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这本巨著，熬夜也要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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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音乐和啤酒 图 | 网络

02/28 每日分享

《不平等的童年》

拼教养，能翻越阶级吗？

不同阶级、不同教养方式下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现在和未来有多么迥异？

童年的不平等，也复制了未来的不平等……

偶然的机会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不平等的童年》，具有一定的研究性理论性，这本巨著是社会学革命性经典，是二十一世纪家庭与教育学界的里程碑，读起来平易近人，让人激动。书中好多针对亲子日常生活周详的案例研究，是现代美国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在教养方面有着不同的逻辑，差异反映了不平等，同时也促成不平等的传播。

书里陈述了丰富的故事和细节，引领我们进入贫困阶级、中产阶级，及富裕的美国家庭生活，提醒我们阶级确实是关键所在。为现代美国的贫困阶级、劳动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提供宝贵见解，针对『机遇之地』和『不平等之地』的生活做出仔细且引人关注的调查。

为什么要关注童年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这个问题？现代社会学家的研究是为了什么？带着问题我思考了一下，可能是在一定时间里，亲身感觉到了之前不被重视的事情，现在确实需要引起关注。一个就是教育问题，不单是讲教育孩子，反观我们自己，回想我们当年在童年时代经历的一切，童年对自己的影响。我想，

我们现在去反思童年所经历的一切，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原生家庭，毕竟过去已然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无法改变，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更多是为了「警醒自己」，提醒自己在为人父母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少留下一些遗憾。

带着学习的态度，去阅读。发现在《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中，主要提到了两种不同的养育模式：

一种是散养模式；

另一种是协同成长模式。

散养模式很好理解，父母无法陪伴孩子成长，小孩子的开心，愤怒，焦虑和痛苦，统统只能够一个人去消化，这种模式，就是赤裸裸的散养。

协同成长模式，是指父母能够深度参与孩子的学习，生活，乃至是情感等各种领域，小孩子遇到了问题，父母能够有大量的时间，陪伴在小孩子的左右，并且父母的认知，也足够给予小孩子相对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给小孩子挖坑。

这两个养育模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

父母有没有足够多的时间，以及相对正确的认知。

你的父母之所以会经常缺席，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爱你，而是他们为了讨生活，必须远走他乡，他们一年才能够回来一次，如此少的见面时间，你们之间的感情羁绊，怎么可能会深？

我们过去经常会听到说养儿防老，但实际上，如果父母为了生活，需要长期在外面奔波，这样的父母，即便含辛茹苦把子女养育成人，子女对待父母的感情，也会相当的淡泊。

这是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言传身教」真的非常重要，父母长时间需要在外打拼，那孝顺爷爷奶奶，就会成为一句空谈，子女把父母这些行为看在眼里，你说子女不受影响吗？

那是不可能的。

当然，有足够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也并不能够保证子女以后就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

我见过好多现在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双方虽然都有大量的时间，但他们却一点育儿知识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们大脑中存储的一些认知几乎等同于零。

举例说，一些父母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就各种兴趣班纷纷报上，孩子无论做什么，他们都能够陪伴在其左右，孩子没有一点点松懈。

但实际上，孩子在4，5、6岁的时候，感性的力量，要远远大过于理性的力量，意思就是说，你去讲道理和培养所谓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孩子记不住啊，即便记住了，也没有能力去加工这些东西。

此时此刻，

更重要的是通过「言传身教」来帮助孩子培养起相对规律的作息，以及养成坚韧不拔的性格。

如果父母能够早起早睡，如果能够在家里经常看书，如果遇到了问题，能够心平气和地加以解决，而不是互相埋怨，那子女自然会受其影响。

同样，如果父母能够多点陪伴子女去做一些体育运动，比如说跑步，打羽毛球等，这些体育运动，想要看得到效果，必然需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和坚持，一旦松懈了，也同样会前功尽弃。

如果父母能够陪伴孩子坚持下去，孩子的性格，就会不断得到磨练，等孩子长大后，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不会轻易地想要放弃。

培养孩子是一项系统性难度系数非常大的工程。

也许吧，是我猜，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养育子女，是如此的困难，他们才会对婚姻，对于养育，如此的抗拒。

不平等的阶级，会带来不平等的生命历程。童年，只是一切不平等的开始。

努力让自己成为有一定的时间，有足够多且正确认知的父母。

三生有幸，共度余生

可能我的阅读理解比较浅显，讲的这些对大家的帮助是有限的，有时间的话不妨试着去读一读这本书。我在网络上找了下面一段书中的节选，供大家阅读。大约有7100字，阅读需要16分钟。

※ 以下内容摘自：《不平等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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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产阶级家长来说，介入孩子的升学规划，是很自然的。

表面看来，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和贫穷父母帮助孩子的方法很相似。跟所有父母一样，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也希望孩子获得成功，而在现代，成功的前提通常是取得大学学位。这些父母认为自己帮了孩子大忙，除了提供协助，也介入学校事务。如果有人说他们无法「替孩子奋斗」，他们会觉得被冒犯。他们和中产阶级父母一样，会担心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好不好。

深入来说，关于体制如何运作的非正式资讯存在着阶级差异，其中也包括学校。举例来说，社会阶级塑造了父母对体制时程和时机的认知、介入的技巧，以及确保孩子获得最佳利益的资源。除了以上差异，社会科学文献也没有充分检视其他家庭与体制谈判时的重大阶级差异。

中产阶级父母欣然认为自己应「小心管理孩子上大学前的每一步，这是父母的责任」，特别是母亲。

她们搜集资讯、提醒孩子报名考试，并注意潜在问题。劳动阶级父母自认参与且帮助了孩子的在校表现，但他们觉得「有帮助」的行为和中产阶级父母不一样，劳工和贫穷阶级的父母不认为持续监控很重要，他们也只会在特定情况下搜集资讯。这很合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的命运与父母行为无关，而是与学校体制的专家紧密相关。除去可预期的经济支出，这些父母普遍不知道申请大学的流程，与中产阶级父母相比，他们对SAT 分数、大学校名，和大学排名的认知都非常模糊。最后，每个年轻人的家庭待遇也有差异，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劳动和贫穷阶级认为结束青春期的孩子都「长大了」，但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仍大量依赖父母，在关键事务上，父母通常也把他们当作小孩。

非正式知识：中产阶级家庭

在高中，校方鼓励学生申请并就读大学，但每间学校在提供给学生的帮助上各不相同。中上阶级的年轻人就读于私立学校和郊区菁英学校，这些学校通常会为申请大学的学生提供密集协助，但市区大型高中的协助非常受限。即使是拥有强大咨询计画的市郊菁英学校，能提供的高等教育资讯和协助也不完整，校方邀请并期待父母参与孩子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体制背景下，如果父母拥有更多资讯并主动介入教育，便能把重要的优势传递给孩子。

后续访谈揭示了高等教育系统与家庭获得的非正式讯息有着极大差异。中产阶级孩子和父母认为申请大学是重要的人生事件，他们觉得兴奋、焦虑，因为过程充满不确定和冲突。申请流程长达数月，包括：搜集大学资讯、参访大学、筛选志愿、填写申请文件、缴交申请文件、等待放榜、收到放榜结果、处理失望情绪，以及决定就读于哪所学校。

选定哥伦比亚大学的「提早决定」计画前，亚历山大拜访了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康乃尔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因为没被史丹佛大学的篮球校队征召，盖瑞得调适重大的失落感。因为父母不能让史黛西上第一志愿的学校，她得努力接受父母的决定。后续访谈中，中产阶级父母和孩子清楚描述父母如何密集地介入，帮助孩子寻找、申请，和进入适合的大学就读。父母明确地知晓社区大学和四年制大学的差异，也很清楚各大学的排名。但访问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以及想上大学但未果的青年时，他们似乎不太清楚这些细节。

中产阶级父母拥有很多非正式知识，包括中学与高中的运作详情。梅兰妮读中学时，她父母知道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需要建立个人化教育计画（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并进行持续沟通。梅兰妮的父亲严格批评教育者，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中等教育系统的详细知识：

她的成绩愈来愈糟，愈来愈难过，因为功课愈来愈难。我们看着她越发辛苦的样子……起初，我们收到一封信，说〔七年级后〕梅兰妮会留级。我说：「等一下，个人化教育计画没有通知我们，我什么都没听说。」我们经历了一堆怪事。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谁都不能糟蹋我女儿……她已经很惨了，你不能这么糟蹋她，〔这〕不该发生……我们付钱给这些「专家」……要他们辨识学习障碍，但他们跑去哪了？

注意，韩德隆先生没有说教师对女儿有成见，也没有说他们不喜欢梅兰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提到「受过训练的教育者没有完成任务」。

中产阶级年轻人的父母上过大学，因此拥有更多的高等教育经验，也能从上过大学的朋友、亲戚，和同事等人际网路中取得资讯。塔林格女士有个「好朋友」任职于常春藤联盟大学的入学服务处，她从朋友那里学到了小技巧：

我听说竞争比较激烈的大学会看学生在高中修过什么课程。如果不修最严格的课程，在审查成绩单时，他们会认为这是种缺失。所以我希望盖瑞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修习最严格的课程。

她也提到，其他父母偶尔会提供有用的资讯：

〔我〕跟某位带女儿参访耶鲁大学和杜克大学的家长聊天，他跟我说了个好笑的故事。参观杜克大学时，有人向入学讨论会的主持人提问。一个学生问：「嗯，在荣誉微积分课程拿到B 比较好，还是在普通微积分课程中拿到A 比较好？」那个人回答：「修荣誉微积分课程且拿到A比较好。」

即使如此，美国高中提供了扑朔迷离的课程，以及模糊又不完整的高等教育资讯。

学校鼓励父母参与，但不会奖励服从专业人士的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反而奖励积极监控、介入教育的中产阶级父母，并合理化他们的行为。

想想访谈中塔林格女士提到的后续行动，她知道荣誉微积分课程的资讯，也知道自己身为家长，需要注意攸关孩子利益的事情，带着这些力量，她跟学校咨询人员讨论盖瑞是否需要修习荣誉课程。除此之外，如果课程出现冲突，盖瑞因此无法上某堂进阶课程时，塔林格女士会去学校和教师「吵架」，坚持进阶微积分不该和进阶文学开在同个时间段，这样儿子（和其他杰出学生）才能「抓住机会」。要申请大学时，盖瑞上过三个领域的进阶课程，以及另外两个领域的荣誉课程。

中产阶级父母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课程、成绩，和经济补助，加上他们本身拥有学位，对孩子的指导也因此受到影响。马修家知道史黛西非常想去常春藤联盟大学，她被那里的篮球队教练选中，但收到学校的录取信时，他们还是拒绝了，马修女士解释这是为了女儿好，不会年纪轻轻便累积债务。史黛西想当医生，所以她必须去读医学院，这可是巨大的开销。史黛西的父母说，既然有名的公立大学要为史黛西提供全额奖学金，就不必增加学费的负担。之后，史黛西决定去马里兰大学，马修家对此感到「高兴」，该校的学术能力很强，女子篮球队的实力也很好。马修女士说：「那是间具有挑战性的学校，她会面临很多挑战。」听到史黛西的大一生物学只拿到两个C 时，她非常担心地说：「她前方的道路很艰难。」她知道女儿成绩不理想，可能会影响医学院的申请。

在引导女儿的教育上，马修女士撷取了广泛的非正式讯息，包括大学和研究所的财务补助系统、不同类型大学的学术挑战、大学的全国排名，和医学院的入学标准。

公立高中只会为父母和学生提供一部分讯息，但中产阶级父母能应用自己的经验，询问社会网路中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与教育者互动时，也会积极地搜集相关知识。

和父母一样，中产阶级年轻人对高等教育体制的了解非常详细。盖瑞知道，就算他的GPA 分数很高，如果没被篮球队征召，便不可能上史丹佛大学。亚历山大知道，「提早决定」计画的申请过程错综复杂。史黛西知道奖学金包含哪些费用，她父母得支付其他的开销。相反的，即使温娣想要上大学，她似乎连学校的名字都搞不清楚，她也不知道学习障碍的正确名字，她总是说「LD」，也就是学习障碍（Learning disorder）的简称。即使考了检定考试，劳动和贫穷阶级的年轻人也无法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SAT 成绩和GPA，远远不如中产阶级年轻人那般快速轻松。

非正式知识：劳动阶级和贫穷家庭

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认为自己应该主动参与孩子的学校经验。除此之外，本研究的几个年轻人从高中辍学，他们的母亲却对此感到不满和焦虑。不同家庭的父母在担忧孩子学习和「参与」教学上也很相似，后续研究也揭示，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父母对「提供消息」和「帮助」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比利、凯蒂、哈若德⋯⋯等劳动与贫穷阶级的年轻人来说，上大学不是严肃的考量，他们的重点是从高中毕业，或取得GED 证书。这些孩子试着进入高等教育，但他们在这方面的非正式知识有限，像是劳动阶级的父母和年轻人会用「大学」概括职业学校和研究型大学。这些家庭不太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度，这和中产阶级父母和孩子相差甚远。教育人员普遍认为GED 证书不如高中毕业证书，在高度竞争的就业市场，人们认为那不过是一份认证，不是毕业证书。大学学历的地位也比高中学历更高。劳动和贫穷阶级认为毕业证书没有等级之分，他们觉得所有证书都一样。得知儿子从高中辍学时，亚尼里先生倍感失望，但比利考过GED 时，全家人喜极而泣。亚尼里女士回忆：

证书寄到的那天，他〔在海滩上〕。我打电话到他的手机上，打了大概五次，我说：「拜托打电话给我，我收到你的证书了，我们以你为荣。」我的天啊，我们真的觉得很自豪，大比利还流眼泪了。我们实在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家从来没有人受过教育，从来没有人毕业。

在亚尼里先生的访谈中，他说希望比利能去上大学，但他很骄傲儿子能「毕业」。对亚尼里先生来说，GED 和大学毕业证书之间的差异相对轻微，重要的是比利拥有「证书」。

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对教育体制的细部知识所知较少，他们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标准来找出「适合」孩子的学校。除此之外，这些父母大多没有读完高中，他们把教育的责任交给学校，等孩子成为青少年，他们又把责任交给孩子。这些父母较不优渥，他们不会坚定地管理学校经验的核心层面，也不太熟悉学区内公立高中的学术状态。布林达女士担心女儿的人身安全，希望凯蒂待在家附近，不希望凯蒂去其他社区的学校就读，但这间学校的排名比布林达女士要女儿去的学校还高。凯蒂解释：

我想去〔菁英学术高中〕。但是我妈说只能去华盛顿高中或富兰克林高中，因为就在我们这个社区。

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也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所以打听不到关于学校的资讯，只能完全依赖教育人员的建议。校方不会直接与父母或学生分享关键资讯，因此劳动和贫穷阶级的父母常得到错误讯息。亚尼里夫妇非常希望比利能去上亨利职业学校，这是备受尊敬的磁铁高中，但亚尼里女士不了解入学过程，她对此感到震惊：

亨利职业学校大概是这边最像样的学校了，但亨利职业学校拒绝让比利入学。我以为是审查时会依据〔比利〕八年级〔的成绩〕，但他们用了七年级的成绩。

亚尼里家知道一部分的重要讯息，包括高中需要申请，以及亨利职业学校比下里奇蒙高中好。他们努力填好并交出申请表，但比利没有录取，部分原因是申请审查会看七年级的成绩，但比利七年级的成绩很差，八年级的成绩明显好很多。亚尼里女士误解了审查过程的关键元素，因此比利被亨利职业学校拒绝后，能上的高中变得有限，最后去了下里奇蒙中学。

**对中产阶级来说，大学入学流程的讯息是常识，但对劳动阶级的温娣一家来说，家长没上过大学，家族中也没有任何近亲上过大学，所以父母觉得大学入学的资讯「惊人」且扑朔迷离。**温娣的继父麦克・法隆相信，如果学生没录取，大学会退还申请费用。稍后，温娣录取阿尔弗尼亚大学，秋天时温娣的母亲前往拜访，她误解了关键资讯。戴佛女士开车带女儿拜访校区，并参加面试，两者都进行得很顺利：

面试时我很震惊。和我们碰面的人很善良，他看了她的成绩、SAT，和那些东西……我们要离开时，他们说：「好，几个月后的入学典礼见。」我们欣喜若狂。

他们以为温娣已经录取这间大学，可是这份兴奋很短暂。戴佛女士解释：

离开时，得先经过前面柜台，他们说：「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然后我说：「会打电话给我？什么意思？」〔他们说：〕「嗯，如果录取了，我们会打电话或寄信通知你。」然后我好像说：「她录取了。」他们说：「什么！？」我说：「他们说她录取了。」他们说：「那不是正式保证。」

戴佛女士只有高中学历，从事秘书工作。她和温娣不知道大学申请程序的季节性，温娣学校的顾问也不曾向她们解释，秋季时学生提出申请，春季时才会收到录取或落榜通知。温娣的父母很重视女儿有没有上大学，虽然漏掉许多细节，但父母非常清楚他们每个月得付一千美金，戴佛女士甚至准备要找第二份工作。

申请过程中，温娣父母依赖了助益良多的高中顾问和其他专业人士，但中产阶级塔林格一家的父母不会这么做。除此之外，跟温娣四年级时相比，她父母对待教育体制的方式没什么明显改变。那时温娣无法阅读，戴佛女士非常忧心，但她仍依赖教育者来控制情况。高中老师和小学老师对温娣的父母有期待，希望他们坚决且明确地监测、管理，和介入升学过程，但劳动和贫穷阶级父母很难配合这种体制期待，因为父母的介入往往跟阶级资源紧密相连，和他们对孩子的爱与感情无关。

劳动和贫穷阶级家庭的青少年和父母都对大学一知半解。这些年轻人有梦想与野心，但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不太清楚高等教育系统的知识，也不知道如何取得额外训练、获得好工作。哈若德说，有一天他「要重回学校」，但他心中没有特定的学校或科系。凯蒂朋友的母亲「提过医疗转录员」，凯蒂要去问问详情，虽然不清楚那份工作的内容和薪水，但她觉得那份工作「可以坐在办公桌前办公，而且……可以赚取高薪」。

总而言之，高中后劳动和贫穷阶级年轻人立刻去工作，对他们而言，大学就像外国。他们生命中的大人不是理所当然地拥有高等教育经验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的社会环境也不是申请大学非常普遍的市郊学校。他们就像身处异国的旅人，容易犯下简单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