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往事 ——————————————————
TD 必然会得到由国家层面协调的大规模测试机会，这点在国家形成 3G 政策时就一同确定下来了。
随着 2000 年后海外 3G 的兴起，摆在管理层面前的问题就是：中国 3G 牌照何时发？怎么发？运营商在 3G 上有多少自由度？国家控制 3G 到何种程度？
2000 年，一份由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高世楫、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秦海、英国 Hull 大学欧洲研究系戴修殿联合撰写的内部研究报告《信息与通信产业中的系统标准和公司战略——兼论中国 ICT 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开始在业界流传，报告认为中国的 3G 政策应以扶持国内产业为首要目标， 3G 标准的选择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国家需要使用强制力量进行引导。此报告被普遍理解为管理层对中国 3G 政策的态度在逐步成形。
逐渐地，国家对 3G 的政策开始明确， 3G 不再仅仅是信产部或者运营商的事情， 3G 的标准选择是国家战略问题，标准要与牌照捆绑，而且都要在国家的控制下。既然国家要对 3G 进行引导，那么 TD 就不能交给运营商去自由选择的问题了，而是 TD 要不要成为国家意志的问题。 TD 必须要在国家 3G 决策前拿出是否可商用化和产业化的结论， TD 行，要拿出证明； TD 不行，也要拿出证明。这就决定了国家一定会安排 TD 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网实验，只要 TD 在大规模测试中让人信服， TD 就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就会安排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TD 。换句话说就是，在 TD 自我证明前， 3G 缓行。
明白了形势的大唐立刻转变态度，把 TD 向国内企业进行了开放，因为大唐清楚只靠一家企业证明不了 TD 具备商用化和产业化。 04 年，大唐向普天、中兴转让了 TD 基站算法、源代码等资料，这次转让是具有实质性的，原则上按照大唐转让的资料，各家就能够生产出能初步工作的 demo 。转让中，大唐收取了较低的费用，而这些费用也是由国家来埋单的，但这次转让中没有华为，大唐要求华为支付较高的费用，被华为拒绝。大唐高层对此的解释是华为不是国企，大唐没有义务给予优惠的价格照顾，华为应该以市场价购买。而华为和西门子的合作一直让大唐非常不满。
得到转让的中兴把 TD 研发进度一下子和大唐拉近了，甚至还是由中兴首次宣布完成了 TD 商用产品的，这让大唐私下曾抱怨中兴“不仅拿了利，还把名占了”。这样在 06 年左右，大唐和中兴成为 TD 产品中最成熟的两家。当时由西门子控制的鼎桥做人高调，做事低调，研发比较松垮，鼎桥的情况直到后来华为入主后才得以好转。而普天即使拿到大唐代码也没什么用处，甚至在 06 年的外场测试中，普天要求测试但被奚国华副部长婉拒，让普天还是先打好基础，以免拖累测试。
经过 05 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一系列较小规模 TD 测试的铺垫， 2006 年 1 月，国家启动 TD-SCDMA 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让运营商采购设备，采用“ 2 ＋ 3 ”模式在 5 个城市建设规模化的 TD-SCDMA 实验网络，验证 TD-SCDMA 大规模组网能力。“ 2 ”是指北京、上海试验网络，测试的重头在“ 3 ”，即青岛、厦门、保定，青岛测试由网通负责，大唐和中兴参与测试；厦门测试由移动负责，中兴和鼎桥参与测试；保定测试由电信负责，大唐和鼎桥参与测试。在终端方面，当时只有大唐的鸟系列手机（比如大唐的 pecker 手机、 swallow 手机）能够测试。
而在青岛、厦门、保定中，测试重头又在青岛，原因就是青岛是当时设备最成熟的大唐和中兴参加测试，青岛的设备、网络和测试情况被各方寄予厚望。 TD 若要有说服力，青岛的测试成绩就一定不能差。而信产部和运营商当时对 TD 确实没有底，也希望通过测试看看 TD 到底是不是具备商用能力，所以信产部和运营商均派出了众多人员参与测试，也制定了一些非常大规模的测试条目，而这些测试在三地中最适合在青岛进行，因为当时只有大唐和中兴有能力根据测试中发现的问题不断改进设备版本。李世鹤等大唐高层也多次视察青岛外场，甚至还对中兴的网络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希望中兴和大唐一起努力把青岛成绩搞好。
实事求是讲，国家出钱建设实验网，并由国家层面安排 TD 测试，高层是想听到 TD 的好结果的，即使 TD 还有问题，也希望通过提供规模测试的机会让 TD 迅速成熟起来，所以国家明确要求“规模试验与商用紧密衔接，承上启下、扎实有效地推进 TD-SCDMA 产业化和商用化进程”。
而运营商也很清楚形势，再说 TD 坏话、说 WCDMA 好话已经没有意义。 06 年里，中国移动开始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运营 TD ， 06 年之前移动对 TD 的态度是极为消极的， 06 年开始移动陆续在全国范围里大规模进行 TD 培训，移动上下恶补 TD ；而对 TD 最积极则是中国电信，不仅在测试中最积极配合，还频繁就 TD 向国家部委主动汇报，暗示已经做好运营 TD 准备，期望获得移动业务的电信认为 TD 也是一个好机会。
06 年测试开始时， TD 确实问题很多，标准、算法、设备、工程等方面均有很多问题，经常设备都稳定不下来，曾经一度测试人员最常用词汇就是“重启”。 06 这一年与其说是在测试，不如说是在对 TD 进行最后的攻关。经过 06 年整年攻关， 06 年底的 TD 相对 06 年初的 TD 已经脱胎换骨了，在 06 年一年时间里 TD 基本完成了从预商用到产业化的跨越。“ N 频点多载波”技术开始全面代替 TD 原来的单频点；智能天线、联合检测、同步、切换等关键算法的性能都开始稳定下来；设备的 bug 陆续被解决；工程上也越来越规范；终端的版本的成熟度也有较大提高； BBU-RRU 等技术也开始在 TD 上应用起来。
06 年测试一共进行了三轮，三轮的测试数据被严格保密，当时很多外国机构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探听 TD 测试数据，因为各方都知道从数据的好坏就可以判断后续政策对 TD 的倾斜程度，而对 TD 的倾斜就意味着对其他 3G 制式的不利。
总体来说，三轮的测试达到了预期，在第三轮测试较严酷的全网真实加载条件下， TD 的表现尚可，这对于 06 年初商用设备才出炉的 TD 已属不易。虽然 TD 在很多地方还有待完善，但 06 年的测试结论基本消除了 TD 不可商用的担心。
从标准角度， 06 年底的 TD 核心技术基本定型了。 TD 底层核心技术里除了多小区联合检测外是在 06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外，其余底层核心技术基本都是在 06 年底稳定下来，后续的 TD 标准改进主要是在高层协议上进行。经过 06 年的测试， TD 具备商用能力的结论已经汇报高层，在国务院文件中对 TD 已经开始出现“ TD 是国家意志”这样的话语。
TD 必然会得到由国家层面协调的大规模测试机会，这点在国家形成 3G 政策时就一同确定下来了。
随着 2000 年后海外 3G 的兴起，摆在管理层面前的问题就是：中国 3G 牌照何时发？怎么发？运营商在 3G 上有多少自由度？国家控制 3G 到何种程度？
2000 年，一份由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高世楫、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秦海、英国 Hull 大学欧洲研究系戴修殿联合撰写的内部研究报告《信息与通信产业中的系统标准和公司战略——兼论中国 ICT 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开始在业界流传，报告认为中国的 3G 政策应以扶持国内产业为首要目标， 3G 标准的选择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国家需要使用强制力量进行引导。此报告被普遍理解为管理层对中国 3G 政策的态度在逐步成形。
逐渐地，国家对 3G 的政策开始明确， 3G 不再仅仅是信产部或者运营商的事情， 3G 的标准选择是国家战略问题，标准要与牌照捆绑，而且都要在国家的控制下。既然国家要对 3G 进行引导，那么 TD 就不能交给运营商去自由选择的问题了，而是 TD 要不要成为国家意志的问题。 TD 必须要在国家 3G 决策前拿出是否可商用化和产业化的结论， TD 行，要拿出证明； TD 不行，也要拿出证明。这就决定了国家一定会安排 TD 进行大规模的试验网实验，只要 TD 在大规模测试中让人信服， TD 就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就会安排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TD 。换句话说就是，在 TD 自我证明前， 3G 缓行。
明白了形势的大唐立刻转变态度，把 TD 向国内企业进行了开放，因为大唐清楚只靠一家企业证明不了 TD 具备商用化和产业化。 04 年，大唐向普天、中兴转让了 TD 基站算法、源代码等资料，这次转让是具有实质性的，原则上按照大唐转让的资料，各家就能够生产出能初步工作的 demo 。转让中，大唐收取了较低的费用，而这些费用也是由国家来埋单的，但这次转让中没有华为，大唐要求华为支付较高的费用，被华为拒绝。大唐高层对此的解释是华为不是国企，大唐没有义务给予优惠的价格照顾，华为应该以市场价购买。而华为和西门子的合作一直让大唐非常不满。
得到转让的中兴把 TD 研发进度一下子和大唐拉近了，甚至还是由中兴首次宣布完成了 TD 商用产品的，这让大唐私下曾抱怨中兴“不仅拿了利，还把名占了”。这样在 06 年左右，大唐和中兴成为 TD 产品中最成熟的两家。当时由西门子控制的鼎桥做人高调，做事低调，研发比较松垮，鼎桥的情况直到后来华为入主后才得以好转。而普天即使拿到大唐代码也没什么用处，甚至在 06 年的外场测试中，普天要求测试但被奚国华副部长婉拒，让普天还是先打好基础，以免拖累测试。
经过 05 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一系列较小规模 TD 测试的铺垫， 2006 年 1 月，国家启动 TD-SCDMA 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政府给予资金支持让运营商采购设备，采用“ 2 ＋ 3 ”模式在 5 个城市建设规模化的 TD-SCDMA 实验网络，验证 TD-SCDMA 大规模组网能力。“ 2 ”是指北京、上海试验网络，测试的重头在“ 3 ”，即青岛、厦门、保定，青岛测试由网通负责，大唐和中兴参与测试；厦门测试由移动负责，中兴和鼎桥参与测试；保定测试由电信负责，大唐和鼎桥参与测试。在终端方面，当时只有大唐的鸟系列手机（比如大唐的 pecker 手机、 swallow 手机）能够测试。
而在青岛、厦门、保定中，测试重头又在青岛，原因就是青岛是当时设备最成熟的大唐和中兴参加测试，青岛的设备、网络和测试情况被各方寄予厚望。 TD 若要有说服力，青岛的测试成绩就一定不能差。而信产部和运营商当时对 TD 确实没有底，也希望通过测试看看 TD 到底是不是具备商用能力，所以信产部和运营商均派出了众多人员参与测试，也制定了一些非常大规模的测试条目，而这些测试在三地中最适合在青岛进行，因为当时只有大唐和中兴有能力根据测试中发现的问题不断改进设备版本。李世鹤等大唐高层也多次视察青岛外场，甚至还对中兴的网络提供了一些技术支持，希望中兴和大唐一起努力把青岛成绩搞好。
实事求是讲，国家出钱建设实验网，并由国家层面安排 TD 测试，高层是想听到 TD 的好结果的，即使 TD 还有问题，也希望通过提供规模测试的机会让 TD 迅速成熟起来，所以国家明确要求“规模试验与商用紧密衔接，承上启下、扎实有效地推进 TD-SCDMA 产业化和商用化进程”。
而运营商也很清楚形势，再说 TD 坏话、说 WCDMA 好话已经没有意义。 06 年里，中国移动开始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运营 TD ， 06 年之前移动对 TD 的态度是极为消极的， 06 年开始移动陆续在全国范围里大规模进行 TD 培训，移动上下恶补 TD ；而对 TD 最积极则是中国电信，不仅在测试中最积极配合，还频繁就 TD 向国家部委主动汇报，暗示已经做好运营 TD 准备，期望获得移动业务的电信认为 TD 也是一个好机会。
06 年测试开始时， TD 确实问题很多，标准、算法、设备、工程等方面均有很多问题，经常设备都稳定不下来，曾经一度测试人员最常用词汇就是“重启”。 06 这一年与其说是在测试，不如说是在对 TD 进行最后的攻关。经过 06 年整年攻关， 06 年底的 TD 相对 06 年初的 TD 已经脱胎换骨了，在 06 年一年时间里 TD 基本完成了从预商用到产业化的跨越。“ N 频点多载波”技术开始全面代替 TD 原来的单频点；智能天线、联合检测、同步、切换等关键算法的性能都开始稳定下来；设备的 bug 陆续被解决；工程上也越来越规范；终端的版本的成熟度也有较大提高； BBU-RRU 等技术也开始在 TD 上应用起来。
06 年测试一共进行了三轮，三轮的测试数据被严格保密，当时很多外国机构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探听 TD 测试数据，因为各方都知道从数据的好坏就可以判断后续政策对 TD 的倾斜程度，而对 TD 的倾斜就意味着对其他 3G 制式的不利。
总体来说，三轮的测试达到了预期，在第三轮测试较严酷的全网真实加载条件下， TD 的表现尚可，这对于 06 年初商用设备才出炉的 TD 已属不易。虽然 TD 在很多地方还有待完善，但 06 年的测试结论基本消除了 TD 不可商用的担心。
从标准角度， 06 年底的 TD 核心技术基本定型了。 TD 底层核心技术里除了多小区联合检测外是在 06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外，其余底层核心技术基本都是在 06 年底稳定下来，后续的 TD 标准改进主要是在高层协议上进行。经过 06 年的测试， TD 具备商用能力的结论已经汇报高层，在国务院文件中对 TD 已经开始出现“ TD 是国家意志”这样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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