实际上，用户对Echo说的话，都会被上传到亚马逊的Alexa服务进行解析。这样一来，亚马逊的Alexa服务就有能力收集到越来越多的真实用户交互样本。基于这种方式，亚马逊很快就可以建立起非常庞大的用户交互行为数据集，在这个数据集的基础上，用机器学习算法不断迭代，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和亚马逊类似，中国的家用电器厂商也在积极为各自的电器引入智能功能。
例如，小米公司旗下的一系列智能家电，都在智能功能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尝试。
大疆无人机的团队也在积极储备人工智能人才，为无人机配上智能避障、智能拍照等功能。
创新工场投资的小鱼在家智能家庭助手，就拥有通过人脸、动作和声音识别，自动捕捉并录制孩子在家活动画面的有趣功能。
2017年1月，小鱼在家还和百度一起发布了基于百度自然语言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Duer OS的新产品。
亚马逊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尝试不止于此，2016年年底，亚马逊宣布了一个几乎震惊整个科技界的大新闻：亚马逊开办了一家不用排队、不用结账、拿了东西就可以走人的小超市，名字叫亚马逊Go！
从机器翻译到智能家电，再到智能超市，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才刚刚开始。
艺术创作
目前的人工智能擅长从大量数据中发现规律，帮助人类完成那些人类只需要简单思考就能做出决策的重复性工作。
而人类相比人工智能的一个优势是人类有情感、明善恶、懂美丑，更擅长从事对创造性要求很高的文艺类工作。
但这只是从普遍规律的角度来区分机器与人的最大不同。
在一些特定的案例中，其实机器也可以用非常有趣的方式，完成某些足以令人类刮目相看的“艺术创作”。
基于深度学习的“风格迁移”技术，可以为计算机绘画或计算机修图软件带来许多难以置信的功能。
除了绘画、修图，人工智能算法还可以模仿人的笔迹创作书法作品。2017年春节前夕，阿里巴巴在公司的西溪园区，展示了一个能够自动创作春联的机器人——阿里云人工智能ET。
这部阿里云人工智能ET可不简单，它不但会根据之前学习的书法风格现场挥毫泼墨，而且它写出来的春联内容，也是由人工智能算法根据人类体验者的具体要求，现场创作出来的。
人工智能算法会画画，能作曲，懂书法，能填词赋诗，还会写春联。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工智能和人一样有意识、有创造力、有情感、有思想了呢？
不是。
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清楚，这些所谓的“艺术创作”，离人类作家和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还相距甚远。
人类艺术或者紧密结合人类的真情实感，或者深刻反映历史积淀的厚重久远，或者清晰折射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或者自由发挥艺术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算法的“艺术创作”，只是在大量学习人类作品的基础上，对人类某种特定创作风格的简单模仿。
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人工智能将改变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现有工作方式、商业模式，以及相关的经济结构。那么，人类应当如何应对？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避免人类大批失业、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局面呢？
过去几千年里，人类在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做的诸多变革，其实大多数都是为了让这个金字塔结构工作起来更高效。
人工智能到来后，假如50%以上的简单、重复性工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类过去数千年来分工协作的金字塔结构会不会变得不再稳定？
这涉及到了三个问题：
1、金字塔底层原本从事简单工作的人，如果都涌向金字塔中部甚至塔顶，试图去尝试艺术创作、决策分析、领导管理等工作，金字塔会不会就此坍塌？
2、在金字塔结构中分工协作的人，本来是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上升通道的。比如，在公司里，一个高层管理者通常需要从底层实际工作做起，通过学习和锻炼慢慢承担起中层管理工作，再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最终走上高层管理岗位。如果底层工作都由机器来完成，人们是不是就缺少了向上发展所必需的实际锻炼机会？
3、如果未来失去工作的人，都必须从简单工作转换为相对复杂的脑力劳动，那么，他们要学习的知识体系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庞大的架构。那些中年失去工作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怎么可能重新开始一次困难、长期的学习深造？
例如，在微软公司，人们常年习惯于逐层汇报、逐级管理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这根本上是源于微软的主业是Office、Windows等商用软件包的开发与销售，这类任务特别适合被层层拆解后，由一个金字塔型的执行体系逐层细化，按任务、子任务、功能、模块、代码单元等由大到小的层级进行开发。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由少数精英人才带领一大批相对平庸的工程师，准确地执行公司上层的战略部署，完成产品开发工作。微软公司这种管理机制最符合传统金字塔模型的要求，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的冲击可能也最大。一旦相对平庸的人才的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所代替，那么，整个管理结构就会失衡，公司会面临大规模裁员的风险。
反之，谷歌公司因为从初创时起，就专注于灵活、多变的互联网服务产品的研发，谷歌内部的技术团队大多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型，整个产品开发团队由无数个三五人、最多九人的微型团队单元组成，可以根据市场变化或资源调配的需要，随时灵活变更项目组结构，灵活调配资源。在谷歌，大多数技术管理者同时也是软件开发者，不但做分析、决策，也实际动手写代码，而许多实际写代码的工程师也会花时间参与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决策。与微软对人才的要求不同，谷歌公司总是强调，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人都需要是最优秀的精英人才，这样，谷歌在需要做任何技术或商业转型时，都很容易重新安排工作的分配方式，因为优秀的人才总能快速学会另一项技能，或快速适应新的岗位。这一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的冲击会很小。
不难预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类似谷歌公司这样，可以灵活配置资源、灵活转换方向的管理体系会越来越受到公司领导者的青睐。
很显然，在上述挑战面前，人类的教育体制需要重启。整个教育体制应更多地关注素质教育和高端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和尝试各种更复杂，或更需要人类创造力的工作种类，培养更多的博学之才、专深之才、文艺人才、领导人才。同时，职业教育则应及时关注那些涉及人机协作的新技能、新工作，并大力拓展服务业相关的人才培训。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教育父母，让他们不要再期望孩子寻找“安稳”的工作，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安稳”意味着简单、重复，“安稳”的工作早晚都会被机器取代。我们要帮助下一代做最智慧的选择，选择那些相对不容易被淘汰，或者可以与机器协同完成任务的工作。
只有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断培养出适应新的金字塔模型，可随着社会结构调整需要，快速灵活完成不同类型工作，发挥人类创造力的人才，人类才不必终日担心被人工智能取代。
有更好的人才，才有更好的未来。
用开放的心态迎接新时代。
眼光长远的人已经在积极寻找答案，而不是被动接受变革。
李飞飞提出，人类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增强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多样性。
这是基于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理由关乎经济和劳动力，人工智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技术，会影响到每个人，我们需要更多人力开发出更好的技术；第二个理由关乎创造力和创新，很多研究都显示出，当拥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人共同合作时，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和更具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理由关乎社会正义和道德价值，当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他们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人类的技术也会有更加多样性的思考。”
李飞飞敏锐地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当拥有多样化背景、多种价值观、对未来有不同诉求的人一起参与人工智能的研发与普及时，我们最容易得到一个趋近完美的平衡点，找到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同工作、生活、生存的多样化解决方案，避免被偏见所左右。
科幻作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女士则从更加文艺的角度，解读了人工智能为人类回归“个性化”所提供的时代契机。
郝景芳说：“在未来，工厂机器流水线留给机器人，人会以更加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与流水线竞争。人的独特性会体现出来：思考、创造、沟通、情感交流；人与人的依恋、归属感和协作精神；好奇、热情、志同道合的驱动力。根本不是计算能力和文书处理能力，而是人的综合感悟和对世界的想象力，才是人和机器人最大的差别和竞争力。创造者的个性化才是产品的价值所在。”
只有人的精神个性，才是人工智能时代里人类的真正价值。只有用开放的心态，创造性地迎接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同工作的新世界，才能真正成为未来的主人。
AI尽管存在潜在威胁，但这就像人类站在一道刚刚开启的大门面前，门外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新世界，既流光溢彩又暗藏危机。
勇敢者必会脚踏实地，正视问题，大胆实践。
因为大门外面，是人类真正的未来。
迎接AI
创业大潮里，有的创业者脱颖而出，有的创业者负重前行。
雷军创立小米的传奇让“风口论”深入人心——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有人说，这是绝对的机会主义。但在创业的时代大潮中，是否符合科技大趋势的确是决定创业成败的第一要素。
同样生于1955年的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在竞争桌面电脑时代的王者地位时，两个人都才20岁出头，他们都年轻气盛，也都有着傲人的天资。但设想一下，如果盖茨和乔布斯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投入互联网创业（我这个假设并不是异想天开，因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互联网已经开始连接几所美国大学并开展实验运行），那他们恐怕连足够支持创业的投资都拉不到。
生于1964年的杰夫·贝索斯在1994年创立亚马逊，生于1968年的杨致远同样在1994年创立雅虎。1994年，那时互联网刚刚开始在欧美普及，欧美之外很多地方的电脑用户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贝索斯和杨致远在30岁上下的年纪，抓住了互联网萌芽、兴起的最好时期，用他们的创业天分，为互联网时代打下了带有个人特色的烙印。
生于1983年的凯文·斯特罗姆（Kevin Systrom）和生于1990年的伊万·斯皮格（Evan Spiegel）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创业明星的代表。无论是凯文·斯特罗姆在2010年创立的图像社区Instragram，还是伊万·斯皮格在2011年创立的社交工具Snapchat，他们这种类型的创业必须依附于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硬是要去创立一个新的PC机品牌，与戴尔、联想、惠普竞争，那无论他们俩的个人天赋怎样，创业都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同样地，在中国，李彦宏创立百度、张朝阳创立搜狐，他们都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普及的“红利期”，而马化腾、马云则分别在正确的时机站到了社交工具与电子商务的潮头。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科技产业尤其异彩纷呈。前两年一场O2O浪潮，就如大浪淘沙一般，数以千计的初创公司昙花一现，但美团、滴滴等明星公司也脱颖而出。
那么，今天呢？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大格局来临的前夕，世界各国都加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布局，支持和鼓励人工智能方向的创业。
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几乎与世界同步。根据《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的统计：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与欧洲投资较为密集，数量较多，其次为中国、印度、以色列。美国共获得3450多笔投资，位列全球第一；英国获得274笔投资，位列第二；中国则以146笔投资位列第三。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为2905家，全球第一。仅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大洛杉矶地区两地的企业数量即达到1155家，占全球的19.13%。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虽不及美国，但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也集中了一批高质量的人工智能团队。北京、上海、深圳的AI企业数量占全球总数的7.4%，在东亚地区位列前三。其中，北京的AI企业就有242家。
AI时代，最大“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本身。
要做一飞冲天的创业英雄，就一定要看准科技大势，选择最正确的时机做最正确的事。
AI创业的五大基石
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之所以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潜力，就是因为它们的业务，比如搜索和广告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的系统，系统内部就可以自动完成数据收集、标注、训练、反馈的全过程。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六大挑战
1、前沿科研与产业实践尚未紧密衔接
2、人才缺口巨大，人才结构失衡
3、数据隐私、数据安全对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跨行业、跨领域的大数据模型提出了政策、法规与监管方面的要求
4、可复用和标准化的技术框架、平台、工具、服务尚未成熟
5、超前发展、盲目投资
6、创业难度相对较高，早期创业团队需要更多支持
AI时代的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性的、仅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技能，几乎一定可以由机器来完成；反之，那些最能体现人的综合素质的技能，例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合分析、决策能力，对于艺术和文化的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由生活经验及文化熏陶产生的直觉、常识，基于人自身的情感（爱、恨、热情、冷漠等）与他人互动的能力……这些是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最值得培养、学习的技能。
其实，与其讨论让孩子学什么，不如先讨论孩子该如何学。学习方法远比学什么内容更重要。尤其是在人机相互协作、各自发挥特长的时代里，填鸭式、机械式的学习只能把人教成机器，让孩子丧失人类独有的价值。
关注启发式教育，培养创造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被动的、接受命令式的工作大部分都可以由机器来替代。人的价值更多会体现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启发式教育在此非常重要。死记硬背和条条框框只会“堵死”学生灵感和创意的源头。
学习要追随兴趣：通常来说，兴趣就是那些比较有深度的东西，所以只要追随兴趣，就更有可能找到一个不容易被机器替代掉的工作。
比如，同样是学习计算机科学，今天许多人满足于学习一种编程语言（比如Java）并掌握一种特定编程技能（比如开发Android应用），这样的积累在未来几乎一定会变得价值有限，因为未来大多数简单的、逻辑类似的代码一定可以由机器自己来编写。
人类工程师只有去专注计算机、人工智能、程序设计的思想本质，学习如何创造性地设计下一代人工智能系统，或者指导人工智能系统编写更复杂、更有创造力的软件，才可以在未来成为人机协作模式里的“人类代表”。
未来的生产制造行业将是机器人、智能流水线的天下。人类再去学习基本的零件制造、产品组装等技能，显然不会有太大的用处。这个方面，人类的特长在于系统设计和质量管控，只有学习更高层次的知识，才能真正体现出人类的价值。这就像今天的建筑行业，最有价值的显然是决定建筑整体风格的建筑师以及管理整体施工方案的工程总监。他们所具备的这些能够体现人类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决断力、系统分析能力的技能，是未来最不容易“过时”的知识。
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系统将大幅解放生产力，极大地丰富每个人可以享有的社会财富。而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参与，人类可以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拥有大量的休闲时间。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对文化、娱乐的追求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未来的文娱产业，总体规模将是今天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那么，学习文艺创作技巧，用人类独有的智慧、丰富的情感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解读去创作文娱内容，显然是未来人类证明自己价值的最好方式之一。当绝大多数人每天花6个小时或更多时间去体验最新的虚拟现实游戏、看最好的沉浸式虚拟现实电影、在虚拟音乐厅里听大师演奏最浪漫的乐曲、阅读最能感动人的诗歌和小说……作家、音乐家、电影导演和编剧、游戏设计师等，一定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明星职业。
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在AI时代里，只会在某个狭窄领域从事简单工作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与AI的效率和成本相比，必然会被机器所取代。如果不想在AI时代失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如果不想成为“无用”的人，唯有从现在开始，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拥抱人类的独特价值，成为在情感、性格、素养上都更加全面的人。
此外，人生在世，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我们所能知、能见、能感的实在是太有限了。AI时代，我们可以更多地借助机器和互联网的力量，更好地感知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体验人生的诸多可能——这样才不枉我们短暂的生命在浩瀚宇宙中如流星般走过的这一程。
《世界因你不同》2009
对过去的思考
价值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留下多少。
只有 follow my heart(追随我心)的选择，才能激发起身体里最大的潜能。
纸上谈兵的理论创新是无用的，做产品必须与实际相互结合，要做有用的创新。
每一次放弃与选择，都是“舍”与“得”的对应。但人们只有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做到“舍弃”，才可能让自己全力以赴，到达心中的下一个“理想国”。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次选择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随之对应的，是作出选择时需要的勇气越来越多。我相信，根据一般人的经验，一定时间之后，年龄与勇气的增长就成了反比。
怎样才能拥有选择的智慧？
我的答案就是，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向人生更远的方向看去，而不是被眼前的喧嚣所迷惑。
正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劝慰年轻人的那样，“不要被信条所惑，盲从信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家庭教育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在新的世纪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
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勇于选择，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美国教育
那时候，台湾的教育还是八股式的，严厉、死板、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大学联考是所有学生心头的一块石头，颇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悲壮。
哥哥看到这样的情景，觉得应该让我早点去美国读书，从这种没有人性的教育枷锁中解脱出来。而且，早一天去美国，早一天感受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就能早一天从西式教育中受益。
在圣玛丽中学的祷告，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宗教的力量，它涤荡我的心灵，让我感觉到宽容、仁爱。
对于一种语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有深刻的了解。
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只有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的内核。
在学校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这里的教育宽松、自由，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和台湾式教育的死板、压抑相比，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习更为轻松、快乐。
在台湾，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每天早上醒来，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以及严格的考试。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它在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
到了美国，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而是尽量要求我们去理解。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老师都有针对性地鼓励。
在中国，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尊的过程中，对考试、排名不那么看重，而是看重个人的特点。
曾经有个记者写自己的儿子进美国学校的感受，“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中每天得到锻炼的。这样的教育的差别就是：(1)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正确答案；(2)经过参与和实践真正理解；(3)团队合作，避免零和思维。
美国的教育和学习方法所注重的准则是：自由、独立、自主学习、重视理解、重视实用。老师重视学生发表的意见，甚至鼓励学生反驳老师。
美国教育中一个基本思想是：教育不是死的，不是让学生去把握一系列静态的知识，而是教学生通过理解、思考、创新，来继续增进对知识的理解，然后再进一步去发展新的知识。这样的教育形式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更能够将优秀人才的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也更适合 21 世纪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
虽然有一些缺点，美式教育仍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和学习方式之一。它鼓励学生自我选择，按照兴趣发展，让一个人发挥最大的激情，去选择自己的爱好。这样，学习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像是去做自己热爱的事业。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很多孩子才能插上想象的翅膀，让学习变成一种自由自在的翱翔。
出版了校刊，这一次成功的经验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收获了信心，收获了信任，让我们的头脑里经常充满了奇思妙想。美国式的教育，鼓励创新、鼓励动手、鼓励创意的结果，潜移默化地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了。
1977 年 ， 我 第 一 次 参 与 了 美 国 JuniorAchievement(JA)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课程。学生将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一个学生公司，发售股票，召开股东会，竞选管理者，生产和销售产品，财务登记，开展评估，清算公司。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学习商业运行的方式，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它所带来的效益。
1978 年，火热的激情又开始在我心中燃烧，在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Corporation)的赞助之下，我决定第二次参与 JA 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而这一次，与众不同的是，我站出来竞选总裁。在我慷慨激昂的演讲中，我结合上一次的切肤之痛，表示“自己的产品一定要有新的创意，而不是等着顾客，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们以施舍的心情来购买，而是带着激动的眼神、惊喜的心情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1979 年年中，我已经对建立公司的整个程序了如指掌，我第一次像模像样地撰写了公司的财务报告，不但包括《收人报告》(statement of earning)、《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还有《清算报告》(1iquidation report)，我第一次知道了公司的运转需要现金流的顺畅，我们知道批发商对于付账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们需要 30 天才给我们结账。我也第一次知道，当我们把商品销售到田纳西州以外的公司时，田纳西州的税率是不适用的。
人生有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如你所愿，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某种决定的时候，就要学会随遇而安。
在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年，我从必修的人文课程中收获了让人一生受益的知识。它沉淀在我的身体里，成为思想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此后人生的关键时刻，它都会灵光一现，帮助我度过或孤独或困惑的日子。多年以后，我才参透，哥大通才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哥大的音乐课程，使我培养了一种滋养心灵的习惯，从此之后，对音乐的爱，就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是工作中愁云惨雾的日子，还是商业竞争中剑拔弩张的时刻，音乐都成为我舒缓心灵的一剂良方。
美 国 教 育 家 斯 金 纳(B．F．Skinner)说：“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
他所说的正是自修之道，也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传授人文知识的一般都是大师级的教授，他们用开放的思维指导学生，强调学生 criticalthinking(批判式思考)的能力。
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样的快乐和美好。
人们离开大学，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是回首很多事情时，现今一切的快乐似乎都无法取代当时那种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么的年轻、无畏、美好。
兴趣就是天赋，天赋就是兴趣。
著名记者怀特·霍布斯说，“成功就是当你醒来，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年龄多大，你很快从床上弹起，因为你迫不及待地想去做你爱做的、你深信的、你有才华做的工作。这工作比你个人伟大、神圣。你迫不及待地要起床，跳进它的怀里。”
在未来出路面前，我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和“我的兴趣”(做一个不喜欢的工作多无聊、多沮丧啊!)，而没有让这些就业的现实问题影响自己。
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有激情地学习。
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地看到，高校设置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
一个人的可贵，在于他是一个诚信和负责的人。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不但会丧失很多宝贵的机会，也会让周围的人接二连三地失望。而这样的人，自己不但会丧失通往成功之路的基础，也会让他人处于“失信”的阴霾当中。
所以，我一直以“言行如一、言出必践”的原则提醒自己。
回顾我的这些打工经历，几乎每一次都会留给我不同的感受和经验。但是，每次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增进我对社会的了解。无论是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挫折、被拒绝的悲壮、被夸奖的开心，都不知不觉让我调整着自己迈向社会的步伐。让我感知到，世界是如何看我的，世界需要我具备哪些素质，世界需要我作哪些调整。
在打工这样的必修课里，人们开始真正地接触挫折，感受成功，社会也开始用真正的尺子丈量你的价值。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博士新生并不急于定下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开学的第一个月里，他们每天要听不同的教授讲课，就跟相亲一样，对七八十名教授的课程进行评估，自己感觉对哪位教授的研究领域有兴趣，然后填下三个“志愿”，以选择自己的教授和研究方向。
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第一志愿录取，万一没有，也基本可以保证得到三个中的一个。这样，学生们就能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把自己的研究能力发挥到极致。这也再次充分证明，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让兴趣的指挥棒发挥最大魔力的制度。
太抽象的研究很容易看不到应用前景，过分注重应用前景的课题往往又不太深刻。
你从学校带走最有价值的不是这份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还有科学家的胸怀。当你某一天不再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依然能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做到最好。
沉淀下来的才是教育。
学习成绩只是一种表象的结果，而学习能力才是伴随一生的能力。
著名的哲学家伯里克利(Pericles)曾说过，“一个有思想，但是不能表达的人，如同自己没有思想。”
只会思考而不会表达的人，与不会思考的人没什么两样。
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
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因此，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倍感珍惜。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很勤奋，白天听完我的课，晚上就去编写程序。
我想起父亲早年的经历，想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 l0 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
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他们和我一样是炎黄子孙，和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但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
我感觉到肩头的责任，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在苹果
在苹果，公司的信条是：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公司创办初期，乔布斯曾在楼顶悬挂一面巨大的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
在苹果，没有任何人来管理我们，我们的激情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下了班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而是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希望尽快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破。
苹果的产品总被视为艺术品，而它们的创造者——苹果的员工们，也颇有艺术家的特质，每个工程师都是天才，都个性十足。因此，我深信“放权”才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我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克制住每件事都要自己过问的冲动，充分信任员工，给员工一定范围的自由。
多数时候，苹果做的技术都很超前，但这些技术无法转变成产品，也就无法真正地进入千家万户。
我发现科学家如果没有做产品的动力，就都会沉迷在演示、论文攀比的游戏里。
我深深感受到了“用户第一”的重要性。苹果做的产品都力求完美、近乎苛刻。
经过 6 年在苹果的浸润，我理解，苹果的平等、自由、民主的风气固然好，但是，公司还是需要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决策者，需要一个核心人物来维护公司的文化。乔布斯走了以后，公司失去了决策者，也失去了灵魂。
1996 年，乔布斯成功地重返苹果公司的领导岗位，他让苹果公司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人们惊呼：苹果的灵魂回来了!
在SGI
产品的成功。不光取决于技术，而且取决于市场，尤其是渠道建立得是否正确。
SGl 的产品主要是高端服务器和具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可视化工作站，因为拥有特殊技术，并垄断了图形设计和电影特效的市场，也就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玩具总动员》、 《侏罗纪公园》、 《泰坦尼克号》等影片均是在 SGl 的图形工作站上制作的。
SGl 的工作环境也很宽松，每个团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团队总监只是给出一个研究方向，并不干预具体的研究过程。跟今天的 Google 非常像。
人们总是说，“当你有个锤子的时候，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是钉子。”而 3D 就是 SGl的锤子，SGl 的工程师们总是在幻想 3D 如何改变一切，例如 3D 动画、虚拟 3D 世界、3D 仿真决策系统、3D 互联网等。
工程师的梦想总是有些脱离实际，有些点子能获得惊人的成功，例如 3D 动画，但更多的时候，这些令人兴奋的点子，总是忽视了用户的真正需求。
我们一想到这个技术如果实现会有多酷，就激动不已。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用户到底需要 3D来做什么。
可以说，我们犯了一个工程师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了自己的技术而牺牲了用户真正的需要。
世界不需要没有用的创新。
微软中国研究院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
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
我当然希望这些演示让年轻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充满幢憬，我更希望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科学、热爱创新、热爱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奇迹。
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一个优秀的人的言行，总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也就是人才的滚雪球效应。
聪明的人就像一个重力场，智商本身就相当于重力，聪明人与聪明人在一起，会变得更聪明，随之吸引的聪明人就越多，重力场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有一位应聘者在回答问题时暴露了缺陷。当我问他，“如果你读博士期间，你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办?”
他马上开始声讨自己的导师如何压榨学生，他受了怎样的委屈，又开始抱怨学校的环境不够开放，没有给博士生提供应有的科研环境等等。这样的应聘者，明显带有“负面”的心态和情绪，以这样的心态，无论再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跳出来指责和抱怨的。这样的人，即使其“硬件”再优秀，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
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采、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株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细节能体现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
有些企业，布置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
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如何对老板说“不”。
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做老板要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老板说“不”的习惯。
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会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
如果我不知道员工的苦闷，就没有沟通，而没有沟通，员工们就会假设最坏的结果，认为公司一边剥削劳力，一边鼓励零和竞争，因而降低团队合作。
创新是靠激情和灵感产生，不是仅仅靠劳力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擅长并喜欢的课题，这样才能激发出最大的热情，而取得最大的成就。
最重要的不是创新，而是有用的创新。
失败的苹果语音识别、SGl 三维浏览器都还历历在目。
不能为了酷，为了前无古人，为了发表论文而作研究，一定要定位在有用的研究上。
作研究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遇到了高手，被人家甩得很远，不能着急，不能乱了方寸，该怎么跑还是怎么跑。
不要在意中途的快慢，最后胜出的人，才是真正的胜者。
国内的语音识别往往是先分词，然后识别。这是彻底的错误，因为第一次分词总可能出错，一定要同时分词和识别，经过所有的排列与组合，挑选出最好的结合。
2001 年 11 月 1 日，微软将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西雅图微软总部
2000 年的微软，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帝国，其竞争文化非常著名。
尤其是 2000 年之前，微软就像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而顽皮的孩子。它处处争强好胜，隐忍和谦让不在它的词典当中。
微软最神奇的时刻总是它作为 number 2去学习、赶超 number l并把第一名击溃的时候。
不过，一个产品队伍一旦失去了假想敌，它就会松懈，盖茨和鲍尔默也会撤回对它的投资和支持。
实际上，组织结构中的内部斗争是任何公司内部常见的问题，而盖茨一向不愿意处理这类问题。他和我谈好技术方向以后，就要我的老板马格利去执行。但是一开始执行才发现，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简直是“四处碰壁”。
技术问题和产品问题都难不倒我，但是其中的“人的问题”真的非常严重。
任何一个小问题背后都是挣扎、争吵，不可开交。
“在我们这家公司里，员工的智商比谁都高，但是我们的效率比谁都差，因为我们整天改组，而不顾及员工的感受和想法。在别的公司，员工的智商是相加的关系，但当我们整天陷在改组麻烦里的时候，我们员工的智商其实是相减的关系”
2009 年 6 月 4 日，在多年的犹豫不决、前思后想之后，微软终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自己的搜索引擎 Bing(必应)，这比 Google 的搜索引擎战略落后了 l0 年，这个时候，Google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67．5％。
微软的 Windows Vista 系统，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的发布，用了整整 5 年的时间，其间甚至经历过一次完全的推翻重写，这个过程，让微软视窗团队的每一个工程师都曾经充满沮丧和煎熬。
也许，无论是历史还是科技，这种曲折都是前进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核心团队看到任务无法完成时，他们不再努力工作，只想着如何推卸责任。
当时，几乎每一个团队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Windows95 与 WindowsXP 全球震撼登场的场景似乎已经飘然而去，而成功的渴望已经变成了对失败的恐惧和对项目的怀疑。
鲍尔默曾经说过，“在微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在高科技公司工作多年，半途而废和无疾而终是时有发生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探索者，接受是必须的。
为了确保所有的细节不会出问题。我找到了微软全球战略联盟经理韩大为，一起列出了有能力承担微软外包业务的中国公司，我们把这些中国公司的名字一一写了下来：神州数码、中软、浪潮、博彦、文思、创智。
显然，这些中国公司心里都相当珍惜这个机会，不但压低了价钱，还非常谨慎，不接没有把握的项目。他们纷纷把最好的人才放到微软的项目里来，甚至宁愿一开始赔点钱，因为他们知道，第一个项目特别重要。
这 6 家中国公司之问都没有彼此竞争，还互相交换经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代表中国公司的形象，如果项目做失败了，以后不但自己没有机会，其他的中国公司也没有机会了。
微软这几年在中国跌跌撞撞的摸索过程，其实非常典型地反应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一种困惑和迷茫。
中国独特的文化、商业和政治环境向所有想在这里成功的跨国公司发出了巨大的挑战。
微软改变了世界，创造了历史。微软的贡献具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微软对于软件功能的精彩体现有着狂热的追求，微软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研发费用，把计算机使用的能力交付到人们的手上。
当你知道，这种奋斗有可能载人人类历史的基因时，那种强烈的价值感、那种被点燃的激情，会让员工与管理者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而这种“改变世界”的梦想与激情，也是微软公司不断创新的基因与动力。
从 1998 年到 2005 年，我在微软公司服务了整整七年。其中两年在北京，五年在总部，不得不说，在总部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我倍感煎熬，与很多人有过相似的感受。
在一个庞大的体系里，我的声音已经无法发出，关于对产品的方向与想法，总部鲜有倾听，我如同一部庞大机器上的零件，在中规中矩、没有任何发挥空间的环境下运行着。这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替换的光鲜零件。那种价值的缺失感以及精神上的落寞占据了我的内心。
谷歌中国
谷歌的文化理念是：在公司的任何地方都追求人人平等。
在谷歌这个童话世界里，创始人希望每个人都能以最舒服的方式工作。
除了自由以外，谷歌最推崇的文化是平等和宽容。
在谷歌，大家的办公室都一样大，公司里没有鲜明的等级观念，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
创新实践者
谷歌需要的创新，是可以实践的创新。
我们不需要那些只写论文、不动手编程的工程师，我们希望一个有激情的工程师能从构思到编程一气呵成。
这样不但更有效率，而且还能够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这样做既符合公司的“放权”文化，也铲除了大多数公司中从研究院到产品部门的技术转移的艰难。
什么叫做“实践者”呢？这意味着进入谷歌的员工要讲究“实干”，因为谷歌是动手者的天堂。
我们认为，学生要把“内功”学好，不要只是去学各种皮毛的语言、工具，还要把数据结构、算法、数据库、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结构、离散数学等课程学好；另外，我们也要求应聘者有丰富的编程经验，最好大学四年至少编过 10 万行程序。
除了这些硬功夫以外，应聘者还需要有很高的情商，有团队精神，愿意与人合作。
在美国，谷歌是一家以精确搜索和恪守价值观而闻名的公司，它的英文搜索引擎是全世界最精准的搜索引擎。
搜索业务是谷歌成功的奥秘，如果搜索做不好，那么其他的业务想做好就是纸上谈兵。何况，网页搜索业务也是做好网页广告业务的基础。
顶住压力，不要盲从，向来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之一。
谷歌在成立仅仅 8 年之后，市值就达到了 2 200亿美元。
谷歌公司在互联网大潮中不断取得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所有经历过这家公司的员工都知道，那就是一种鼓励创新、平等、放权的文化。
这种文化表面上看似乎是无为而治，但实际上是要求管理者用“员工愿意被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员工”。
曾经有一个员工告诉我： “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适合谷歌的工作方式。适合它的人会非常开心，不适合它的人会无所适从，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一语道破了谷歌文化的核心，谷歌的员工必须学会有效的自我管理。
很多了解谷歌管理方式的人都会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家提倡“自我管理”的公司。
谷歌的“自我管理”模式，导致了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程序代码分散在每名工程师手中，同样散落的还有每个人脑子里的创意和经验。
这种无人管理的状态意味着两点：其一，每个人必须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其二，必须学会与谷歌在世界各地的近万名工程师沟通，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虽然外界对谷歌丰富多彩的文化充满憧憬，但其文化的根本，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承担尽可能多的责任。
“20%时间”
所谓“20%时间”，就是员工可用 80%的时间来做已经设定的项目，而另外 20%的时间可以针对自己的兴趣、想法、灵感来创造产品。
“20%时间”的管理方式来源于谷歌的硅谷总部，这是谷歌文化中的精髓，正是因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才让无数的工程师产生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从 2006 年开始，我要求总监和产品经理们率先发明一些项目，然后推销给年轻工程师，后来，我建议把工程师们分成小组，让他们不定期地讨论自己的创意，经过一轮一轮的头脑风暴，形成团队去开发感兴趣的产品。严格说来，这还不能算是“20%时间”项目，但这至少会让工程师在这一过程中习惯同时做两个项目，获得从头脑风暴中得到自信和对公司放权的理解。
即使有时他们的创意和我的想法不一致，我也不阻止他们。因为我知道，在创新的领域，“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
有很多记者曾经问我：让员工拥有 20%的时间，就意味着员工 5 个工作日中的一天完全用来开发自己心目中的产品。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而我也无数次地解释，你可以质疑，也许这个制度的回报只有 10%，也有可能是 20%，甚至是 30%，这个我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回答。但我们不能用数字来衡量得失，这个制度所代表的是公司内部一种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是吸引人才的途径。”
谷歌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曾经说过：“我们公司的创造力就是我们的员工。我们以后如果遇到瓶颈，那一定是我们没能以足够快的速度雇到最聪明、最能干的员工。所以，我们必须想尽办法让员工长期留在公司，为公司服务。”
我想，对于天才工程师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制度，无疑是让他们的天分得以发挥的制度。而“20%时间”，无疑是这些最有吸引力的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因为这里面既有改变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感，又有实现自身梦想的激情。
我相信，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人们心中的感受一定无与伦比的美好。
世界因你不同
中国的年轻人是千千万万家长们心中的希望，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他们正在经历着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但社会中的种种浮躁往往与他们内心的理想发生严重冲撞，他们难免总是会感到迷茫和失望。
我没有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对成功的认识竟是如此片面和肤浅。
他的想法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通病，那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发展，在衡量个人成功时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
渐渐的，我发现，持上述观点的学生不在少数。许多同学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成功与财富、地位和权力画上等号。
归根结底，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而他们在多元社会里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并逐渐背离了正确的价值观。他们期望通过简单地复制别人的成功之路而快速致富，盲目地追随某种社会风潮，并被名利的诱惑蒙蔽了自己的内心。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内心非常焦虑。中国的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我却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困惑。望子成龙的父母、应试教育体制束缚下的学校和老师、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这些都让他们很多人在成长之路上陷于迷失。
在行走中国的路途中，我深深地感到，大学生内心的困惑依然存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还迷失在“一元化”成功法则中，面对这个浮躁喧哗的世界经常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我也知道，自己就算坚持不懈地努力，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很难从源头解除他们的困惑。
尽管这样，我依然希望自己用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下去，我一直秉持着我的初衷，那就是 100 个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从我的观点中受益，那我的付出也就比任何工作都有价值。
因为正是他们，代表着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我总是记得在大学的时候，一位教授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一个墓志铭代表了这个人一生的意义，留下了他这一生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墓志铭必须简洁、清晰、掷地有声。
所以，“墓志铭测试”一直是我深信的。
我很喜欢一部叫做《春风化雨》(也称《死亡诗社》)的电影。每一次我看完这部电影，都有一股强烈的震颤在心中回荡，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电影的开篇有这样一句台词： “你的一生可曾因为什么人而改变过?我没有。但我知道美国威尔顿贵族学校里那群学生的道路被一个老师改变了。”
电影中描绘了一名思想新锐的教师向禁锢思想的教育方式发起挑战的经过，过程叫人心旌荡漾，结果却令人扼腕叹息。在单调而束缚思想的贵族学校里，这名叫做基廷的教师，向僵化的教育模式发出了挑战。
他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上，用一个崭新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他向学生介绍了许多有思想的诗歌；他所提倡的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不惜一切机会，教导学生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要“抓住每一天”去汲取生命的精华。他用一句拉丁文 earpe diem(只争朝夕)激励这些学生。
他激发每个学生的灵感，让他们摆脱习惯与性格的束缚和羁绊，唤醒每个人心中创作的激情和成就的欲望。他告诉他的学生：不要盲目地跟随他人，不要被信条所惑，只有你的内心知道你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你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每次看这部电影，我都心潮澎湃。
成功并没有绝对的意义，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并把最好的你呈现出来。
抓住一切去探寻生命的意义，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不同。
《做最好的自己》2005
语录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科学、工程和社会组织中，系统越大或工程越大，对局部组件的功能限制就越严格，子件的自由度就越小。
只讲整体的需要，过分强调全局的性能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引向总体管理的独裁和专制，扼杀分系统、子系统和个人的些许自由和创造性，窒息了机体进步的动源，也必导致整个系统的停滞、腐朽、僵化和衰亡。
智商不是智慧，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最多是间接的。真正有智慧的人识大局、知环境、认航向，尊重别人、善于共事。
在琐事碎物方面即使糊涂些，也不是笨的表现。这大概是苏轼所说大智若愚的含义吧。
做父母一定要以身作则。要求孩子很严厉，自己却没有首先做到，是不能赢得孩子信服的。
在人格的塑造方面，有的家长本身就很迷茫。比如诚信、正义等等，因为现实生活中坚持这些往往会吃亏，许多学生走向社会后也慢慢放弃了这些。所以，我觉得要提醒中国的家长，眼光要放长远，中国已经走向国际的舞台，要以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判断生活中的现象，不要做负面的事情，更不要向孩子灌输负面的思想。
我听到的会忘掉，我看到的能记住，我做过的才真正明白。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特别的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所以他们对孩子更多的是保护。放不开手脚。这样导致了孩子有很大的依赖性。也有些父母会帮助孩子设计人生规划，但是这通常会使很多人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兴趣和选择的能力。
但是，二十一世纪将是“自主选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将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必须积极地管理自己。
当 Google 的创始人赛吉·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电视上被访问时，记者问他们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哪一所学校，他们并没有回答斯坦福大学或密西根大学，而回答的是“蒙台梭利小学”自由自在的学习没有任一消极输入的方式。在蒙台梭利教育的环境下，他们学会了“自己的事，自己负责，自己解决”是这样的积极教育方式赋予了他们鼓励尝试，积极自主，自我驱动的习惯，因而带来了他们的成功。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潜力，才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每个人独特的优点就是自信的源泉。
一个人的快乐和他是否能做他有兴趣的事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根据美国对 1500 名商学院的学生长达 20 年的追踪研究发现：追逐兴趣并发掘自身潜力的人不但更快乐，而且更容易得到财富和名利的眷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他们更加有动力、有激情将事情做到完美的状态——即便他们不能从这件事中获取财富和名利，他们也会得到终生的快乐和幸福。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 15%取决于他的专业技能，另外的 85%要依靠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
我们这些习惯于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们真要碰上了“该出国留学还是该入职锻炼”、“该下海创业还是该安守本分”、“该争名逐利还是该宁静致远”、“该照单全收还是该适可而止”等关乎成功的大问题时，还不是一样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辗转反侧、左右为难？也许，成功本来就是一个难解的谜题，也许，每个人都注定要在这种斯芬克斯式的谜题面前经受考验。。。。
在价值观以及与人品相关的各种因素之中，诚信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无论你的个性如何，无论你怎样选择，如果你缺少了诚信的价值观，你就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立足，你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一旦失去了这样的天真和活力，我们就只能迷失在世俗和功利的浊流中，再也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中国的青年非常优秀，但是中国的学生非常困惑，因为他们面对着高期望的父母、习惯于应试教育的学校和老师和浮躁的社会心态。如果能够有过来人帮他们指路，让他们能走得更踏实、更精确一些，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更上一层楼的最大动力。
中国的青年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能够接受先进完整的教育、能够有条件专心读书并且拥抱了信息时代的骄子，他们应该成为融会中西的精英。但是，他们虽然有幸出生在能够自由选择的时代，但是时代并没有传授他们选择的智慧。
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应当如何追寻成功？
···有的人见到社会上一夜暴富或一步登天的例子，就希望自己也能用速成的方式获得地位和金钱。为了达到速成的目标，他们经常在“零和竞争 ”中伤害他人甚至危害社会。
···有的人虽然考上了名牌大学，但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中学时代名列前茅的感觉。在大学校园里，面对实力不俗的众多优秀学子，他们惘然若失，甚至深感自卑，对自己的学业和前途丧失了信心。
···有的人从小就处于被动状态，读书、选学校、选专业等等完全听命于父母和老师。这些人不知道何为积极主动、何为自觉和自主，除了盲目的竞争、攀比以外，他们惟一可做的就只有虚度光阴了。
···有的人考上大学之后，突然发现，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骤然增多，但不知道应该如何管理时间、如何控制自己。这些人常因为对自己要求不严或交友不慎，沉迷于网络游戏等不良习惯之中，最终既荒废了学业，又耽误了前程。
···有的大学生对专业学习兴致索然，对校园生活也提不起兴趣，他们明知自己不喜欢或不适合所学的专业，却既没有勇气改变现实，也没有胸怀接受现实。
···有的大学生面对校园里流行的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如经商、创业、出国、从政等等，感觉无所适从或者人云亦云、朝秦暮楚，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立场和主见。
···有的大学生把自己封闭在校园的围墙之内，他们不了解社会现实，对社会实践和就业深感恐慌，或者在求职时眼高手低，屡屡碰壁后又对自己在校园里虚度光阴的做法自责不已。
···还有许多年轻人无法处理好正常的人际关系，当自己在学习、生活或感情方面遭受挫折的时候，就会由此消沉下去，甚至走向极端、抱憾终生。
每个青年都向往成功，每个学生都企盼成功。有时候，成功好像近在咫尺，有时候，成功又似乎遥不可及。
中国社会历来有个通病，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按照一个模式发展，衡量每个人是否成功时采用的也是一元化的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
一旦走入一元化成功的误区，就会因为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而忘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忘记了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价值和责任。
在一元化成功模式的影响下，即便是某些最优秀的人，也往往不甘心于“自我评价”和“自我激励”，他们时刻企盼着成为世俗评价体系中的“成功人士”，一旦遇到大的挫折，或是遭到机遇和命运的捉弄，就会逐渐丧失自信和快乐，甚至有可能就此走向迷茫或消沉。
如果只知道被动地接受世俗化的成功标准，就只能在人云亦云的氛围中迷失自我，盲目地选择那些并不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为自己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一个优秀、努力、自信、自觉的学生，进了名牌大学，他能取得成功的概率也许是 90%，进了其他重点大学，概率也许会降到85%，进了普通高校，这个概率也不会低于 80%。
但是，一个没有良好的价值观，没有正确态度的学生，即便进了名牌大学，他的成功概率也一定是零。
如果一个人迫于家长或社会的压力，将考试成绩、财富、名利当做自己终身奋斗的方向，那么，他所从事的多半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他把这件事做好并因此而获得成绩、财富、名利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相反，那些追逐自己的兴趣、爱好，善于发现并发掘自身潜力的人更容易得到财富和名利的眷顾，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他们更加有动力、有激情将事情做到完美的状态——即便他们不能从这件事中获取财富和名利，也会得到终生的快乐和幸福。
复旦大学附中的校长认为：优秀学生并非是靠某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营养均衡的土壤中脱颖而出的。
因此，学校应该营造宽松的氛围，提供丰富的课程和活动让学生选择，例如，多布置一些“开放式”的作业、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等等，以便让每个学生都能发现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到成功的支点。
消极被动的人总是在等待命运安排或贵人相助。对一件事情，他们总认为是事情找上他们，而自己无法主导或推动事情的进展。
积极主动的人对自己总是有一份责任感，认为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可以主导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数十年前，在工业社会里，员工是企业机器上的齿轮。虽然机器需要齿轮，但是齿轮是可替换的。最好的齿轮是耐用的。
因此这些公司最喜欢的人才是：一个有专业知识、能够埋头苦干的人
但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人们对人才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在现代化的企业中，有更多的人享有决策的权利，有更多的人必须在思考中不断创新，也有更多的人有足够的空间来决定要做什么和怎么做。。。。大多数人的工作不再是机械式的重复劳动，而是独立思考、自主决策的复杂过程。
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ker）曾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技术或网络的革新，而是人类生存状况的重大改变。在这个世纪里，人将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必须积极地管理自己。”
所以，今天大多数优秀的企业对人才的期望是：积极主动、充满热情、灵活自信
消极的人允许或期望环境控制自己，喜欢一切听别人安排，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厄运；相反，积极的人总是以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困难，他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积极的人总是使用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掌握自己的人生；消极者则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总是处在过去的种种失败与困惑的阴影里。
消极被动的人总是迷信宿命论，把不如意的事情纷纷归罪于基因遗传、星座、血型等因素，并由此变得自怨自艾，总是怪罪别人的不是，指责环境的恶劣——如果这样的想法成为习惯，就会陷入消极被动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认为一切都靠命运（宿命论）或一切都靠自己（人定胜天）都是不合适的。
每一个人都有选择，都有机会，但是，先天和环境因素造成每个人的机会多少不同。所以，这个世界不是完全公平的。但如果你因为世界不公平而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和选择，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就不能怪世界不公平了。
机遇不会主动上门，坐等是消极的做法。屠格涅夫说：“等待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事也不做地空等，另一种是一边等，一边把事情向前推动。”也就是说，在机遇还没有来临时，就应事事用心，事事尽力。
当知道机遇来临的时候，要积极把握；当尚未看到机遇的时候，要时刻准备。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里，那些能够积极推销自我的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很多在美国工作多年的中国人对美国同事的印象总是这样的：“他们怎么这么能说？他们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工作成绩，而中国同事在很多时候做得很好，却没有展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公司里，经常得到晋升机会的人，大多是能够积极推销和表达自己的、有进取心的人。当他们还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时，只要和公司利益或者团队利益相关的事情，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贡献自己的主张，帮助公司制定和安排工作计划；在完成本职工作后，他们总能协助其他人尽快完成工作；他们常常鼓励自己和同伴，提高整个队伍的士气；这些人总是以事为本、以事为先——他们都是最积极主动的人。
要想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就要学会说服他人，向别人推销自己、展示自己的观点。一般说来，一个好的自我推销策略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和事业锦上添花。好的自我推销者会主动寻找每一个机会，让老板或老师知道自己的业绩、能力和功劳。当然，在展示自己时，不要贬低别人，更不可以忘记团队精神。
有些人可能会问：“展示自己，是不是就意味着要从一个内向的人，彻底转变为外向的人？”其实，一个内向的人很难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性格。所以，可以在自身性格允许的范围内往“外向”靠拢，尽量寻找一些“比较外向但又不给自己带来太大压力”的机会。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是你自己惟一的船长，千万不要让别人驾驶你的生命之舟。你要稳稳地坐在舵手的位置上，决定自己何去何从。人生的旅途十分短暂，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虽然可以参考别人的意见，但千万不要随波逐流。请记住：只有积极主动的人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赢得成功；只有善于展示自己的人才能在工作中获得真正的机会。
在挑选第一个工作时，应该多看看公司的企业文化，多看看公司是否提供足够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多看看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不是最好的学习对象。
年轻人不要害怕犯错。美国一位大企业家曾这样建议：“年轻人需要多犯错，因为错误是事业发展的最好燃料，错误可以让你懂得如何扭转逆境。我们只要学会如何不再犯同样的错就可以了。坚持这样的原则，你会比那些保守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在我所尝试的事情中，有 90%以上都是有所收获的。就算是失败的那 10%，我在其中也学到了很多教训，它们让我更加珍惜那成功的 90%。”
这位朋友的“90%”其实就是我在谈自信时所说的“从成功里获得自信”，“10%”就是“从失败里增加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都要有勇气去尝试才能得到。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如果想永不落伍，就必须懂得终身学习的道理。
“选择成功”的智慧七句话：
用中庸拒绝极端
用理智反对片面
用务实发挥影响
用冷静掌控抉择
用学习积累经验
用自觉端正态度
用真心追随智慧
《AI·未来》2018
AI时代的萌芽
美国是世界上人工智能研究积累最深、应用成果最多的国家。
会集美国的研究人员仍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现的前沿。
美国一流高校有着传统悠久的自由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鼓励特立独行的研究精神，无疑是人工智能原创研究的乐土。
美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仍具备相对优势，它们对世界一流研究人才的资金支持与研发放权，是孕育、催生人工智能应用的环境基础。
谷歌更开创了让一流科学家写代码、变身一流工程师的人才培育路线。这一管理创新，使得全美人工智能一半以上理论加工程的厉害角色在谷歌济济一堂。
人工智能实干时代竞争力的天平将倾向商业化执行、产品质量、创新速度和大数据，而这些要素恰是中国优于美国之处。
中国互联网最有价值的产品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精于执行的企业家。
移动支付、外卖、共享单车、微信等，产生的数据量都大大超过美国，利用这些丰富的数据资源，中国的计算机视觉、无人机、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和机器翻译公司，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创业企业。
当然，人工智能也会带来威胁，比如就业。但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失去工作，而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人工智能不具备人性。
爱，才是人类的特质。
相比人工智能，人类的优势在于创造力和同情心。
人类最有价值的并不是大脑，而是心。
AlphaGo
围棋不但历史悠久，棋局本身也极其复杂。围棋的基本规则九句话就能说清，但棋局本身的变数比可以观测到的宇宙原子总数还要多。
有人说，在围棋上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机器缺少人性。
工程师的看法更是直截了当：围棋棋盘上的可能性太多了，计算机无法评估。
然而事实是，AlphaGo不仅击败了柯洁，还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AlphaGo原为英国人工智能创业公司DeepMind的产品，DeepMind在2014年被谷歌收购。
这一事件在中国科技界点燃了一把火，至今仍未熄灭。
当中国的投资人、创业者及政府官员聚焦某个产业时，他们能集结撼动世界的力量。
人工智能是人类学习过程的阐明，人类思考过程的量化，人类行为的解释，以及对智能原理的了解。它是人类了解自身的最后一步。
人工智能问世的20世纪50年代，数据来源不多，运算力也不强。
互联网的崛起带来了海量的数据：文本、图像、视频和点击、购买的数据等。如此多的数据，成了研究人员手中源源不绝的试验材料，用来训练他们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同时，他们可以使用的运算力也变得又强大又便宜。
深度学习是所谓的“狭义人工智能”——仅用于在特定领域能做出决策、预测和分类的人工智能应用。这已经能产生巨大价值，但仍远远未成为科幻片里的“通用人工智能”——人类能做的，人工智能都可以做。
但人们还是听到深度学习就兴奋，是因为它的核心能力——识别规律、得出最优解、做出决策可应用在很多日常问题上。
AI新时代
美国的大学和科技公司由于数十年来都能够吸引到全球各地的人才，从而获取了巨额利润。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也不例外，美国好像又要遥遥领先，尤其是聚集在硅谷的顶尖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硅谷丰沛的融资环境、独特的文化和群聚的产业龙头来发展和研究人工智能。
在华尔街分析师眼里，中国科技业在未来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中，注定要继续扮演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的角色：一群被尖端领导者远远甩在身后的模仿者大军。
西方国家点燃了深度学习的火炬，但最大的受益者将会是中国，这种全球性的变化是由两方面转变引起的：从发明的年代转变为实干的年代；从专家的年代转变为数据的年代。
人工智能正式进入了实干的年代，想要利用这个时期赚钱的公司，需要拥有有远见和才干的创业者、工程师和产品经理。
唯有真正落地应用于生产生活中，学术研究才能变得有意义，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实干的年代，最重要的还是数据，因为当电脑的运算能力和工程师的能力达到一定门槛水准之后，数据量的多寡就成为决定算法整体效能与精准度的关键所在。
如果“喂”入的数据量更多，即使是由一群中等水准的人工智能工程师设计出来的算法，表现也会比世界级顶尖深度学习研究人员设计出来的算法更好。
今天，若想妥善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即21世纪的电力），也需要四项要素：大量的数据、热切的创业者、人工智能科学家，以及对人工智能友善的政策环境。
从专业知识技能的年代转变为数据的年代，也为中国带来同样的好处：降低顶尖研究人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所欠缺的；增强数据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所拥有的。
硅谷创业者确实在非常卖力地工作，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创业者比起来，硅谷创业者可以说是十分懒散的。
中国成功的互联网创业者，几乎都是从世界上最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在他们的世界里，速度是创业者必备的特质，模仿与借鉴是可以接受的做法，竞争者为了赢得新市场的份额会想尽各种办法。
在中国创业圈，每天都是血与火的试炼，就像古罗马竞技场上的斗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竞争者之间毫不留情。
想在这种竞争中存活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改良产品、革新商业模式，同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在硅谷，缺乏竞争也许导致了相当程度的自满，创业者没有对初始创新进行所有可能的修正与迭代。
中国在早期的模仿年代，确实产生了一些不体面的公司，但也培育出世界上新一代最敏捷、能干、吃苦耐劳的创业者。
其次是数据，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数据产量最多的国家，拥有的数据量多到惊人。
中国快速迭代的互联网王国，如今创造、搜集了真实世界的海量新数据，拥有非常丰富、详细的用户信息，如每天用户在何时身处何处、通勤的方式、喜欢的食物、什么时候会在哪里购物或喝啤酒等。
这些丰富的数据在实干的年代是宝贵的资源，可以让各家人工智能公司详细了解用户的日常习惯，结合深度学习算法，为用户量身打造出从财务审核到旅行规划等各种不同的服务。
同时，中国政府也尽其所能，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国务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国家规划，承诺对人工智能研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也会投入大量资金。
但更重要的是，这项规划为各地方政府提供了明确指导，使得各个地方政府纷纷跟进，推出了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举措。
随着深度学习应用的普及，人工智能势必会冲击全球经济，整个经济体系上上下下数十亿的就业机会如会计师、流水线作业员、仓储作业员、股市分析师、质检员、货车司机、律师助理、放射科医生等，都会受到冲击。
还不只是严重的失业问题，还有未来庞大财富将落入新崛起的人工智能巨擘手中，导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
人工智能产业倾向于“赢家通吃”，这种倾向将会加剧获利与财富集中的问题。
数据量越多，就会产生越好的商品；商品越好，就会吸引到更多用户；用户越多，就会产生越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又能进一步改善商品。顶尖的公司把充足的数据量与资本结合起来，就能吸引到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进一步扩大产业领先者与落后者之间的差距。
过去，实体商品是主流，再加上地理上的限制，都有助于抑制厂商在消费市场中的垄断能力。
但在未来，数字产品与服务占消费市场份额的比例将会持续扩大，自动驾驶车辆和无人机将使送货成本大幅降低，产业营收获利分散在不同公司和区域的情况将会改变，我们开始看到营收和获利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同时失业人群的长龙将会排得更长。
工厂内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将会大量破坏发展中国家具有的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结果就导致全球的贫富不均持续扩大。
严重的失业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也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就业市场和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个体丧失了人生目的。
许多年以来，人类以工作度日，用时间和汗水换得温饱、居有定所，由此建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
很多人已经习惯从日常工作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人工智能的普及将会挑战这些人类价值，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很多人的人生目的，让他们短时间内失去依靠。
国之栋梁-创业者
在硅谷众多的神话中，评论家们认为模仿与借鉴别人是不光彩的，他们觉得这种模仿创业的风潮会阻碍中国产生能够真正“改变世界”的科技创新公司。
经济学与社会学里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进入市场中的企业，可以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规避先行者已经犯过的错误，学习和利用先行者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甚至可以接受先行者的资本扶持，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起步较晚，因此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们把后发优势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王兴就是严格遵循这一理论的创业者。
幸运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们在践行后发优势的同时，并没有陷入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所谈到的“后发劣势”陷阱中（即后发者在获得一定的成功后，会失去创新的动力，安于现状）。
相反，中国的创业者们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不断地迭代产品、更新思想，在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上，甚至超过了海外的同行业公司，以至于部分的美国企业被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在中国互联网的起步阶段，创新公司会大幅借鉴硅谷的网站，这有助于完善中国当时缺乏的基础工程和创业技能。
想在中国的互联网竞技场上生存下来，需要持续不懈地迭代产品、管控成本、完美执行、正面公关，从而获得高估值，来募集庞大资金，进而设法建立坚实的护城河阻挡其他竞争者。这一系列血与火的考验，练就了世界上最强韧的创业者。
深度学习即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剧烈转变，这种变化不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里的几个尖端研究人员促成，而是由接地气、追逐利益的创业者和人工智能专家一起，把深度学习的巨大力量应用在现实世界里所成就的。
硅谷和中国的互联网生态系统，生长自不同的文化土壤。硅谷的很多创业者都是成功专业人士的后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经常被告知自己能够改变世界。
他们在大学生涯中可以向世界顶尖的研究人员学习如何编写程序，同时接受素质教育的熏陶。
如此优质环境的培养，使得人们产生了崇高的思想，为抽象问题构思精妙的解决方案。硅谷的发展史，就是电脑科学创新突破的历史，天真且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每个人和每家公司都能通过创新与思考改变世界。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创新公司多半为使命导向。这些公司大多发轫于一个新奇的点子或一个理想目标，全公司上下为实现这个点子或完成目标全力以赴，公司使命宣言简单且崇高，没有一点儿世俗或铜臭的味道。
较之于硅谷，中国创业界的文化迥然不同。
不同于硅谷创业公司的使命导向，中国的创业公司是市场导向的，这也是改革开放赋予中国创业者的使命。
这些企业的主要目标是盈利，为了盈利它们愿意创造任何合法的产品，采用任何合法的商业模式。
在中国的科技界，多数创业者都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代脱贫的中国人，也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家中唯一的孩子，相对于改变世界，上一代中国父母会首先教育孩子要学会生存、赚钱，所以他们更愿意去追求利益。
eBay于2002年进军中国市场时，收购了当时中国领先的在线拍卖网站——模仿eBay的“易趣网”。
完成收购后，eBay开始移除易趣网原本的用户界面，把网站改造成eBay全球统一的风格。
但是新的用户界面不符合中国人浏览网站的习惯，新的领导层不了解中国市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服务器又拖慢了网页加载速度。
而这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正忙着研究eBay的核心功能，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电商网站的商业模式。
为克服用户对在线购物信任感的不足，马云创立了“支付宝”（Alipay），在买方确认收到商品之前，冻结购物款项，不即时转给卖方，经过订单的逐步积累，支付宝成了有信用的中间商。
马云的最大武器是他的“免费＋增值服务”营收模式：基本功能免费，增值服务收费。当时，在eBay上发布商品需要收费，商品售出时要收费，若买方使用eBay旗下的PayPal付款，卖方还得再支付一笔费用。
与eBay的竞争日渐激烈，熟悉中国用户的马云打出了致命的一枪：他推出了新的模式，保证接下来3年，在淘宝网上发布商品完全免费，很快这一规则又变成了无限期免费。这无疑是出色的公关技巧，也是高明的商业手段。
短线来看，他赢得了对在线交易仍然存有疑虑的卖方的信任。让卖家免费发布商品，帮助马云在低信任度的市场中创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市场。
eBay的反应呢？他们发布了一篇居高临下的新闻稿来教训马云：“免费不是商业模式”。缺乏长远眼光的顽固思维决定了eBay在中国的命运。
谷歌中国2005年发布时，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
百度的核心功能和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借鉴了谷歌，但除此之外，李彦宏在坚持不懈地优化网站，以迎合中国用户的搜索习惯。
通过浏览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用户和中国用户有显著差异。
美国人把搜索引擎当作黄页，用来找寻特定的信息；而中国人把搜索引擎当作购物商城，用来查看、试用各种商品，并最终选择购买一些商品。
对当时一亿左右刚接触互联网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他们首次接触种类如此繁多的信息，得全部尝试一下。
用户在态度上和使用习惯上的这些根本性差异，促使百度针对中国用户的特定需求不断调整产品。
核心产品的改变，需要在公司总部经过冗长的审核流程，因为增加出来的代码“分支”会增加维护的难度。
谷歌和其他的硅谷公司竭力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它们相信硅谷总部打造的经典产品完全适用于全球的任何用户。
在此期间，百度已经用其更加本地化的产品赢得了更多用户。
我发现硅谷进军中国的方式才是它们在中国市场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它们输在了自身的策略与管理上，与中国政府的管理并无关系。
美国公司把中国市场和其他市场一视同仁，把中国企业当作一排排等待它们征服的对手，等待着把这些企业从市场的“生死簿”中一个个勾选掉。他们不投入资源，没有耐性，让团队没办法和中国顶尖的创业者（也是全球顶尖的创业者）竞争。
在顶尖人才的招揽方面，来自硅谷的公司也不再受到追捧。
如今在中国的创业公司里有无数成长与发展的机会，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会选择加入中国公司，或是自己创业。他们知道，如果加入美国公司的中国团队，公司高层永远会把他们当作“当地员工”，仅限在中国工作发展，很难得到升迁至硅谷总部的机会，最多只能达到“中国区经理”的级别。
而这些雄心勃勃、希望左右全球市场的年轻人要摆脱这种限制，他们会选择自己创业，或是加入中国顶尖的科技公司寻求发展。
外国公司往往只能招募到更顺从的员工，或是选择从其他国家空降的销售人员，但这些员工更关心自己的薪资和期权，而不是在中国市场奋战。这些更加谨慎的职业经理人与在市场中参加激烈搏杀、经受血与火考验过的中国创业者竞争，胜率实在不高。
外国分析师在美国公司无法占领中国市场这个问题上纠结的时候，中国的公司正忙着打造更好的产品。
微博平台“新浪微博”的灵感来自Twitter，但新浪微博更快地拓展了多媒体功能。
和Uber竞争的共享出行服务平台滴滴出行，大幅拓展其产品功能，如今滴滴出行在中国每天的出行次数，已经超过了Uber在全球每天的出行次数。
被比作中国BuzzFeed的“今日头条”，使用了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为每一个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新闻内容。现在，今日头条的市值也已超出BuzzFeed许多倍。
美团的灵感来自Groupon，但其业务线却从团购一路拓展至电影、外卖、酒店、旅游等本地生活服务等，现在美团的估值已经10倍于Groupon。
西方分析师只会将这些公司的成功视为依赖政府保护的结果，却看不到其中蕴含的世界级创新。
硅谷经常以较长的工时而自豪，这是靠公司提供的免费餐饮、桶装啤酒和公司内的健身房实现的。但是跟中国的创业界比起来，硅谷的公司员工说是懒散也不为过。
那个年代教会中国科技创业者的，不只是层出不穷的竞争手段和疯狂工作的态度。高财务风险、模仿倾向以及市场导向心态也培育出了贯彻“精益创业”方法的公司。
创始人不知道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只有市场才知道。因此，创业公司不应该花大量时间，投入大笔金钱，默默地开发自己眼中完美的产品，而是应该快速推出“最小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product），以此测试市场对该产品不同功能的需求。互联网创业公司能根据用户反馈获得实时数据，立刻开始迭代产品：丢弃用户不用的功能，加上需要的新功能，继续在市场中试水。
在中国，崇高的使命或价值观并不是市场导向的创业者的负累，也不是他们的核心。他们的核心是用户，他们愿意让用户需求牵引公司往前走。
美团建立时团购大战刚开始升温，竞争者在一年时间内为线下广告砸的钱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
当时的主流思想是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公司必须通过融资获得一大笔钱，并把这笔钱花在广告和补贴上以赢得用户。
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融更多的钱，进而重复这个循环。
但是，王兴觉察到了烧钱的危险性。他也预见到试图用短期的廉价收买长期顾客忠诚度的风险。
如果只靠补贴，用户只会不断在各平台之间跳来跳去，寻找最划算的一家。
于是，他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开始迭代产品，美团不打线下广告，而把资源放在了调整与改进产品上，降低获客及留客成本，同时优化复杂的后端系统——这个系统能处理来自数百万个顾客的付款，并转付给数万个商家。
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团购公司阵亡，餐厅与商家的大笔款项在转账过程中搁浅，美团利用这项变革建立了庞大的忠诚商户网络。
随着“千团大战”的推进，竞争者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谋求生存。
竞技场上的斗士们也有帮派，较小的创业公司开始合并，希望能扩大收入，也有创业公司靠着高调的广告，短暂地脱颖而出。
而美团虽然低调，但能持续排在前十位，只不过一直未能登顶。王兴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领导起义军建立明朝时的策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对王兴来说，风投资金是他的粮，优异产品是他的墙，数千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是他未来的王座。
不过，美团发展成今天的模样，并非只靠坚守团购事业。
王兴不停地扩展美团的业务线，持续改造自己的核心产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一波波风潮——高涨的电影票房、爆炸的外卖生意、庞大的观光旅游潮、兴旺的从线上到线下（O2O）的服务业，王兴对美团也在随时进行调整，并最终成功转型。他对新市场的胃口永不满足，美团持续迭代新产品，是市场导向的精益创业公司典范。
全球最强大的移动应用程序问世时，几乎没人注意到它。
2011年1月，腾讯推出了新的社交信息移动应用“微信”。
微信是腾讯专门为智能手机而开发的，试图从内部颠覆自己在计算机桌面上大获成功的QQ。
微信除了发送文字，还可以发送照片和语音，在发展的过程中，微信还添加了语音电
话、视频电话、电话会议等功能。
在今天看来这些功能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微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者WhatsApp直到2016年才推出了这些功能。
微信早期的改进与优化只不过是开场戏而已。它很快发明了“应用中的应用”——微信公众平台，改变了媒体机构和广告客户使用社交平台的方式。
最近微信小程序的推出又使微信成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之外的又一个应用平台和用户获取渠道。
在短短2年内，微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移动应用发展成为一个包含通信、传媒、营销、游戏等功能的强大平台。腾讯垄断了用户的数字生活，但它还想延伸到智能手机之外——线上与线下的支付。
不过在此之前，微信必须先进入用户的钱包，这意味着他们要挑战电子商务领域的龙头——阿里巴巴和支付宝。
为争夺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腾讯在2014年除夕夜发动了“空袭”，武器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红包”。
在微信里发红包既简单又有趣，多数人没有察觉到背后的硝烟味。当然，阿里巴巴和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除外。
马云把腾讯的这一举措称为“珍珠港行动”，即对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龙头地位发动的攻击。
2004年，阿里巴巴首创了针对中国用户的数字支付平台“支付宝”，后来又为适应智能手机改造了该产品。但微信用新的支付手段一夜之间抢了支付宝的风头。马云对阿里巴巴的员工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拼命保住移动支付业务，阿里巴巴就完了。当时，观察者们认为马云的言论过于夸张，但现在看来马云是有远见的。
在腾讯发动攻击前的4年间，中国互联网世界的一块块版图经过发展和竞争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中国早期互联网创业公司之间的搏杀，训练出了一代精明的互联网创业者。
2017年，市场研究公司iResearch认为，中国的移动支付金额约是美国的50倍。
该报告称仅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的交易总额就超过了110万亿元人民币，比当年中国的GDP还高。
移动支付在中、美两个市场形成这样巨大的差距，部分原因是两国在上一代先进技术上的强弱差异。美国人习惯使用曾经先进的信用卡及借记卡。从银行卡支付到移动支付当然是一项进步，但其幅度远远比不上从现金到移动支付的迈进。
不过，中国向移动支付的跳跃前进，并非只是上一代先进技术的弱势和消费者独立选择之下的产物。支付宝和腾讯通过大举补贴，直接推进了这种转型，这是一种美国科技公司很难承受的“重磅”模式。
当时领先的打车平台上，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愿意在乘客到达目的地后慢慢收现找零。于是，腾讯对使用微信支付的乘客及司机提供补贴，乘客可以享受到打折的车费，司机则得到更多的收入，两边的差价都由腾讯补贴。
这一补贴政策最终让用户养成了在线打车的习惯，并吸引了大量出租车司机加入平台。
反观选择轻量的Apple Pay和Google Wallet，虽然技术上更加便捷，但它们不愿意补贴用户来推广移动支付。因为补贴将吃掉营收与利润，而硅谷纯粹的创新主义者通常不赞成“收买用户”的行为。
AI发展之路
1999年以前，中国科技人员对人工智能几乎一无所知。
20年过去，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虽然美国在顶尖人工智能科学家方面仍然领先，但是中国的那些拥有极强求知欲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前沿全球研究也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了爆炸性传播，中国公司找到了大批可以驱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优秀工程师。
他们能直接从源头实时地吸纳新知，如剖析网上发表的最新学术成果，在微信中讨论顶尖人工智能科学家使用的方法，通过智能手机观看他们的讲座。
通常，基础领域的突破出现后，发展的重心会很快从顶尖科学家转移到无名工匠，即有足够专业能力将这种新技术应用于解决不同问题的工程师，
美国也许有顶尖的研究人员，但他们的大多研究成果，对任何能上网并对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工程师来说，都是实时可见的。之所以有这样的知识传播优势，是因为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特征：开放和速率。
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对自己的算法、数据和成果一向采取开放态度。这种开放性的根源一是来自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共同目标，二是出于希望给竞争一个客观标准。
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速度，也是促使研究人员选择实时分享研究成果的因素之一。许多人工智能科学家并不尝试去完全颠覆深度学习，而是不断优化算法。这种进步通常能让语音识别或者视觉识别在不同应用和场景达到新的精度。
打破纪录的人，当然希望得到认可和回报。但因为发展的速度太快，许多研究人员都会担心，要是等到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那时他们的纪录可能早就被打破了，而他们达到巅峰的这一刻也将无法载入史册，所以他们一般不会隐瞒研究结果，而是会立刻在科研论文库上发布。
如果下一个深度学习注定要产生于企业界，那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是谷歌。它是最早发掘深度学习潜能的公司之一，旗下拥有DeepMind和自动驾驶公司Waymo。
就谷歌一家公司在该领域的资金投入连美国政府也自惭形秽。
美国联邦拨给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投资总额还不及谷歌研发部门预算的一半。2013年，谷歌收购DeepMind花了超过5亿美元。而自2009年谷歌无人驾驶项目开始启动，到2015年年底，谷歌在Waymo的软硬件开发上花了11亿美元。
疯狂烧钱为谷歌招揽了世界上大部分最聪明的人工智能从业者。排名前100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中，大约半数隶属谷歌。
中国巨头中，百度是最先投入深度学习研究的企业，2014年曾尝试收购杰弗里·辛顿的创业公司（在价格战上输给了谷歌），最终招募到了吴恩达，抬高了百度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身价。
不出一年，人才战就带来了回报。
2015年，百度的硅谷实验室开发了语音识别系统“深度语音2”（Deep Speech 2），在汉语语音识别领域超越了人类。这证明了端对端深度学习方法可用于高准确识别口音差异显著的语言，采用高性能计算技术带来了7倍的加速，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微软在一年后才在英文语音识别领域达到相同的水平。
人工智能时代的七巨头——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中国或美国的公司。
他们并非只是在寻找下一个深度学习的跑道上竞赛。目前它们与小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还有一战，因为一些小型创业公司正在利用机器学习革新某些产业。
七巨头的“电网”式与创业公司的“电池”式。这场较量的结果将决定人工智能的商业格局——垄断、寡头或是数百个公司自由竞争。
“电网”式的目标就是将机器学习的力量转化成标准化服务，可以由任何公司购买，无论是达成学术目的还是个人使用都可以通过云计算平台实现共享，甚至可以免费使用。
但是这些云平台后面的公司如谷歌、阿里巴巴、亚马逊等希望扮演公共事业公司的角色，管控“电网”并收取费用。
相对较小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则选择了另一条路：为各行各业打造具有高度针对性的人工智能“电池”，这时“电网”还没有成形。这些创业公司靠的是深度而非广度。它们不打算提供通用型的机器学习能力，而是为特定目的打造产品、打磨算法。
人工智能浪潮
目前，人工智能革命分为四波浪潮：互联网智能化（Internet AI）、商业智能化（business AI）、实体世界智能化（perception AI）、自主智能化（autonomous AI）。
前两波浪潮——互联网智能化及商业智能化——已经出现在了我们身边，互联网公司能以算法取代保险精算师、股票交易经理和医生助理。现在，感知人工智能正在把现实世界数字化，机器开始学习辨识我们的脸孔，识别我们身边的物体与语音，理解我们的需求，搞懂我们身边的世界。第三波浪潮将彻底改变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互动体验以及模糊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分界。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无人机的飞天，智能机器人接管工厂，第四波浪潮——自主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改变农业、交通、连锁餐饮等众多领域。
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感知人工智能中取得了领先优势，很快也可能在自主人工智能领域赶上美国。
在许多著名的人工智能国际竞赛中，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影像识别、机器翻译等竞赛项目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如果把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翻译及合成上的尖端能力结合起来，就能创造出革命性的人工智能产品——同声传译耳机，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实时转译为其他语言。类似这样的产品将彻底改变国际旅游、商务及文化，并催生大量高效、高产能、有创意的新商品。
创立于2012年的今日头条，有时被称为“中国的Buzzfeed”，Buzzfeed有一群擅长炒作原创内容的年轻编辑，而今日头条的编辑是人工智能算法。
今日头条的人工智能引擎在互联网上搜寻内容，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术，消化整理来自合作伙伴及特约撰稿人的大量文章与视频，再根据用户的以往行为，如点击、阅读、浏览、评论等，针对每个用户的兴趣、喜好和习惯高度定制动态推送。
使用人工智能处理内容的商业模式回报颇丰，以此为基础的公司获得了天价估值。2018年7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今日头条准备在香港上市，估值450亿美元。预计今日头条2018年营收在45亿美元至76亿美元。此外，该公司正快速拓展海外市场。2016年，今日头条收购美国著名的社交新闻网站Reddit未遂，一年后收购法国的一个新闻集合网站News Republic，以及由华人团队开发、广受美国青少年喜爱的对口型音乐短视频制作应用Musical.ly。
今日头条的成功展现了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使用人工智能优化的在线服务使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获利颇丰，如腾讯在2017年11月市值超越Facebook，成为第一家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如阿里巴巴快速成长，成为和亚马逊势均力敌的巨头。
微信和支付宝可以让你直接从银行账户转账付款，但它们的核心服务无法让你在收入到账之前，稍微透支一部分。这是因为当金融服务商越过信用卡直接进入移动支付时，无法同步利用信用卡发行商的信用数据。
面对这样的问题，智融集团（Smart Finance）研发的人工智能应用填补了这块空白，它只依赖算法，就可以评估贷款的风险，并做出比人精确的判断。
智融的深度学习算法不只看明显的指标，如用户的微信钱包里有多少钱，它也根据一般银行贷款审核人员认为无关紧要的数据点来做出分析，如用户输入出生日期的速度、手机电池还剩多少电量以及数以千计的其他数据。贷款申请人的手机还有多少电量跟他们的信用有关系吗？这两者间不是“因为……所以……”的因果关系，而是因为人类难以识别的海量数据中隐藏着关联性，这正是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智融用数百万笔贷款数据来训练算法，这些贷款有些偿还了，有些则没有，发掘了和信用相关的数千个弱特征。智融集团创始人兼CEO焦可把这些不寻常的指标形容为审核放款时的“新审美标准” ，取代了个人征信之类的传统标准。
不断增加的海量数据使算法不断优化，也使智融能够将信用服务延伸至那些向来被传统银行忽视的人群，如低收入年轻人及外来务工人员。智融集团的人工智能算法，预测违约率低至个位数。这一数字让传统银行叹为观止。
感知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辨识我们的脸孔，听懂我们的声音，观察我们身边的世界，它也将在线上与线下世界之间架起无数无缝衔接的桥梁节点，我把这个新环境称为“线上线下融合”（Online-Merge-Offline），简称OMO。我们已经从纯粹的电子商务迈入O2O（线上到线下）服务，下一个状态则是OMO。
未来，感知人工智能将把购物商场、杂货店、城市街道甚至我们的住所转化成OMO环境，还会产生一些令一般用户真正有未来主义感觉的人工智能应用。
中国的硬件创业公司小米展示了感知人工智能设备构建的场景。
以低价智能手机制造起家，进而席卷全中国的小米科技公司，现在正在打造把厨房及客厅转变成OMO环境的人工智能家电网络，其中的核心是小米人工智能音箱“小爱同学”——一款类似Amazon Echo的声控设备，但由于是中国制造的，价格只有Amazon Echo的一半左右。
之后一系列智能型感应式居家设备，如空气净化器、电饭锅、冰箱、摄影机、洗衣机、吸尘器都借着低成本的优势成功上市。
小米并非全凭自己研发这些设备，它投资了220家公司，孵化了29家创业公司（大多位于深圳）。这些创业公司的产品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平价的智能家电生态系统，通过Wi-Fi连接，方便用户设置。小米用户用声音或手机，就能控制整个智能家电生态系统。
低价、多样性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创造了全球最大的智能家居设备网络。截至2017年年底，小米的物联网家居设备卖出8500多万台。
2018年7月9日，小米公司在港交所上市，以当天收盘价格计算，公司的市值为479亿美元。这也是一个以“深圳制造”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低价和中国庞大的市场为小米收集数据增添助力，形成一个更强大的算法、更聪明的产品、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多销售、更多数据的良性循环。
随着感知人工智能应用在更多硬件上，每个家庭都将产生基于现实世界的数据，并根据这些数据进一步运作。
自主人工智能设备能彻底改变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包括购物商场、餐厅、城市、工厂、消防队等。跟其他三波人工智能浪潮一样，第四波人工智能浪潮带来的改变也不会瞬间发生。
不过，随着自主人工智能越来越灵巧、越来越有智慧，会出现更多不可思议的应用，尤其是在无人机方面。
毫无疑问，中国将在自主无人机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大疆创新科技公司（DJI）的总部在深圳，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知名科技新闻工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赞誉该公司是他所见过的最棒的公司。
据估计，大疆创新已占据50%的北美无人机市场，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更高。该公司在研发上投入了庞大资源，已经开发出一些工业及私用的自主无人机。
成群的自主无人机能够一起合作，用几小时的时间就能粉刷好房子的外墙。耐热的无人机群可以合力扑灭森林火灾，效率是传统消防队的数百倍。另外，无人机也可以在飓风及地震后进行搜救，把食物及水递给受困者，或者和附近的无人机合作，把受困者空运出来。
无人机群将改变我们的天空，而自动驾驶汽车将改变我们的道路。这些科技革命还将延伸至交通运输之外，改变城市环境、就业市场，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
现在，数十家创业公司、科技巨头、传统汽车制造公司以及电动车制造公司都争相力图把这项技术商业化。谷歌、百度、Uber、滴滴、特斯拉以及许多其他公司纷纷组建团队，测试技术，收集数据，准备把人类驾驶员赶下驾驶座。
在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技术方面，美国的公司仍然领先中国企业两三年。在科技界，这个差距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美国领先地位的构成部分源自大量的顶尖专业技术人才。
在第四波人工智能浪潮中出现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使研发自动驾驶汽车成为很难攻克的工程难题，这需要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团队。
谷歌早在2009年就开始测试自动驾驶汽车，谷歌的许多工程师后来独立创立了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中国到2016年左右才开始出现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不过，百度之类的巨头和北京初速度科技（Momenta）及驭势科技（UISEE）等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正在技术与数据方面快速迎头赶上。
人工智能危机
如果人类本身成为超级智能实现某一目标的障碍，例如改变全球变暖，它们可以轻易甚至是无意中将人类从地球上抹去。
实现强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人工智能基础科学的突破，以及深度学习的一连串巨大进步。这些突破与进步需要去除目前弱人工智能的能力天花板，赋予它们更强大的新能力，如多域学习、泛领域学习、自然语言理解、常识推理、规划以及通过少量示例学习。
我并不恐惧引起人类文明瓦解的杀人机器人，但我害怕人类的错误选择会将自身引向悲剧。
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四波浪潮席卷了全球经济，它们有潜力撬开更大的贫富差距，引起大范围的技术性失业。
当人类与运算能力超过人脑的机器竞争时，大学本科甚至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生学位都不再是工作的保障。
大量的年轻工人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优势，但在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的未来，却会变成拖累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理论上来说，失业工人可以在其他更加难以自动化的产业中找到工作，但这一漫长的过程本身极具破坏性。
许多提高生产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只是数字算法，可在全球无限复制、零成本应用。应用后的更新和改进也是几乎无成本的。这些数字算法会很快推广，替代大量的白领工作。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销售情况只会越来越好，白领将会成群失业。
随着人工智能公司优质而低价的服务逐渐占据市场，它们会给雇用人类员工的竞争对手造成压力。它们的对手将被迫从头开始调整，如重构工作流程、利用人工智能、裁员等，否则就面临倒闭的风险。
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人类工人将会越来越少。
虽然所有人类工作不会全部消失，但工作岗位会大大减少。
预计在未来10到20年内，美国有40%—50%的工作岗位是能够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的。
而所有员工工作中任务的自动化比例也会不断增加，将会使他们对公司的价值不断降低。更多的失业人员将会争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这会使薪水进一步降低，导致许多人从事兼职或者共享经济里的“零工”。
让人工智能模仿成年人高知识水平或运算能力比较容易，但要让机器人具备婴儿的感知和感官运动能力，则困难得多。本质上，人工智能是“演算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人工智能对垄断的自然倾向，会使许多行业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
幸存的工作岗位分为两批人：一批顶尖收入（如CEO、投资家），一批收入一般的（如按摩师、家庭护理人员）。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构成中产阶级基石的职业（如卡车司机、会计人员、办公室经理）将被清空。
迫使人们从事低于过去社会地位工作，影响的不只是收入，还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认同感和价值感。
失去人生意义和目标会带来非常现实且严重的后果。失业六个月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是上班族的三倍。
如果是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带来的心理创伤还会更大。人们将面临的境况很可能不是暂时失业，而是永久性地被经济体系拒之门外。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用一生时间学习并掌握的技能，被算法或机器人轻而易举地超越。随之产生的压倒性的无力感，会让人感觉自己的存在没有了意义。
人生的意义
我眼中的自我价值源于工作上的成就、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以及在世界上扩展自己的影响力。
在生活中，我力图量化生活中的所有事情，而生活就像一套具有明确优化目标的算法：最大化个人影响力的同时就会最小化对该目标无益的任何事情。
以“客观”标准衡量，我这套“个人”的算法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2013年9月，我被诊断为第四期淋巴癌。我的“生活算法”与个人成就构建的世界瞬间崩塌。它们既救不了我，也不能给我安慰，或者告诉我存在的意义。
我的家庭给了我温暖和爱，而我却用冷漠的计算回应他们的爱。我想创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可最终我也变成了一个像机器一样思考的人。
年轻的时候，我的思维方式与计算机算法的清晰逻辑如出一辙，也令我与人工智能产生共鸣。当时，我把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友情、工作和家庭时间）都转换成算法的变量，输入我的“人生算法”，求取结果。这套“人生算法”和其他算法一样，也必须在多重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就像自动驾驶汽车不仅要规划最快到家的路线，还要遵守法规、减少事故风险，我也必须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之间做权衡。
似乎看起来我的算法还不错。不过，这个算法是为实现自身职业规划而我在家里卧室安装的金属工作架开发的，目标是使工作时间、社会名声和职业地位呈现最优的形态。而我的家庭生活只能以函数优化的方式“被处理”。
而直到面对死亡的真实面孔时，我才明白我的算法多么愚蠢，这算法误导了我的人生。
在台湾，即时生效的遗嘱必须手写，且不得有任何污点或修改痕迹。写遗嘱时，我拿出了最好的钢笔。那支笔曾在上万册书上签名：畅销的自传、鼓励中国年轻人努力工作、开拓事业的书，这些书每一本反响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笔却见证了我的失败。我的手在颤抖，心情极端焦虑
看到了结局，突然让我的生活目标明晰起来，让我从自我为中心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我不再问为什么世界要如此待我，我开始提出新问题：为什么我要拼命地让自己成为工作的机器？为什么我没有多花些时间与家人、朋友分享爱？为什么我忽略了做人的本质？
面对死亡，最艰难的是面对无法重来的人生。治疗护士兼作家邦妮韦尔（Bronnie Ware）记录了许多病人在弥留之际最常见的遗憾。面对生命的终点，这些病人清晰地回顾了他们曾经因专注于工作而忽略了生活。他们谈到，由于没有过上无愧于心的生活而感受到痛苦，后悔过于专注工作，意识到生活的意义是身边的人赋予的。没有人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会后悔没有工作得更努力一些，许多人后悔的都是没用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爱的人。
过去，我非常精确地计算着每种感情，我对所有感情进行量化，并计算出实现目标需要时间的最佳分配方式。事实上，我的算法分配给陪伴亲人的“最佳”时间少得可怜。而开发出这套算法的思维方式不仅牺牲了我分配给亲人的时间，还一点点吞噬了我的人性。
生病以来，家人给予我的关爱不断地提醒着我这一点，同时这份感情也是治疗期间支撑我的力量源泉。
在治疗期间，她们无私的关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感动得不能自已。她们亲身示范了我顿悟到的一切。我把之前想通的所有内容整合起来，变成了浇灌我内心、随我身体一起恢复健康的情感。
康复后，我开始珍惜与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光。
我也主动联系了多年前曾经被我伤害或忽略的朋友，请求他们原谅我，希望可以重建友谊。我会与那些向我求教的年轻朋友见面，而不是只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不那么直接的交流。
我开始减少工作时间，并花更多时间享受生活。
AI时代的变革
“技术上可被取代”并不意味着所有岗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如果不加以调控，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将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在受到上述影响的时间早晚，以及失业率更高或更低。但整体趋势是一样的——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
技术乐观主义者也许会回顾历史，引用工业革命和19世纪纺织工业的大变革作为“证据”，来说明顺其自然总会有最好的结果。但这个论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无论是规模、速度还是对技术的偏向，都表明我们面临着全新且史无前例的挑战。
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摆脱旧的思维模式，不再将工作与生活等同，也不再将人类视为优化生产力算法中的变量。我们应该构建新的文化，要比以往更加珍视人类的爱、共情和服务他人的态度。
硅谷针对人工智能将引发的失业问题，提出三类解决方案：就业者再培训（retraining workers）、减少工作时间（reducing workhours）或重新分配收入（redistributing income）。每一类方案的出发点均是调节就业市场的某一个变量（技能、时间、报酬）。
但如果考虑到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其他方面，这些方法远远不能解决大量失业的问题。
全民低保
时下，最流行的再分配方案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Income, UBI），其核心思想很简单——每个公民（或每个成年人）从政府那里定期领取收入补助金，这笔钱的申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UBI不同于传统福利或失业福利，其适用于所有人，而且不受时间或岗位需求限制，可以随意支配。也就是说，如果按这个方案执行，无论贫穷还是富裕，人人都可以从政府领一笔钱。
另一个再分配方案称为最低保障收入（Guaranteed MinimumIncome, GMI），即仅向穷人提供补助金，并建立“最低收入”的门槛：保证就业者的收入不会低于这条线。这种方案类似于中国执行的“低保”政策，保证城乡居民可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
在美国，UBI和GMI的政策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支持者包括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等。197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差点儿通过一项在经济上援助每个家庭，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法案。这项半个世纪前未能颁行的旧法案突然引起了硅谷精英的注意，而像UBI、GMI这类工业社会消除贫困的政策方案，现在成了人工智能导致普遍性失业后的解决方案。
曾经鼓吹颠覆行业的硅谷精英们突然意识到，颠覆了一个行业后，人工智能也会取代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这些硅谷精英创办或投资的互联网公司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转型，导致了贫富不均的扩大，因此他们似乎想缓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冲击。
对他们来说，大范围的再分配方案，也许可以有效解决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经济体系所导致的广泛失业和贫富不均的扩大。他们认为，仅凭再培训和减少工作时间，无法阻止自动化大潮。只有保证全民的收入，社会才能在未来的就业危机中幸免于难。
2017年，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表达了对UBI的支持，他认为我们应该探索出一套让“人人都有缓冲空间，可以放手尝试新想法”的方案 。
但是如果采用了UBI，社会契约就会发生重大改变，我们应该谨慎考量是否要实行这一方案。我支持保障人的基本需求，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将UBI作为消除眼前危机的“万灵药”，这会让我们错过巨大的机遇。
硅谷对UBI的兴趣渐长。我认为有些人是真的关心因科技进步而失业的人员，但有些人则是出于自我救赎——他们手握着巨额财富，也知道这笔财富与这场危机的关系。一旦出现社会问题，会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心存担忧，使他们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UBI是硅谷信奉的“轻量”解决方案——偏爱理念和技术轻量解决问题，而避免处理现实世界中的“累活”。这种方案倾向于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或是塞一大笔钱解决。
虽然支撑UBI所需的高税收会一定程度上削减他们的收益，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绝大多数经济收益仍将归于这个精英群体。
UBI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推动者的动机，而在于它本身的问题。
首先，单一的UBI政策就是不劳而获。一个失业的人，如果能无条件并长久得到每月固定的补贴，谁能保证他会努力学习再找工作？人的本性都是好逸恶劳。这种方案很可能导致接受补贴的人无所事事，沉迷游戏、烟酒甚至毒品。
其次，即便一个人非常上进，想要通过培训实现再就业，但也无法保证他选择的新工作在未来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如此看来，在人工智能时代，UBI不是构建更美好世界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反倒像是止痛药，让被人工智能伤害的人获得暂时的镇静和麻木，既缓解了失业者的痛苦，也让人工智能的既得利益者的良心过得去。
与其启动UBI，不如试试我设想的“社会贡献津贴”（social investment stipend）：对于那些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慈善、使社会更有人情味和创造力的人（其中包括三大类活动：护理工作、社群服务和接受培训），政府可以付给他们一笔还算不错的报酬。这种津贴将成为新型社会契约的支柱。
发放这种津贴的目的，是将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效益投入到创建更好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不是像UBI一样单纯领钱，来麻痹由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痛苦。
人类之美在于多样性，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技能、兴趣和爱好，我并不是主张通过严格的再分配控制扼杀掉这种多样性。
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经济引擎的时代，我希望能重视如护理、服务和人才培养之类的工作，为建立更人性化的社会添砖加瓦。
李开复给开发者的七个建议
1．练内功。
不要只花功夫学习各种流行的编程语言和工具．以及某些公司招聘广告上要求的科目。要把数据结构 算法、数据库 操作系统原理、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离散数学等基础课程学好。大家不妨试试高德纳所著《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里的题目．如果你能够解决其中的大部分题目．就说明你在算法方面有一定的功力了。
2．多实战。
通过编程的实战积累、经验、巩固知识。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编程和调试经验：学习C语言．考试过关就算学会了：课题项目中．只要程序能够编译 运行．并且输入。输出满足要求就算了事。这些做法是不行的。写程序的时候．大家必须多想想如何把程序写得更加精炼、高效、高质量。建议大家争取在大学四年中积累编写十万行代码的经验。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好程序员是写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
3．求实干。
不要轻视任何实际工作．比如一些看似简单的编码或测试。要不懈追求对细节一丝不苟的实干作风与敬业精神。我发现不少程序员对于知识的掌握很肤浅．不求甚解．没有好奇心．不会刨根问底。比如．学会了c++．是否了解一个对象在编译后。在汇编代码中是如何被初始化的？这个对象的各个成员在内存中是如何存放的？当一个成员函数被调用时，编译器在汇编代码中加入了哪些额外的动作？虚函数的调用是如何实现的？这些东西恐怕在编程语言或编译原理中都没有详细提到，只有通过踏实的实干才能真正掌握。
4．重视数学学习。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无处不在。学计算机至少要学习离散数学、概率论、布尔代数、集合论和数理逻辑。这些知识并不难．但是对你未来的工作帮助会很大。尤其当你对一些”数学密集型”的领域如视频图像处理等有兴趣时，这些知识将成为你手中的利器。
5．培养团队精神．
学会与人合作。今天的软件工程早已经不是一个人可以单独操作的．而必须靠团队合作才能成功。不懂得合作的人是不能成大器的。大家要多去寻找可以与人一起做项目的机会。
6．激励创新意识．
培养好奇心，不要死记硬背。没有掌握某种算法技术的根本原理，就不会有应变和创新的能力。想成为一位好程序员{其实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重要的是要养成钻研、好奇、创新、动手、合作的优秀习惯。不满足于填鸭，不满足于考试交差，不满足于表象。这不是学几门课能够一蹴而就的。
7．有策略地“打工”。
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寻找真正有意义的暑期工作或兼职。去找一个重视技术的公司，在一个好的“老板”指导下完成真正会被用户使用的程序。不要急于去一个要你独挡一面的地方，因为向别人学习才是你的目的。找工作也是一样，不要只看待遇和职衔，要挑一个你能够学习的环境，一个愿意培养员工的企业，一个重视你的专业的公司。最后，还要挑一个好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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