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

    【原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译文］天地和我共生，万物和我为一体。

　　人是天地的缩小版，天地是一个放大的人。天人本是合一的，人不要总是试图去改变天的布局和结构，他所需要甲做的只是在天地间享受这美好的一切。

　　“与物化一”这句话是明白人做人的一种大方略。这就是说，只有你看透人生种种难堪的局面，使自己的内心宽广无垠，才知“清淡之心”的作用。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以心养身。

　　“心地无私天地宽”是曾国藩喜尚的人生涵养。他认为：

　　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愤然发作；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

　　为之动容，这些都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也只是小有福分的人啊。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的确，“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济”。

　　他还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占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盂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曾国藩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这自然是胸怀有长进的地方。曾国藩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寄托和支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人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一也，有或扰之，不且幢幢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通过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谈的继承和阐发，曾国藩得出了修养精神须平淡的道理。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　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于是，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渝洗，而本日闻言尚坪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等语，如“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尸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从他所做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部分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因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尤其对明哲保身的一套有独特运用。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人了佛道的内容。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优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遂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多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随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曾国藩能做到的或他努力做到的，经过努力我们也能做到。只是要达到这种修养层次，人须寡欲守节，而现代人更多的是一种近利浮躁之心，不能准确地把握这种力度。但是我们可以在名利场中尽力追求坦然、享受生活。激励自己常用的观念之一是：“只要做好，就是成功”。怎么讲呢？人们从小到大就被督促着要做第一、要赢、要成功，人们学到的观念也是这样：如果自己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差的，做个比羸者差的人，就表示自己比输家还不如。有的人把获得成功的重要性置于对爱的需求之上时，他们在个人所能达到的领域里努力，有时候对成功的渴望，超过了事业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

    你对自己的肯定如果全然取决于你的成就，那么你永远也不会对自己的成就真正感到满意。“卓越”不是什么坏事，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会使某些人认为仅仅是工作、学习。做一年好差事的回报不够多。心向往“做最好的”的人永远无法对自己感到满足。也许你会得奖，会成名，会被提拔和加薪，被冠以荣耀的头衔。但不管你表现得多好，你都不会有更多的成就价值感。对你来说，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句话极为正确：“从未成功的人把成功当作最甜美的事。”这句话后面隐含的意思是：成功的人从不会把成功看作快乐的事。

　　除非你克服自己追求“做最好的”的行为，你才可以脱离无法感受成功快乐的困境。1983年北欧世界杯越野滑雪比赛中得到冠军的比尔·柯赫说：“重要的不是赢得奖牌，而是追求卓越。”在参加30公里比赛中途告一段落时，他对《洛杉矶时报》记者说：“我非常兴奋，虽然我的表现够不上金牌水准，但我希望大家能欣赏它。”是的，只有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可以激励自己坦然面对成功与失败：“我不要做最好的，我只要做好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