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讲演录》——思辨节选---智者派

     苏格拉底同希波格拉底一道走到了普罗泰戈拉那里，在那里发现普罗泰戈拉是在一大群第一流的 智者 和听 众当中：“普罗泰戈拉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奥尔斐似的，用他的话语使大家听得入迷；希比亚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有比较少数的人围绕着；普罗第科则躺在一大群景慕者中间。”苏格拉底先向普罗泰戈拉陈述了他的请求，说“希波格拉底希望从他学习，以便经过他的教导而被培养成为政府中一个有声望的人物”，然后问他，“他们是公开和他讲话，还是秘密地和他个别谈话。”普罗泰戈拉称赞苏格拉底虑事的周到，回答说，“他们这样先事预防，是个明智的举动。因为智者们在各个城市中漫游，于是有许多青年人抛弃了父母和朋友，追随着他们，深信与他们交游可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聪明）；因此智者们给自己招来了许多猜忌和妒嫉，”——因为凡是新鲜的事物都是招致怨恨的。关于这一点他讲得很详细，并且接着说：“可是我断言智者的艺术是古老的，但是那些运用这种艺术的古人，由于顾虑它会引起冲突”（因为无教养的人是敌视有教养的人的），“便给它做了一件外衣，把它遮盖起来了。”这种艺术乃是一般的文化，就是“一部分如荷马和赫西阿德的人在诗篇中所宣讲的，另一部分如奥尔斐和缪塞的人在秘法和神论中所藏匿的。我相信，有一些人，如塔仑丁人伊各，和那比现在活着的人都要高明的智者塞林布里亚人赫罗第科，也曾经通过体育艺术（运动艺术）表现了这种艺术；”——换句话说，“音乐”是教养人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他把智者的目的说成就是一般精神教养的目的，即道德、沉着、秩序感、精神的灵活；他又补充说：“凡是害怕这些科学所遭受的妒嫉的人，都需要这样的遮盖和隐蔽。但是我想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政府中有眼光的人物看穿了这个目的，虽然一般人并未看出，只是人云亦云。如果这样做，就会使自己更加招怨，显得（被猜疑为）是个骗子。因此我走了相反的道路，公开承认而并不否认（εεDεEμ）是一个智者”（普罗泰戈拉最先使用智者这个名字），“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人以精神教养，”和另一些人如荷马、赫西阿德等所做过的一样。他继续说：“你问的是有道理的，我愿意回答一个有道理的问题。”现在进一步谈到了希波格拉底将从普罗泰戈拉的教导中获得什么东西，什么内容，什么技巧。“他不会遇到他在别的教师（σψισαεοF）那里会遇到的东西。因为别的教师是和青年们反对的；因为他们教学生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时，违背着学生的意志，把学生一直引回到他们正要逃避的科学和知识上去。可是到我这里来的人，学到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要向我求教的那个”普遍的“目的”。于是青年们坦率地来到他这里说：“我们要成为有教养的人，请教导我们，使我们成为这样，——但是你教些什么东西，以及用什么方法来教，这一点你必是了解的。”教授的时候，途径是任教师自己选择的。这就说明了普罗泰戈拉所教授的正是青年们所寻求的东西。“教导”，亦即他的目的和我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出一种正确的见解，来对自己家庭的利益作最好的考虑；也同样在于政治生活，要使人成为最有才干的人，一方面对各种国家的事务发表意见，一方面尽其全力为国家服务。”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两种利益，一种是个人的利益，一种是国家的利益。普罗泰戈拉宣称他传授办理国家事务的技巧，苏格拉底现在对这一点一般地表示不同意，并且特别地表示惊异道：“我（苏格拉底）坚持政治品德是不能够教的；”——因为苏格拉底的一般主张是品德不能教授。于是苏格拉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看法，他依照智者们的方式，诉诸经验，说道：“那些掌握政治艺术的人，是不能把它传授给别人的。柏里克勒是在场的这些孩子的父亲，他把教师们所能教的一切都教给了们；但是他自己赖以成名的那种科学，他却没有教；他让他们在这种科学里徘徊，也许他们碰巧会自己遇到这种智慧。而别的大政治家们也没有把政治艺术教给别人，不论是亲人或是外人。”

　　普罗泰戈拉答辩说，政治艺术是可以教授的，并且指出了大政治家们为什么没有把它教给别人，——这时他请问大家，“他究竟应当作为一个长者用一个神话来向青年们讲呢，还是应当用根据理性的理由来加以说明。”大家让他自己决定，于是他就开始讲下面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神话：“诸神命令普罗米修和爱庇米修去装饰世界，赐给世界各种力量。爱庇米修分配了气力、飞翔的能力、武器、衣服、蔬菜、水果；但是不知怎样他竟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禽兽，以致没有东西剩下给人类了。当人类应当出世的那一刹那来到的时候，普罗米修发现人类没有衣服，没有武器，毫无依靠。于是他从天上偷来了火，偷来了伏尔康和米内瓦的艺术，给人作了装备，以应急需，但是政治智慧是人类所缺乏的；人们毫无社会约束地生活着，陷于不断的冲突和不幸。于是宙斯命令黑梅斯赐给人类廉耻”——（羞耻，这种自然的顺从、尊崇、驯服、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人们对更高更好的天性的尊敬）——“和公正。黑梅斯问道：我应当怎样分配呢？是不是可以分给个别的人，就像分配特殊的艺术那样，就像某一些拥有医学的人帮助别人那样？宙斯答道：分给所有的人；因为假若只有少数人分享那些气质，就不能有任何社会组合存在了。并且要制定法律，谁不能分享廉耻和公正，谁就必须被当作国家的蟊贼予以消灭。”

　　（一）“因此，当雅典人要进行建筑时，就召集建筑师来商量，当他们筹划其他特别的事务时，就召集对这些事务有经验的人来商量；但是当他们要对国家的事务制定一种决议或规章时，则让每一个人都参加。因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分享这种品德，国家就不能存在。如果一个人对吹笛子的艺术没有经验，却冒充是一个吹笛的能手，是有理由把他当作疯子看待的。但是在正直这件事上却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人是不正直的，”他是不会承认自己不正直的，而“如果他承认自己不正直，那他就要被认为是疯子了。他必须装出正直的样子；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分享正直，否则他就要被逐出社会之外了。”因此必须承认，政治智慧是人人分享而且必须分享的东西，这样国家才能存在。

　　（二）这种政治科学也有这样的性质，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和努力而获得它”，关于这一点，他又提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说：他所根据的是“没有人责备或惩罚一个人由于天性或偶然而得来的缺点或疾病，而是对他表同情的。相反地，那些可以由勤勉、习惯（练习）、学习而去掉的缺点，则被认为是应受责备和惩罚的；”他对这些缺点是有责任的。“不敬神和不正直是属于这一类的，一般说来，凡是违背公共道德”——公正和廉耻——“的，都属于这一类。犯了这一类罪过的人要受到谴责，他们之所以受到惩罚，道理在于他们”是能够免除这些罪过的，并且“更是能够通过教养、教育而获得政治品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普罗泰戈拉也提出了惩罚的目的。“因此人们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惩罚，——除了当头打击一只猛兽以外，——而是为了将来：使犯罪者和被他的罪行所诱惑的人都不再犯。因此，在这一方面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那种品德可以通过教导和练习而获得。”

　　（三）再提到苏格拉底所提出的那个反驳，即是说，像柏里克勒那样以政治品德出名的人，并没有把这种品德传授给他们的孩子和朋友。于是普罗泰戈拉说，“这一点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反驳，就是：（甲）在这些品德上，是一切的人受教于一切的人。政治品德有一种特性，就是属于一切的人；它是一切的人所共有的。唯一为一切的人所必需的东西乃是正直、节（σωψρσιηεF）和圣洁，——一句话，就是一般的人所应具的品德；这种品德应当是每一个公民所具有的东西，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终生实践和学习这种品德。这种品德是无须那些著名人物的特殊教导的。儿童从很早的时候起，从幼小的时候起，就从父母和师长那里受到这方面的教养和规劝，就受到关于道德和善的教导和教育，并且也就习惯于正当的事情了。音乐和体育的全部教育（诵习教诲道德的诗人们的诗篇），都有助于克制任性和放肆，——有助于养成遵守一种规律、一种规则行事的习惯。当人走出了这种教育的范围时，便进入一个国家法度的范围；国家是帮助每一个人行为正当、遵守秩序的。所以政治品德乃是从青年时代起实施教育的结果。”

　　（乙）然而在道德方面十分杰出、得天独厚的人只能占少数。可是那些在这一方面并不出色的人，一般说来，是可以通过教育而分享政治品德的，并且比那些没有受过这种教导的人高得多。“至于说杰出人物并未把自己的杰出品德教给孩子们和朋友们”，——对于这个反驳，他用以下的方式作了很好的答复。“譬如说，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做吹笛者，那么所有的人就都要受吹笛子的教育；有一些人会成为卓越的吹笛手，有些人会成为优良的，有些人平常，少数人也许会是恶劣的，——而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熟练。但是也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形，即一个国手的儿子竟是一个恶劣的演奏者；卓越的艺术要靠特殊的才能和天资。从非常精巧的吹笛手的家门中可以产生很不精巧的吹笛手，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所有的公民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吹笛修养，所有的人比起那些对吹笛毫无所知也丝毫未受教育的人来，在这一方面一定要高明得多。因此，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的国家的公民来，都要更好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要归功于他们国家中的法律、教育、文化。”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例证和确切的理由；——一点也不劣于西塞罗关于天性的论证。相反地，苏格拉底的那些理由以及对那些理由的发挥，都是经验的论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常常并不比智者们在这里所说出的理由更好些。

　　其次，现在接近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何以智者们的理由看来是有缺点的，特别是何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与智者们作了一场斗争，并与他们相对立。因为智者们在希腊所占的地位是要给予他们的人民一种高级的一般文化——因此他们也的确对希腊有很大的功劳——，所以他们就遭遇到一般的文化所遭遇到的谴责。智者们是从根据出发进行理智推论的教师，他们是处在反思的阶段。这种教育所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表象和例证，引起人们注意那按照他们自己的经验、心情等等所认为正当的东西；用这样的方式，从特殊过渡到普遍。这是自由的、思维的反省所必经的途径，我们的教育也是采取了这个途径。但是这种教育必须超越对流行的道德和 宗教的信赖和朴素的信仰。智者们之倒向片面的原则，这是由于当时的希腊文化还没有到达这样一个时候，还不能从思维的意识本身中建立那些最后的原则，从而以某种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像我们现代一样。由于一方面存在着主观自由的需要，只把自己所察见的、在自己的理性中发现的东西当作有效准的，——法律、宗教观念只是当我通过我的思维加以承认的时候才有效准，——另一方面在思维中还没有发现确定的原则，因此思维无非是形式推理；余下来的不确定的东西因此只好用任意来填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