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鲁迅笔下的红楼梦

                           -----记《伤逝》

   

《伤逝》，是鲁迅的小说里最受争议的一篇。

1925年夏天，45岁的鲁迅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与他27岁的女学生许广平相爱。鲁迅家中有妻，虽然视旧式婚姻为桎梏，与妻子长期分居，却迫于家族压力，没勇气提出离婚。许广平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无名无分的地位，随同鲁迅南下。两人自此不离不弃，在乱世中平静地相伴了一生。

鲁迅写《伤逝》，也是在1925年。当时他正为是否接受许广平，一起投入新的生活而犹豫不决。
“《伤逝》中，他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你就能知道他的疑虑有多深，思绪也是怎样地偏于悲观了。”（王晓明《鲁迅传》）

细读《伤逝》，才发现，“横眉冷对千夫指”、桀骜不驯斗志昂扬的鲁迅，竟会有这样敏感细腻的另一面。

涓生向子君示爱，子君的神情被描写得无比生动——
“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涓生面对社会的压力，渐渐开始厌弃子君。当他终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子君的神情让人心里刺痛——
“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子君死了，绝望地死于“无爱的人间”。

《伤逝》是悲剧，但幸好鲁迅与许广平有美好结局。
是啊，凭着鲁迅的智慧通达，短短的一篇《伤逝》，就已经把当时心中的爱，和今后将要面对的生活，分析得无比透彻，没有丝毫悬念。他当然能够好好把握现实中的故事情节。
这样的男人让人安心。

看到鲁迅的另一面，我带着惊喜，去找《鲁迅传》。想不到，鲁迅和许广平的故事细节，却让我大失所望。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就如《伤逝》中所预想的那样，“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伤逝》的悲剧结局，像是鲁迅摆脱不了的梦魇。他小心翼翼躲避着流言蜚语，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间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地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王晓明《鲁迅传》）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王晓明《鲁迅传》）

我始终不知道该怎样理解《伤逝》里的这段话——
“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

   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重读《伤逝》

 

                                  上

 

   初读鲁迅先生的《伤逝》，是在中学时代，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后中学时代”。其时，“红卫兵运动”已接近尾声，我们这些经历了革命狂欢的“老三届”，从街头重新回到学校，开始所谓“复课闹革命”。经过一年多革命造反的“洗礼”，此时的学校已是一派破败景象：墙壁上到处是墨汁四溅的标语，教室里被砸坏的桌椅东倒西歪，教师有的被遣返原籍劳动改造，有的参加了“学习班”，留校的教师都躲家里，偶尔与同学们相遇，神色惶惑地打个招呼就赶紧走开……课是没法复了，而大多数已被革命造反将心搅野的同学也根本不想复课。我们整天在学校里无所事事，那是我们最无聊的一段时光。幸好，校图书馆虽然被“红卫兵”抄过两次，但大量的图书仍然存放在那里，根本无人过问。于是，我们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便三天两日地从布满厚尘的图书馆里拿（偷？）一些书回家看。半年多时间，我读了不少在当时被列为“禁书”、“毒草”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读了几本西方哲学书。文学向我展示了另外一个与我置身其中的充满革命、斗争、狂热、仇恨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处于青春期，对革命和造反已经开始厌倦，而对爱情和性开始有了朦胧意识的我们，对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爱情小说情有独钟，大家怀着偷吃禁果的兴奋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家》、《沉沦》、《二月》、《丽莎的哀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其中自然也包括着鲁迅唯一的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伤逝》。

   然而，读罢《伤逝》，我很失望，从小说中，我感受不到《家》的热烈，《二月》的浪漫，《沉沦》的大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野性——这一切对于从小在心中被播下“阶级斗争”仇恨的种子，正生活在精神情感荒漠中的我们，在当时真如醒蝴灌顶——而只是觉得这个不像是一篇爱情小说，觉得鲁迅这个人各方面都与众不同，写出的爱情小说也是“怪怪的”，至于“怪”在何处，《伤逝》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和对爱情、人生的认识以及文学鉴赏能力，自然无法也不想去破解、参悟。

   时光又过了一些年，当我在经历了诸多人生的坎坷和恋爱、婚烟、家庭的风风雨雨之后，当我已从一位一般的文学爱好者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之后，再读《伤逝》，人生和文学的双重经验，使我对这部作品突然产生了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汗牛充栋的爱情题材作品里，《伤逝》仿佛是奇峰突起，空谷足音。当众多的“五四”作家将鼓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作为自己反封建和启蒙的题材、主题时，鲁迅则已经以一般青年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通过描写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深刻地指出了：在黑暗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最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它只能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众多的“五·四”青年读者还沉浸在当时浪漫的文学家们编织的“自我至上”、“爱情至上”、“幸福家庭”的美丽神话中时，鲁迅则冷峻地借涓生之口告诫他（她）们：人生仅有爱情是远远不够的，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当众多的“五·四”爱情小说里都将扬言“我是我自己，他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的子君作为女性解放的典范、偶像，而众多的“五·四”时代的读者也像涓生一样，从子君身上看到中国女性“辉煌的曙色”时，鲁迅则无情面地解剖了她：“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去。”（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版）……鲁迅毕竟是鲁迅，即使是描写爱情题材，也与“流行”拉开距离，和“时尚”决不雷同，自有着鲁迅式的视角、鲁迅式的体察、鲁迅式的思考、鲁迅式的追问。主张“为人生”的鲁迅，从不为写爱情而写爱情，即使是唯一的一篇此类题材小说，也仍然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创作主张与特色：描写“病态社会”里两类人，即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的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就是我在若干年前再读《伤逝》时的理性解读。与少年时代“找不到爱情感觉”的感觉阅读相比，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由此对鲁迅的思想的深刻与“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时我已在高校讲授文学课，在课堂上，我不止一次地将《伤逝》与“五四”时代的其他爱情小说相比较，借以表达我对鲁迅的理解和敬意。

然而，《伤逝》仅仅就是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社会问题”小说吗？鲁迅借《伤逝》仅仅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吗？这种社会学的阐释，是否遮蔽了《伤逝》更重要、更深刻的方面呢？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已从“不惑”之年走向“知天命”之年，其间又耳闻目睹了更多的“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和欲说还休的婚姻，筒子楼里的激情和广场上的辉煌，退回书斋里的黑洞般的孤独，经历了更多的追求与幻灭、清醒与迷失、堕落与升华，始终陪伴着的是寻找的悲剧、灵魂的搏斗……与此同时，文学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主义，观念、现象、热点、方法、时尚和奇谈怪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几年（天）”。尘埃落定，一切随风而去，唯有个体的生命与优秀的文学作品仍在。大音无声，大著无言，《伤逝》静静地等待着人们用新的生命体验去作出新的解读。于是，一个风雨敲窗的夜晚，“知天命”的我与仍然印着当年《彷徨》封面、书页已经发黄的小说《伤逝》，在一个新的语境里相遇。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自已真正读懂了《伤逝》，读懂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当然，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我读懂的只是我五十岁时心中的《伤逝》和鲁迅。

                             中

 

   重读《伤逝》，我首先体验、感受到的就是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这部小说表面上是在写爱情，实际上是对爱情的质疑、否定。不仅仅是对具体的涓生和子君爱情的否定，而是对爱情的形而上，对爱情本身的否定：《伤逝》实际上是一部“反爱情小说”。如果说，“五四”时代众多的以“个性解放、婚姻自主”为主题的爱情小说是对现代爱情的建构，《伤逝》则是对爱情的后现代式的解构，体现了鲁迅的真正现代性，如利奥塔尔所言：“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

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之于人生的意义、价值、位置何在？爱情真的能给人带来人生的幸福与希望吗？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美学的不同角度和综合角度对此都作出了不懈的探究和各种各样的理论表述。然而，翻阅鲁迅的所有文章，似乎鲜见从理论上对爱情的专门阐释。“鲁迅是一个不用逻辑范畴表达思想的思想家，多数的情况下，他的思想不是诉诸概念系统而是现之于非理性的文学符号和杂文体的嬉笑怒骂，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伤逝》就是鲁迅通过文学符号，对爱情问题的一次最集中、最系统的看法。“形象大于思想”，鲁迅在《伤逝》中所蕴含的否定性爱情观，在我看来，要比众多的对爱情的理性论述深刻、丰富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这种否定性爱情观首先是以对性爱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为前提的。在《伤逝》中，鲁迅对所谓“爱情”不是先验地和笼统地否定，而是有所区别。爱情实际上分为自然的性爱和与婚姻家庭相联系的社会性爱情，对于前者，鲁迅是肯定的。在小说的开头部分，鲁迅通过涓生的回忆，对涓生和子君的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相依相偎的恋爱情形，作出了细腻、真切、生动的描绘。在鲁迅的笔下，涓生对子君到来的急切期待，两人世界中的那种安宁、温馨，热恋中的男女的纯真、热烈和灵与肉融为一体的幸福、满足、甜蜜，不正是与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的性爱体验相通吗？不正是对爱情的自然性爱方面的某种肯定吗？《伤逝》开头部分的这种描写，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艺术手法上的为后面的变化作铺垫、作对比，而确实体现了鲁迅在他要无情地将爱情真相撕破给世人看之前，内心对人们所向往的、追求的自然性爱，对那种纯粹的、单纯的、完美的、灵与肉结合层面上的、超越社会人生现实的、理想化的真爱、真情仍然是向往的、敬畏的、赞美的，体现了“冷”的鲁迅“热”的另一面。鲁迅多次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他说：“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学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到那时还不嫌弃我的，……这才真是我的朋友。”也许，在创作《伤逝》时，鲁迅既想说真话，又不想“酷爱温暖”、沉缅在性爱中的青年人觉得“冷酷”，才在说真话之前，揭示出自然的性爱“热烈纯真”的一面。所以当涓生在向子君揭穿了爱情的真实之后，他便陷入了“悔恨”：“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

   然而，鲁迅在《伤逝》中最终还是说出了爱情的真实。这个真实是：

爱情是可变化的。处于“热烈而纯真”的相爱中的涓生和子君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爱情是如此脆弱，变化是如此之快。仅仅一年时间，曾经在反抗家庭婚姻包办中那样果敢、无畏的子君，在实际生活的打击面前，变得如此怯弱、颓唐、凄苦和无聊。“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曾经是那样温馨、安宁、幸福的由二人世界构筑的“爱窠”，变得是如此地冷清和沉闷，令人“凄然”，“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着涓生竟然要逃离开来。最后，以二人分手、子君猝死的悲剧结局告终。

爱情是有条件的。当爱情不再仅仅是男女之间自然的性爱，而与婚姻、家庭等联系起来，便是有条件的，包括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条件。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为何如此脆弱？就是因为不具备爱的基本条件：生存。当失业、贫困、饥饿、甚至连冬日屋中生火取暖都无法维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困境威胁着涓生和子君时，原先的一切都改变了。涓生从中醒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可悲的是，子君仍然不愿意正视现实，企图以重温恋爱时的温馨旧梦，来弥合由于生存困境带来的家庭生活裂缝，维持虚假的“爱情”。然而，已经认识到爱情的真相的涓生不可能再用这些“爱情的呓语”来欺骗自己了，可是他却要以此来欺骗子君，所以他很痛苦：“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爱情的美好是极其短暂的。前面我已经说了，《伤逝》描写的涓生和子君两情相悦、相守相依的那段时光的确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也是他们自然性爱意义上爱情的见证。但是它毕竟太短暂了，简直就是“南柯一梦”。小说后面所描写的一切，包括涓生为生计的奔波、家庭生活的琐碎无聊、双方神情的冷、内心的“凄然”，都是在衬映、烘托这种安宁、幸福、甜蜜、温馨之短暂，而识破了爱情真相的涓生也只有依靠对这段短暂的回忆来慰籍自己，是谓“伤逝”。小说通过对涓生与子君从相爱到同居过程的变化揭示：这种爱情美好的短暂是注定的、必然的，因为它更多地是性爱的狂欢，欲望的满足，用叔本华的话来说，“恋爱的本质不是爱的交流，而是占有。”（《性爱的形上学》，《叔本华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所以，一旦欲望满足，双方占有对方，性爰走向家庭，必然是：操持家务的子君“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必然是：双方“神情的冷”。这一切使人想起鲁迅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幸福的家庭》，和几十年后当代作家的《一地鸡毛》和《烦恼人生》。

   在通常的社会学阐释里，认为《伤逝》如此对涓生和子君爱情的质疑、否定，主要一是以此揭露社会的黑暗，一是对男女主人公没有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的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这也正是我一些年前再读《伤逝》时的认知。但是，这种社会学的知性分析，已无法代替我今日对小说的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解读。我所看到的是，鲁迅在这部作品中最终要质疑、否定的不是涓生和子君的具体爱情，而是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否定爱情的形而上学。在爱情的形而上学里，真正的爱情是永恒的、不变的，只要是建立在真诚相爱、两情相悦、志同道合基础上的爱情就会天长地久、就会“海枯石烂不变心”。可是，从小说开头部分的描写来看，我们有谁能否定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真诚相爱、两情相悦、志同道合呢？其变化之迅速，并不是对他（她）们先前相爱的否定，而是对形而上的“爱情不变论”的否定。在爱情的形而上学里，真正的爱情是无条件的，是超凡脱俗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只要两个人相爱，吃糠菜住寒窑也幸福”，古往今来的爱情文学艺术作品不都是一直在如此演绎、赞美爱情吗？按照这种形而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推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既不会发生变化，更不会以悲剧结束的。只要有了爱失业、饥饿、寒冷算什么？然而，现实是，实际生活的“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在爱情的形而上学里，真正的爱是不朽的，获得爱情的人犹如进天堂，犹如新生，瞬间就是永恒，只要一次获得过爱，终生就会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中，就会永远留下美好的回忆。犹如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虽然一辈子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24小时，但却彼此至情至爱，彼此灵魂终生沐浴在对方爱的光辉里，“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的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伤逝》仿佛就是为质疑、否定这类“爱的呓语”而作的，涓生和子君同居后实际婚姻生活的平庸、无聊、困窘、凄然与恋爱时期短暂的美好的巨大反差，不由得人们不想到：假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男女主人公不是在一起仅仅24小时，也不仅仅是灵魂精神上的相爱，而是在一起五年、十年、二十年，在一起天天同柴米油盐打交道，像《伤逝》里所写的“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过着艰辛、平庸的日子，又会如何呢？

就这样，《伤逝》从爱情的可变化、爱情的有条件、爱情美好的短暂几个方面，否定了爱情的形而上学，进而否定了爱情本身。因为古往今来，人们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谈论爱情、肯定爱情，赞美爱情的。一旦否定了爱情的形而上学，我们才认识到：那个叫作“爱情”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是人“心造的幻影”。涓生和子君的悲剧证明了：人们一旦陷入这种“盲目的爱”只能被证明“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而就是那些被视为是爱情、婚姻、家庭的喜剧的成功范例，也并不能证明爱情形而上学的胜利，倒是证明了：他（她）们之所以没有像涓生和子君走向悲剧，是因为他（她）们所谓的“爱情”与形而上学的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用老舍在一篇小说中说过的话，他（她）们的生命是在妥协、敷衍、苟安与理想的完全扯皮中度过的。纯粹本能基础上的、自然的两性之爱是存在的，是美好的；人生社会意义上的纯粹的爱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具体的人与人关系，存在的只是婚姻与家庭的现实，所以，把人生的要义、幸福建立在爱情上，注定只能是一种“虚妄”。涓生说：“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但他最终仍未逃脱寂静和空虚。我以为，这就是鲁迅通过《伤逝》在爱情观上“想说的话”。其正如叔本华所言：“恋爱的激情是依赖着一种幻想，爱情是造化用以骗人的东西，所以婚姻是爱情的磨损和消耗，而势必归于幻灭。”（《性爱的形上学》）

  也许，正因为参透了这一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代女性作家才从讴歌理想主义的爱情走向“不谈爱情”。而鲁迅早在六十多年前就在《伤逝》中否定了爱情。鲁迅的现代性是超前的，是伴随着后现代性的真正的现代性。

 

                                    下

 

   解读并未就此结束。重读《伤逝》，五十岁的我的体验与思想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超越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婚姻悲剧本身，而逼进终极人生。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位将现实关怀与超现实形而上关怀统一起来的思想家。他既“执著于现在”，关注现实众生的生存境遇及其出路，同时关怀个体的生命存在、生存困境；他既重视过程，自觉充当历史的“过客”和“中间物”，不断地在路上行走，不断地“上下而求索”，进行韧的战斗，同时又关注结局，拒绝“完美（善）、圆满、全面”，紧张、痛苦地思考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生命与死亡、希望与绝望，由此建构了他以《野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贯穿在所有小说和杂文中的否定性思维。同样地，从《伤逝》里，我不仅感受、体验到了鲁迅在现实人生的层面上对爱情的形而上的质疑、否定，同时感受、体验到了鲁迅在形而上的层面对现实人生的质疑、否定。鲁迅是一位具有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他既在解构，又在建构。在《伤逝》中，当他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爱情时，建构了自己对终极人生的形而上关怀。

   我的这种体验、感受是循着这样一条思路进行的：鲁迅对爱情为何持有如此的与众不同的、甚至不无偏见、偏激、决绝地质疑、否定？鲁迅是想抒发个人的爱情感受吗？诚然，二十年代的爱情小说都带有某种作者自叙传的色彩（今天不仅亦然，而且更甚，所谓“个人化写作”、“私人写作”。）鲁迅固然有过封建包办的婚姻，但并未给他带来多少伤害，而且在他与许广平结识后，应该说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还是比较美满的。至少，“心事浩茫连广宇”的鲁迅不是也不会专门通过《伤逝》这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来写自己爱情婚姻的“伤痕”。要说鲁迅是借《伤逝》来公开发表他对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一般看法，如果就问题谈问题、就事论事，鲁迅本该是可以更客观、科学一些的，因为无论是考虑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肯定描写，还是考虑当时读者的接受心理，鲁迅也会强调爱情值得肯定、赞美的另一面的，在《两地书》中，我们就感受到鲁迅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于是，我的思路只能如此深入：鲁迅是要通过对爱情的质疑、否定，来质疑、否定人生的“完美（善）、圆满、全面”，来戳穿人生“希望”、“幸福”的“虚妄”，道破人生无意义、无价值、无希望的“绝望”本质。与后者相比，前者仍属于小说的“表层结构”；如同与前者相比，前述“个人解放必须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主题则属于小说的外壳。在《野草》及鲁迅的其他小说、散文、杂文中，作者虽然也借助文学形象和符号来表达他的“生命哲学”，但更多仍然是直陈胸臆，如在《故乡》中，鲁迅就以叙事人身份写道：“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然而，依我推测，在小说家的鲁迅看来，最能体现和寄寓，并能晓喻大众的他的这种“生命哲学”，还是拿爱情来说事，即讲述爱情的典型故事和人，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述，爱情的形而上学总是将爱情与人生的希望、完善（善）、圆满、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前者为标尺；另一方面，在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中，也总是将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合谋，组成了一个普遍共识的人生逻各斯：

大前提：人生是有希望的，是可以达到完善（善）、圆满、幸福的；

小前提：真正的爱情意味着完美、完善、幸福、圆满、希望。

结论：只要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家庭，就获得了人生的完善、完善、幸福、希望。

所以，鲁迅首先质疑、否定了爱情，也就等于掏空、解构了这一“逻各斯”。既然向来被视为最能维系人生希望、幸福，构成人生完美（善）、圆满的爱情是一种虚幻，那么，请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幸福和希望又何在呢？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描写主人公托马斯：“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愿一个人独处。”托马期为什么要一个人独处？也许，在经历了所谓“人生的至乐”之后，他才对人生感到绝望？其情形，正如叔本华所言：“在达到享乐之后，任何一对恋人都可经验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并且会惊讶着，他们如此热衷追求的，除性欲的满足外，竟再也得不到什么”。（《性爱的形上学》），这种失望难道仅仅是对爱情的失望吗？

让我们还是回到《伤逝》。小说中各有一组概念和意象可以支撑我上述的理解。一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词概念，即“希望”、“宁静”、幸福“之类，在小说叙述的故事中，这些概念是和涓生与子君的恋爱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如“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等。由此可见，当涓生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首先相信人生的“幸福”、“希望”，进而把它们建立在爱情上。所以，当爱情破灭、子君离开，生活和人生在涓生眼中则充满了“空虚”、“黑暗”、“坟墓”。与小说开始部分“希望”、“幸福”等实词概念相对照，小说后半部分反复出现这一类意象，正是揭示了：涓生企图通过爱情来逃脱人生的寂静和空虚，但终究未能逃脱。结果仍然是“只坐卧在广大的虚空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寂静”、“空虚”、“虚空”这些意象已不是对涓生与子君分手后具体环境的所指，而是对人生境况的能指。众所周知，鲁迅的小说具有深厚的象征意蕴，他经常通过意象来表达他的独特思想，这使他的许多小说具有浓郁的主观抒情性，《伤逝》就是其代表之一。在《药》、《故乡》、《明天》这些作品里，象征意象有着可以明确把握的涵义，往往是作者的一种主题策略；在《狂人日记》、《长明灯》、《示众》、《补天》这些作品里，虽然象征已上升为主导艺术功能，但仍指向社会现实。与这二者都不同，《伤逝》的象征是一种模糊的、整体的、形而上的情调象征。正是如此，我从“寂静”、“空虚”、“虚空”这些意象里读到的不仅是鲁迅对爱情的质疑、否定，而且还是对人生“完美（善）、圆满、全面”的质疑、否定，对人生虚妄的真相的冷峻揭示。

   我由此又一次想到了叔本华。鲁过早年深受叔本华、尼采思想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淡化这一事实，但作家的意识和潜意识总要顽强地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中，我从《伤逝》中就分明体验、感受到了叔本华的思想。《伤逝》的爱情悲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叔本华对恋爱、婚姻的看法的诠释，而叔本华对爱情的质疑、否定，也是源于他对人生悲观的看法。虽然以前读过叔本华，但缺少感性认识，重读《伤逝》，我从小说中又一次读懂了叔本化的这些话：“任谁也不幸福，人生只是追求想象通常上的幸福，而且，能达到目的绝少，纵能达到，也将立刻感到‘目的错误’的失望。”“我们的一生中虽然做了许多事情，但可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过后，就非以‘曾经有过’这句话来表示不可了。”所以，“我们虽经常期待更好的生活，但一方面却屡屡对过去的事情怀着悔悟的眷恋。”（《生存空虚论》）这不就是涓生式的“伤逝”吗？这不就是对笼罩在《伤逝》中的“空虚”、“寂静”、“虚空”、“黑暗”、“沉重”意象的解说吗？十八世纪德国的思想天才叔本华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巨人鲁迅在对人生终极的虚妄认识上心灵是相通的。

  但鲁迅毕竟不是叔本华。鲁迅是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的现实中，深受儒家“入世”进取思想文化熏染的中国式知识分子，是一位思想既充满了矛盾冲突，又掌握了丰富的“心灵辩证法”的思想家，是一位具有“过客”和“历史中间物”自觉意识，具有“肩住黑暗的闸门，将青年放到光明路上”的自觉历史担当的文化斗士，是一位既具有形而上关怀又具有现实关怀的大仁大智者。这一切决定了，叔本华是从性爱的形上学，即“生殖的意志”角度来否定爱情的，鲁迅则是从爱情的社会现实角度来否定爱情的形而上学的，而又肯定自然的性爱。鲁迅看出了人生的虚无，但没有走向虚无；他体验到了生命的匮乏、无聊、痛苦、困境，但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对人生从根本绝望，但又“反抗绝望”。他说：“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的人生观从根本上来说是悲观的，但行动却是积极的，鲁迅的内心深处是看破红尘的，但却又热烈地拥抱现实。鲁迅的深刻，鲁迅的伟大，鲁迅的独特，鲁迅的被来自不同方面的误读，都在于此。《伤逝》同样显示了鲁迅的这一特色。小说中写出了涓生一次次地“挣扎”、“抗争”，在“空虚”和“虚空”中仍然怀抱着对人生新的希望，要给自己开辟出一条“新的生路”。然而，“新的生路”对于涓生是朦胧的、迷茫的。“希望存在吗？”“希望在哪里？”“新的生路在哪里？”我在小说中一次次听到这种鲁迅式的追问，这既是涓生的独语，也是鲁迅的自问。“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涓生就是鲁迅生命哲学的代言人，《伤逝》是解读鲁迅先生思想的一篇特殊的作品，而决不仅仅是作为作者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而载入文学史。小说的结尾也许最画龙点睛地揭示了鲁迅的这种思想：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每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将人生绝望、虚空的真实这“想说的话”深埋在心中，在现实人生中默默地前行，“反抗绝望”，这就是鲁迅。

  重读《伤逝》，我更理解了鲁迅思想。通过对鲁迅思想的理解，我也更理解了《伤逝》。

  重读《伤逝》，使我沉重，但我于这沉重有大欢喜。因为：“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必然、沉重、价值——在我看来，这也是解读《伤逝》的三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