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观后感

概论：

        电影《大明劫》以李自成农民起义为主线，崇祯十五年，华北地区瘟疫四起，闯王李自成率兵百万攻打开封，开封不守则京城不守。内忧外患下，孙传庭临危受命，成为大明的最后一丝希望与屏障。然而，此时军中瘟疫蔓延，人心涣散，最后孙传庭报憾而终。电影以孙传庭抗农民军和名医吴又可抗瘟疫的故事展开，通过一系列故事展现了明末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情况。还展现了普通百姓遭受的困难和挣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站在对面的是代表着旧秩序的明朝皇帝和官员。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我们也能体会到作者的思考——从“大明非猛药能治”一步步到“大明早已无药可救”。

第一幕：孙传庭初到行辕，贺人龙杀良冒功（军队难以抵抗）

        贺人龙，本是剿匪总兵，拥兵自重。贺人龙的军队号称“贺家军”，只对贺人龙一人效忠。军队战斗力很强，常在一线抵御农民军。以至于贺人龙死后，农民军中传出“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的流言。但贺家军破坏力更强，出了名的军纪涣散，所到之处必定要烧杀抢掠一番，逼得百姓去投农民军。

思考：

        军纪不严名是孙传庭要杀他的主要原因吗？并不是。当时的明军大体都是一丘之貉，抢劫百姓的事，谁都没少做。明朝末期，军饷已经开不出来了，军队需要自负盈亏，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如果不抢劫，就没办法开资，军队开不出军饷，就打不过起义军，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抢劫，就丢了民心，百姓源源不断加入起义军，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既然都是死路一条，大多数都会选择后者，吃饱饭再死。真正杀死贺人龙的原因是贺人龙拥兵自重，擅自带军队逃离战场，导致友军全军覆没。

        其实贺人龙只是一个缩影，明末时期，早已产生了太多不听调遣的军阀。正如几年前“五年平辽”的袁崇焕，对内鱼肉百姓，对外任敌壮大，以此勒索中央。拥兵自重，实与流寇无异，贺人龙如此，袁崇焕也是如此，大明对军队的管治早已失控，民心尽失，逼得闯王从18骑壮大到号称百万大军。

第二幕：孙传庭检阅军队，查军粮（大明已病入膏肓）

        在孙传庭复出时，被问到需要多少军队平叛。孙传庭报了个数字，五千，要平战乱，五千精兵足矣。作为常年与起义军作战的统帅，孙传庭深知起义军的弱点。起义军不过是仗着人多，但大多数都是未经训练的农民，装备也无法与正规军相比，战斗意志更是薄弱，只要战事稍有不利，便会丢盔弃甲，溃散而逃。但他低估了李自成，也高估了大明军队，入狱十年，明军精锐早已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消磨殆尽，而明末的贪腐也导致兵员弹药无法补给。

        检阅军队后，孙传庭的心就凉了半截，火铳生锈不堪用，火炮哑弹射不出，满满的粮仓，竟然装的都是沙子。。这些装备是军队的保养不利吗？不，是因为发下来的就是这样。“兵员弹药无法补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装备军粮去哪里了？中间经过层层官员的克扣，落到底层士兵手里就这点了。

思考：

        以上可以看出明朝积弊已久的腐败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国策“官僚不纳粮，皇亲贵族不纳粮”以及“明朝官员俸禄为历朝最低”，此项国策传到后世，随着皇亲贵族这一“闲人群体”的扩大，官吏想要生存，只能贪污，最后重担全部落到了底层百姓身上。腐败行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问题。腐败是任何时候都避免不了的，只要有贪欲就有腐败。而为了有效抑制腐败就必须坚持官员财产透明化，将官员纳到人民群众的监督体系中。

类比：

在俄乌战争中，双方存在大量军队腐败，无论是30亿美刀宣传经费不翼而飞，还是150万冬装凭空消失，还是援助武器流入地下市场，这都昭示着贪腐对军队战斗力的巨大破坏。与大明相似，战争双方均出现了制度性腐败，制度性腐败不仅会造成底层人民和上层建筑的割裂，导致不信任危机，还会迅速削弱国家的实力。例如前苏联，在两千万党员的时候亡国。

第三幕：联合乡绅凑军饷（非猛药所能治）

        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便有一条潜规则，叫皇权不下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下派的官员，最多可以管到乡这个行政机构，乡以下由谁来管呢？答，乡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共同点——为地主阶级和剥削阶级服务。

        这些乡绅一般是地主和退休官员组成，要地位有地位，要声望有声望。一般来说，知县以上的官员，都是从外面调来的，对本地事务并不熟悉，所以许多事情都要仰仗乡绅，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而乡绅们也都乐于与本地父母官打好关系，一般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很多官员不方便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就交由他们来处理，大家各自安好，互相成全。所以孙传庭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去找乡绅帮忙。        

        乡绅们也很给面子，请客吃饭，准备礼物，面子上一点不差。可当孙传庭提出要乡绅捐赠1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时，便开始默不作声。给上面送钱可以，再多都有的商量，因为有利可图。给下面送钱当军饷？做梦，那就是拿钱打水漂，想都别想！孙传庭见要不到钱，就想起了明朝的屯兵制度。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制定了一个屯兵制度，就是给每个士兵若干田地，不打仗的时候，士兵就是农民，自己种地，自给自足，打仗时放下锄头便是军人，可以上阵杀敌。但这个政策随着年代的变迁，早就名存实亡，本该属于士兵们的田地，纷纷变成乡绅们的私产。

        皇权不下乡。一个外来的官员，是要看本地乡绅脸色过日子的，何况那些田地就算要回来，也落不到知县大人手里面，那何苦费力不讨好呢？这是大明近300年的规则，靠着孙传庭一个人，该怎么改正呢？改正不了，那就抢吧，用贺人龙对待百姓的方式，对待这群乡绅，家产全部充公。费尽心血，终于凑够了军饷。

背景：

        到了明朝中后期，大明的财政早已成为分赃盛宴。例如在嘉靖年间，巡抚鄢懋卿巡盐搜刮500万两白银，国库分了200万两，嘉靖分了100万两，严嵩父子分了70万两，司礼监代表宫里十万太监宫女分了50万两，严党的其他下属官员分了40万两，鄢懋卿自己分了40万两。而在明末，分赃更盛，国库亏空，谁都不会拿钱去填那个无底洞。崇祯为了抵御李自成，在北京募响，好说歹说才凑出20万两白银，而在李自成入京后，将北京翻了个底朝天，却翻出七千万两白银的财产。

思考：

        为什么朝廷官员面临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钱出力呢？我想答案是多方面的，一是明朝朝廷的官僚制度也存在问题。科举制度的局限性和官员晋升机制的问题，导致了一些官员的品质和能力不足，他们缺乏责任感和忠诚心，不愿意为国家和人民负责。此外，明朝朝廷的官员普遍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他们将自己的私利看得比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重要，不肯出钱出力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明朝朝廷的文化传统对官员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朝将国家变成一家之王庭，强调对家族的忠心，而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一些官员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漠不关心，只关注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以上造成了读书人不在坚持救国救民，转而成为投机者，只忠于自己利益，又目光短视。

        为什么崇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胁迫世家和官员呢？答，一是崇祯能力不够，难以抵抗世家和官员联合的抗力。二是崇祯无法对自己人下手，革自己的命。同在一个体制内，里面的官员或多或少会牵扯到一些利益关系，他们早已绑定，对自己人下手就是对自己下手。所谓自我革命，从来都难以实现。自古以来，凡遇困境，必经改革，改革这剂猛药，非雷厉风行者不能施。改革势必要与保守派，与自己利益牵扯最深的人撕破脸，也必定会遭受保守派的反扑，改革中有好下场的寥寥无几。

第四幕： 瘟疫横行（大明早已无药可救） 

        在这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里，连年大旱，就注定了连年饥荒。百姓无饭可吃，便将主意打到了老鼠身上，先是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之后更是开始吃死在路边的老鼠。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鼠疫以光速传播，从陕西到河南、再到山东，最后传到河北。整个华北地区成了人间炼狱。

        孙传庭的军队中，鼠疫开始蔓延，医生吴又可被临危受命，希望能用医术来拯救危如累卵的大明，不过一切都是徒劳。在吴又可的努力下，病人们被隔离，鼠疫得到控制，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可这时战事已经越来越紧急，朝廷也越催越急促，孙传庭已经没有时间了，他选择了最有效也是最残忍的方法，把病患都杀了。

        终于，钱够了，病消了，后顾之忧全部解决了，孙传庭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全部能做的事，最终却仍然败了。同年，闯王攻进北京，大明灭亡。

思考：

        大明灭亡的根本，在《大明劫》最开始，吴又可与师父为军中士兵诊病时出现分歧时，就已经说出来。师父认为军中之病是伤寒，吴又可诊断是瘟疫。最终，在师父的坚持下，用治伤寒的法子治瘟疫，导致瘟疫越发严重，师父也死于军中。

        大明的病症一开始就被误判，以为民心的离散、外族的入侵，不过是场小小的伤寒，没有人在意，权贵们依旧歌舞升平，相信伤寒总会过去。等到有人发现，大明的病症不是伤寒，而是瘟疫时，大明早已病入膏肓，即便每日用人参吊命，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明廷积弊已深，外忧内患，终得亡国。

思考：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也不是一天倒塌的。远如明朝，近如苏联，都是失了民心丢了天下。均是在强盛时埋下隐患，衰退时任由隐患壮大，正如河堤决口，溃堤之势即成，便难以抵挡。历史是循环往前（螺旋上升）发展的，我们今天发生的都有史可依。大明之亡，是亡于离散的民心、腐朽的朝堂。

        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