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式实践

任何艺术的实践都有某些一般要求，不管是木工、医学，还是爱的艺术。首先，艺术的实践要求有规范。任何事情，倘若我们不通过规范化的方法去实践，就绝不可能很好的掌握它；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凭着“心血来潮”而为之，那么这仅仅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或是有趣的业余消遣，但绝不可能成为这门艺术的主人。这不仅是某一特殊艺术实践的原则问题（有的艺术实践规定每天练习的小时数），而且也是需要一生坚持的原则问题。也许你认为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规范更容易学。一个人难道不是每天花八个小时以规范无比的方式做无比程式化的工作？然而，事情却是现代人极少有超出工作范围之外的自我规范。不工作时便游手好闲，有气无力，或用更好听的字眼说，总想“放松”。这种对闲散的愿望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规范化的反感。正因为人们被迫每天八小时工作，既非为了自己的目的，也非用自己的方式，而是由工作节奏为他规定的，于是他反抗了，采用了一种孩子气的任性方式起来反抗。此外，在这种反对独裁的斗争中，他们变得不相信一切规范，不信任非理智性权威的规范，也不相信他们自行制定的规范。然而，没有了这种规范，生活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纷纭无绪。

专心是掌握一门艺术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无须证明的。任何曾经试图学会一门艺术的人都清楚这一点。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专心致志比自我规范更罕见。相反，我们文化导致了一种非集中的、涣散的生活模式，比起他地方都严重。人们可以一下子做许多事情：读书、听收音机、谈话、吸烟、吃、喝。人们是渴望地张着大口准备吞下一切–图画、液汁、知识–的消费者。我们不嗯呢个专心，这从我们难以单独待着就能看出。静坐着，一言不发，也不吸烟，也不读书，也不喝酒，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会神经紧张，烦躁不安，因此，必须动动手、动动口（吸烟是这种缺乏专心的象征之一，它占用了手、嘴、眼和鼻）。

第三个因素是耐心。任何曾经试图精通一门艺术的人都知道，成就任何事情都需要有耐心。追求立竿见影，是永远不可能学到一门艺术的。但是，对现代人来说，锻炼耐心与实现规范和专心一样困难。我们的整个工业系统恰好促成了其反面–急躁。所有机器都是为了快速（推进生产）而设计的：轿车、飞机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而且越快越好。能在一半的时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的机器就比走得慢的机器好一倍。当然，这里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来决定的了。对机器游泳的东西，对人也必定有用–逻辑推理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认为若不快速办事就会失去某些东西–时间，但人们并不知道用得到的时间干点什么，除了白白地消磨时间外。

最后，对那门艺术予以最大关注是精通该艺术的一个条件。如果这门艺术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艺徒不去学习它，那么它至多是个好心而浅薄的涉猎者，而绝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在这一点上，学习爱的艺术和学习任何其他艺术都是一样的。艺术大师和浅薄的涉猎者之间后者居大多数，对爱的艺术而言似乎更是这种情况。

关于掌握一门艺术的一般条件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人们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学习一门艺术。在开始学习一种艺术之前，必须学习大量其他东西–而且看起来经常是学一些无关的东西。木工学徒须从学习如何刨平木料开始，钢琴学徒从练习音阶开始，学射箭术的学徒从做运气练习开始。你要成为一位艺术大师，就要将整个生命奉献给它，或者至少与它息息相关。你自己的身体变成了这门艺术实践的器械，因而它必须保持健康，必须依据独特的功能完成任务。对爱的艺术而言，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渴望成为这门艺术主人的人，都必须从其生活的每一方面由实现规范、专心、耐心开始做起。

如何实现规范呢？我们的祖辈或许早已为回答这一问题作了许多准备。他们的告诫是：早起，不沉溺于不必要的奢侈生活中，努力工作。这种规范有明显的不足。它刻板而具有独裁性。以节俭和储存金钱为本，则在许多方面有害生活。但是由此引发一种怀疑任何规范的明显倾向，人们以业余时间的懒惰散漫来对抗强加给我们的八小时工作制。有规律地起床，按规律的时间思考、阅读、听音乐、散步之类的活动；不沉溺于逃避现实的活动，如看神奇的故事和电影，至少不超过一定限度；不过量饮食，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基本准则。但是，不应该像外界强加于自身的准则那样勉强实行，而应使它成为自身意愿的一种表达。它应使人感到快乐，以至慢慢地使人们与之相适应，成为人们一停止就会惦记的行为，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西方规范观念的不当之处（对每一种品质的观念都是如此）之一在于认为规范的实施必然有几分痛苦，而且只有给人以痛苦，才能算是“有效实施”。东方人早就认识到，一切对人的身心有益的，必定也是符合人性的，即使在开始时要克服一定的阻力。

在我们的文化中，实现专心致志困难得多，一切事情似乎都与专心相对抗。学会专心最重要的是学习独自一人待在那里，不读书、不听收音机、不抽烟、不喝酒。的确，专心意味着孤独–而这种能力恰是具有爱的能力的一个条件。假如我因为不能自立而依附于另一个人，他或她可算是一个救命恩人，但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爱的关系。相反，独立的能力是爱的能力的条件。任何试图独立的人都会发现，独处是多么困难。开始他会感到坐卧不安，心烦意乱，甚至感到忧心忡忡。他会认为这种实践毫无价值，不过是愚蠢的行为、浪费时间等等，因而容易把他不想继续进行这种实践的意愿合理化。他会发现各式各样的想法都钻进了他的头脑，他会发现自己正在考虑当日的计划或考虑日后不得不做的工作的困难，或是晚上去哪里，或者诸多其他充塞头脑的事情–而不会允许头脑一片空白。做些很简单的练习对排除这些杂念是有帮助的，如坐姿舒适（既不懒散也不僵硬），闭目，努力看眼前的那块白幕，尽力排出一切有干扰的画面和想法，然后顺从自己的呼吸节奏，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憋气，只是自然地跟着它的节奏，并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它的存在；进而发现“我”的存在：我=我自己，作为我能力的中心，作为我的天地的创造者。人们至少应该在每天早上喝晚上各做二十分钟（如有可能可以更长时间）这样的集中注意力的练习。

除了这样的练习外，人们还必须学会在自己所做的每件事上专心致志，例如听音乐、读书、与人交谈、观光。在此时此刻，就一定要把这项活动视为唯一重要的事，而且此刻你的全部身心都应该献给它。如果你能集中精力，至于做的是什么事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与非重要的事物都能呈现新的真实，因为你对它们全身贯注。学会专心要尽可能避免无意义的闲谈，即那种不坦率诚恳的交谈。如果两个人谈论他们共知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谈他们刚刚一起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是谈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的经验–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其经历过的事，而且没有用抽象化的方式对待它，那么，这种谈话就是有意义的。但有另一种情况，一场谈话可能涉及政治或宗教问题，却无聊透顶。当两个人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时候，当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此，我应补充一句，正如避免琐碎的交谈一样，避免交友不当也是重要的。我这里所谓的交友不当不仅指那些凶恶的有破坏性的人–人们应该避免与这些人交朋友，因为他们有害于人，并使人感到压抑–而且我所指的还有那些怪人，那种行尸走肉，那种思维混乱、语言琐碎的人。他们不是与人交谈，而总是喋喋不休，他们贩卖陈词滥调而没有思想。然而不是经常都可以避免与这种人来往的，甚至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你没有用他们预期的方式–零乱琐碎的方式–而是直截了当地作出反应，那么常会发现你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这种意想不到的震动，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效果，从而帮助了他们。

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专心致志首先意味着会听。多数人听别人说话或提建议时，都没有真正听对方说话。他们没有认真对待别人的谈话，也未认真考虑自己所作的回答。结果，这种交谈让人感到乏味。他们误以为如果他们全神贯注地听便会腻味疲惫，其实正好与之相反。任何事只要专心做了，就会令人更加振作（虽然过后疲倦也会袭来，但那是自然的，有益于身体的），而一切没有专心做的事却使人困倦，但同时又使人夜里难以入眠。

专心致志意味着此时此刻充实地生活，现在做某些事时，不考虑下一步要做的事。无须说，相爱的人尤其应做到专心。他们必须学会彼此亲近，而不是采用通常采用的许多方式疏远。开始做时很困难，好像人们永远达不到目的似的。不必说，这就暗示你要有耐心。如果你不懂做一切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想一蹴而就，那实际上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做到专心致志，也不可能在爱的艺术上取得成功。欲知道耐心是什么，只需看看小孩子学走路就行了。他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但他坚持不懈，不断提高，直到有一天他不再摔跤，行走自如。成年人如果以孩子的耐心和专注来做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追求的事情，那么，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对自身不敏感的人是学不会专心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人们应该每时每刻都要考虑自己，“剖析”自我，或是其他类似举动？如果我们谈的是对一台机器很敏感，要解释其含义，就不存在什么困难。例如，任何开汽车的人都对他开的车很敏感，甚至很小的怪声、发动机内微小的变化都能注意到。同时，司机对路面的改变和车前车后各种车辆的运行也很敏感。但他并未总想着这些所有的方面，他的大脑处于一种松弛的机警状态，却在专注的状态下–安全行车所需的专注状态–注意到了各种可能的变化。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敏感的状况，那么，我们便会在母亲对婴儿的敏感和反应中发现最明显的例证。无须婴儿表达，母亲就能体察到婴儿身体上的某些变化、要求或焦虑。婴儿的一点哭声会把她吵醒，而其他更大的响声也许仍使她酣睡如常，这一切表明她对孩子生活的种种表现很敏感；倒不是因为她焦急不安，而是因为她出于机警的平静状态，易于接受来自孩子的各种有意义的信息。同样，一个人能够对自己很敏感。例如，你感到疲乏或压抑，你不会不去管它，也不会任由沮丧的意识继续，而会自问：“怎么啦？”“我为什么感到压抑？”同样，当你发怒时，当你趋向白日作梦时，当你逃避现实活动时，你也会注意到它。若遇到上述情况之一，重要的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不是千方百计地为之开脱。此外，要注意倾听自己的心声，这种心声告诉我们–常常相当迅速–我们为何焦虑、压抑或恼怒。

一般人对自己身体的状况都有一种敏感性，他能体察各种变化，甚至微小的病痛，这种对肉体的敏感性相对来说容易感受到，因为多数人都有什么样是健康舒服的良好判断力。对心理功能达到同一敏感程度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许多人从不知何谓人的最佳精神状态。他们从父母、亲属和周围的社会群体里继承了心里机能，并当成典范，只要自己和周围人没有不同，便会感到一切正常，他们没有观察任何事物的兴趣。例如，许多人从没有见过深情的人，或完善的人，或勇士，或专心致志的人。很明显，为了自我意识敏感，人们必须知道完整、健康的人是什么样–倘若孩提时代或以后的生活中没有获得过这种体验，那么，该怎么能够获得这种体验呢？对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却给我们教育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传授知识的时候，却失去了那种对人类发展最为重要的知识传授，即成熟、博爱的人的精神。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和印度，最受尊敬的都曾是那种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教师仅仅传播知识，而且要传授一定的人生态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苏联也是一样–人们提倡尊重和效仿的人可以是任何人，而唯独不是品质高尚的人。在公众的眼里，基本上认为只有那些给一般人以替代性满足感的人–电影明星、广播节目主持人、报刊专栏作家、重要企业和政界人物–就是仿效的楷模。他们起到这一作用主要通过成功地制造了舆论。然而，并非其他人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事实：一个像巴尔博特·斯维泽这样的人能在美国成名；如果人们把许多可能性具体化，让青年熟悉现存的和历史的人物–这些人表明，人类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演员（在广义上）而存在；如果人们考虑到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存在着创造美好的人类形象的可能，便可建立起察觉机能失常的敏感性。倘若我们不能成功地让成熟的生命的形象永葆活力，那实际上我们将面临我们整个文化传统崩溃的可能性。这种传统并非主要建立在一定类型的知识传播上，而是建立在一定类型的人的品质的传播上。如果后人再也看不到这些品质，那么，存在了长达五千年的文化就将消失，即使它的知识仍在传播并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