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 by your kindness my fond hopes were raised,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You by more eloquent lips have been praised,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你的爱情又唤起我的希望，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有多少人曾经把你夸奖，
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30．李鸿章的这十年
1881年深秋的一天，分配到天津的一批“留美幼童”来到直隶总督署，叩见总督李鸿章。那是个令人感叹的场面：十年前，这批孩子还是真正的“幼童”，小的才九岁，大的不过十五岁，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个正当年华的男子汉。李鸿章呢？十年前把第一批幼童送走的时候他四十九岁，现在，他年近花甲了。
幼童们下跪叩首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唐绍仪后来回忆，他当时害怕的是，后脑勺上临时安装的假辫子会掉下来。但他们很清楚总督大人和他们的不解之缘。回国的九十四人，有七十个被李鸿章接收到北洋。他们在上海受到冷遇，乘船来天津的海上又遇到可怕的风暴，只是到了天津，总督下令把他们安排到招商局大楼居住，他们才得到较好的照顾。他们偷偷打量两鬓斑白的李鸿章，心中涌起的是亲近和敬意。
“我们去见总督李鸿章”，幼童梁诚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他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创办人，对我们慰勉有加。李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很似美国加斐尔总统，他由贫苦起家，位至人臣之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陆军及兵工厂均在其管辖之下，每项工商建设，均得到他的支持。对外国思想，他很开明。他为训练中国青年创立了许多机构，他创办了一个医院及穷人救济院。他身为开明派之领袖，当然也有许多强有力的敌人。”
望着已然长大成人的“幼童”们，李鸿章的心情也不会平静。十年前，他和曾国藩制定的是一个十五年的宏远的留学计划，他希望这批孩子能顺利读完中学，进入军事学院，成为国家的栋梁。幼童们进入美国后，他几乎时时刻刻挂念着这些远渡重洋的幼童。我们曾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读到《李鸿章未刊函稿》，他的事必躬亲，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数几十封李鸿章对留学事务局的指示信的内容包括，认为幼童由女教师授业不妥，要求更换；某些幼童不堪造就应当撤回、撤回后该如何处置（避免投靠洋人给在学的幼童以恶劣影响）；某些幼童天资过人要着力栽培（他提到过的有梁敦彦、钟文耀、张康仁、黄开甲、蔡绍基等）；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内的需求要求安排幼童学习专门学科，如国际法和矿业；他还为留学事务局经费不足事多次致信容闳、区谔良，特意决定从海防经费中拨款支持。
但是“强有力的敌人”让李鸿章的心血付之东流！在“召回”的问题上，他没有挺身而出，捍卫他自己的宏图大略，却屈从了保守派的意见。他心态矛盾，因为所听到关于幼童们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幼童们到达天津后接受的两次考试，结果也大相径庭。第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幼童们考得一团糟，中文糟，英文也糟。李鸿章愤怒责问何以如此？第二次考试的结果，却使他转怒为喜。他赞扬了果真学有所成的幼童们——这恐怕更是他自己需要的安慰。
从1872年到1881年，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是十分关键的10年。这10年里，幼童们在美国学习，李鸿章何尝不在苦苦钻研？他的学堂，是他的外交和政治舞台，是他的军事和经济战线。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地方洋务大员，到逐步担起这个国家变革的重任，他几乎无时不受到攻讦。把“挺”字作为人生哲学的李鸿章，在硬着头皮和顽固势力的一次次较量中，备尝改革的艰难。
在第一批幼童即将出洋的1872年3月5日，在曾国藩去世的七天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他感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他说，今天老师你和左宗棠公尚健在，就有那么多的异议，“再数年，十数年后，更当何如？”
6月，洋务派官员的造船计划遭到大学士宋晋的猛烈攻击，他以“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为罪名，要求太后降旨，停止造船。李鸿章和左宗棠、沈葆桢挺身谏诤。李鸿章的奏折，第一次提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他写道：“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而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耶？”
这场争论后没有不久，祸患真的降临。不过这次的敌人不是来自西方，而是长期被中国看做“蕞尔小国”的东方邻国日本。日本以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出动八艘幕府时代的旧船去“处分”也就是侵略台湾。战事以中国赔偿五十万两银，日本人撤回为结局。
中国“有海无防”的真相暴露无遗。说来可笑，直到第一批幼童出洋时，中国水师的水兵还配备弓箭。日本侵略台湾，使清廷痛感：自强运动以来，“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中国近代关于海防的又一次大争论——“海防大筹议”，因此紧急展开。
各地大员奏折如云，对加速海防建设，支持、反对、犹疑……各种意见不一而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鸿章的奏折。
李鸿章再次疾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坚决支持恭亲王关于紧急整顿海防的主张，强调必须改革，再不能“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他提出购置机器，定造铁甲舰等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变通考试，专开洋务一科取士。
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他的话掷地有声：“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李鸿章的尖锐议论，在朝廷讨论奏章时引来强烈反弹。两位高层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一针见血，指责李鸿章企图变法，“用夷变夏”——
……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海防大筹议”正进行中，1875年初，刚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患“天花”而死，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参加葬礼的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的建议。李鸿章看到，“太后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这是李鸿章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在恭亲王支持下，保守派的攻击被击退，他的海防建设方案获得慈禧的批准。1875年，在第四批幼童出洋的当年，五十三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即首席大学士。他成为重权在握的洋务派领袖。
1876年夏天，“留美幼童”在费城参观百年纪念世博会，与此同时，西方七国军舰云集避暑胜地烟台，李鸿章在这里宴请各国使节。在地球的两边，他和幼童们在同时“走向世界”——在烟台，他第一次出席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为此他仔细研究西方礼仪。幕僚们为他们的“李中堂”专门准备了“宴会仪节”，包括为他预备好不同情境下致辞的草稿：
“……合座斟满高爵香槟酒，中堂起立举爵云，今日不期而遇七大国众位公使大臣，齐集烟台极一时之盛会，但愿此后永敦和好中外相安……”
“宴会仪节”提示，客人在敬酒时如颂扬李鸿章，则不饮，表示谦逊。如果有“庆祝我朝等语”，“或论有关大局”，则饮。
李鸿章一面密切关注“留美幼童”的学习，一面考虑向其它国家派遣留学生。1876年，在他安排下，七名学生带着足够用三年的笔墨砚台，到德国学习陆军。而他更大的兴趣是派员出国留学海军。
这一年，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及许多官员多次通信商议“海军生”问题。他登上停泊烟台的英国、法国、德国军舰参观，仔细观察西方的先进装备，在参观时发现英国军舰上有正在实习的日本留学生，更坚定了他和沈葆桢、丁日昌酝酿已久的“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设想。就在烟台，李鸿章和有关官员制定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
1877年3月31日，“济安”号轮船驶离福州，严复等福建船政学堂的一批学生转道香港，前往欧洲留学，其中多数学生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一批精英人物，包括后来北洋海军的多艘主力舰的舰长。他们全身英国海军装束，惟独头顶还盘着辫子，登上英国铁甲舰实习。他们英武的身影，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印度洋、地中海……
这批学生的年龄比“留美幼童”略大，平均大六、七岁；他们进入福建船政学堂的时间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早五年，出国又恰好晚五年。他们的留学时间是三年，也就是说，当“留美幼童”被召回的时候，他们已经毕业，有的甚至已经能够驾驶军舰回国。
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他在中国变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令后人不能不叹服的足迹：
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当年，他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洋人争利的商业集团，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1878年，创办开平煤矿；
1879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1881年，铺设中国人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在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1881年夏天，李鸿章的智囊班子正在起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这是对北洋海军未来发展的构想。当“留美幼童”们回国途中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时候，海军留学生正驾驶着从欧洲购买的“超勇”、“扬威”军舰，经地中海回国。几乎在同时，李鸿章发电报到欧洲，将正在制造的两艘中国的铁甲舰命名为“定远”和“镇远”。
李鸿章曾说过：“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逾于空谈耶？”
“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十年，是李鸿章为中国的近代化苦争苦斗的十年。
谕告诸生等知悉：
我国家作育人才，不惜巨帑，送尔等肄业。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千，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顶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否则不但洋人会汉文到中国者不少，即中国人在外国通洋话者亦多。何以国家又令尔等出洋肄业？反复思维，其理易晓矣。现已一面将汉洋文字会通之法，纂习一书，以便印出后，发为尔等程序。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工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
诸生其熟思紧记，以期学业日长，义理日明，为中国有用人材，不胜厚望焉。特谕。……
31．泼海旌旗热血红
1884年7月27日（光绪十年六月六日），“留美幼童”黄季良给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是从停泊在福州马尾的“扬武”号军舰上请人带上岸投递的。他在信中夹带了一幅画：一个稚气未消青年，身穿浅黄色大清官服，脚蹬皂靴，腰佩战刀。
男季良百拜叩禀父亲大人膝下：男自幼生母见背，旋即随侍父亲远客江南，未尝刻离膝下，迨稍长，应选游学，远适异国，近奉上谕，调回中国，旋派来闽，又从军于扬武兵船，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
1871年，在江南制造局当差的黄道平得悉朝廷招考“留美幼童”，“念家贫漂泊”，先送15岁的黄仲良作为第一批官费生出洋，两年后，又送14岁的黄季良赴美留学。1882年，哥哥黄仲良已经进入美国宾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弟弟黄季良尚在中学。被“召回”后，黄仲良被派往北洋，在天津机器东局任翻译和图算学堂教习，黄季良等16名幼童被分到福州，成为船政学堂第八期驾驶班学员。
这16名幼童，包括詹天佑、欧阳赓等5名耶鲁大学学生，薛有福、邝咏钟等5名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吴应科、苏锐钊这两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1883年，第八期驾驶班毕业，7人留在福州：詹天佑在学堂任教，邝咏钟任“振威”舰二副，黄季良、薛有福、容尚谦、杨兆楠、吴其藻被分配到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任见习军官。
黄季良给父亲的信，写在一个不寻常的时刻——
今法人犯顺，已入马江。伏思国家德泽宏深，将士皆忠勇敌忾，定籍我皇上如天之福，迅扫夷氛……
由于法国侵占大清藩属国越南，战火从陆地燃烧到海上。法国海军以“保商”为名进入福建闽江，企图歼灭福建水师，控制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最终夺取台湾为“抵押”，逼取巨额赔款。从7月15日到19日，先后有5艘法国军舰到达马尾江面。清廷不敢轻易和法国决裂，又不知如何用国际法处理，决策陷入混乱。“扬武”号奉命开进法国军舰的停泊区，“与敌杂泊，阻其猝发”。黄季良和他的留美同学们第一次经历如此紧张的场面：白天，沿岸“遍张旗帜”，陆军穿梭调动，当局在布置“疑兵阵”；入夜，法舰探照灯的光柱如寒光闪闪的利剑，狂扫水面。
……望父亲大人勿以男为念，惟兵事究不可测，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是孝子等语。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爰将平日绘成之貌，寄呈父亲见之，如男常侍膝前矣……。
黄季良画了一幅自画像寄给父亲，以表达孝心。他不能忘记，在幼年丧母后，他和二哥跟着父亲从老家番禺（今广州）到上海艰难谋生的日子；他记得14岁的自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依依不舍离开父亲的情景；他也想念他的二哥，记得刚到美国，见到仲良，半步都不忍离开。当他一笔一笔画出自己的肖像时，他已经看到了最险恶的结局。
对峙的局面，令人神经几乎要绷断。骄阳如火的8月中旬，马尾罗星塔附近的闽江江面上，密匝匝停泊着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8艘法国军舰和十一艘木制的中国战舰。数十条民船四下游荡，只有中国水兵知道，它们满载硫磺和火罐，时刻准备扑向法国军舰，重演“火烧赤壁”。两艘没有火炮的中国商船各载数百陆军士兵，等待一声号角，“跳帮”到法国军舰上去进行白刃格斗。岸上偶尔传来枪响，那是信神的总督派兵朝天鸣枪，“击散妖云”。
这是中国国防的现实：主管海疆防务的官员，不是昏庸无能，便是大言无实；李鸿章海军建设的蓝图刚刚展开，近代海军尚未成型，在欧洲定造的两艘铁甲舰还没有回国，北洋为数不多的好船，他不敢孤注一掷地派到福建；在福建水师的木制舰只上，是未经战阵的年轻的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美幼童”……
8月23日，海战爆发。
“扬武”舰上，“留美幼童”容尚谦首先发现法舰“窝尔达”号桅杆上的信号旗降落下来。他立即报告管带。可管带还以为法舰上有军官病死，下半旗志哀。正议论间，炮弹如雨而至。这时另一名“留美幼童”杨兆楠立即施放后主炮，第一炮便击中“窝尔达”舰桥，当场炸毙引水员和五个水手，差一点击毙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管带急令开船，为时已晚。法国鱼雷艇猛扑上来，向“扬武”发射了一颗鱼雷。
海战开始仅27秒，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就被击中右舷尾沉没。除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留美幼童”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阵亡。海战中另一位阵亡的“留美幼童”是“振威”舰二副邝咏钟，一位目击海战的英国海关关员回忆：
“那骁勇的振威，虽然暴露在维拉号和台斯当号的舷炮下，并且在驶过特隆方号之前时，为敌舰的重炮烈火所洞穿，头尾都已着火，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才完全毁灭了它。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
海战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轰毁。
比军舰和学校、厂房更令人痛惜的是人，是一批在新式教育中培养的人才的夭亡。在马尾海战中，十多年成长起来的“洋学生”们表现英勇。船政学堂各期毕业的学生，有许寿山、吕瀚、梁梓芳、叶琛等十余人阵亡。“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其中有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海战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轰毁。
比军舰和学校、厂房更令人痛惜的是人，是一批在新式教育中培养的人才的夭亡。在马尾海战中，十多年成长起来的“洋学生”们表现英勇。船政学堂各期毕业的学生，有许寿山、吕瀚、梁梓芳、叶琛等十余人阵亡。“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其中有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在一百多年的今天，在福州马尾，人们还能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72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有：
“振威”二副留美回国六品军功邝咏钟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杨兆楠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七品军功黄季良
那年24岁的黄季良，就这样用一幅自画像和亲人诀别。福建水师的留美同学中，黄季良的官阶是最底的。在“留美幼童”中他不算出类拔萃，在美国没有进入大学，不像和他同批、同年龄的唐绍仪等人那么出众。他在美国留下的足迹也很难查找。但他的自画像和那封家书却被珍藏下来。他的父亲黄道平后来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管，官至五品，这位五品“车间主任”把儿子的自画像分赠亲友，征求题咏，著名诗人黄遵宪写下了诗句：
泼海旌旗热血红，
防秋诸将尽笼东，
黄衫浅色靴刀备，
年少犹能作鬼雄。
棒球队员邝咏钟那张微仰的脸，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他和他的同学杨兆楠、薛有福的名字和他们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的记录，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册中。
然而我们在同学册中没有见到薛有福的照片，他的照片，几经辗转和复制，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显得模糊难辩。但他写给凯蒂小姐的信，被凯蒂珍藏多年。凯蒂女士八十多岁时，把这些信赠送给博物馆。
“薛有福是我特殊的朋友，”凯蒂说。
32．瘴气浮动的山间
搜寻“留美幼童”在被清廷“召回”后的资料，有一个词常跳到眼前，那就是“电线”。这不是今天的“输电线”和“电灯线”，而是“电报线”。在尚未有电灯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电报，而李鸿章是封疆大吏中和电报关系最密切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留美幼童”和中国的电报业结下不解之缘。
查看李鸿章早期的电报稿，会看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以1880年秋天的一份电报为例，那时李鸿章正与在美国的陈兰彬等商议召回幼童召回；更紧迫的大事，是驻俄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正在与俄方谈判收回被占的伊犁，李、曾函电交驰；9月30日李鸿章发给曾纪泽一份电报，曾纪泽10月4日收悉，曾纪泽10月5日回电，李鸿章10月11日收悉。一份电报的往来，竟然用了近两周时间！
后人很难想象李鸿章的电报是这样发送的：他的电报，需要从天津通过轮船寄到上海，再经上海的外国电报局发到俄国。遇到海上风暴，就要用“六百里飞驰”的驿站快马——当年的“特快专递”——传递电稿。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直到幼童被“召回”之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和所有西方事物一样，电报进入中国，遇到重重阻碍。和开矿山和修铁路遭遇的抗拒一样，保守势力反对的理由是，它会毁坏祖宗的坟墓！
于是，英国人1865年在上海到吴淞间强行修建的“电线”被沿途百姓拆毁；丹麦“大北公司”1871年铺设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线，不能上岸，只得改装一条旧船，在吴淞口当浮动电报站。到了1880年，通信的落伍已经使中国的许多事变得荒唐。正如李鸿章所抱怨，讯息从上海传到京城，竟然比上海传到俄国要慢十倍。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到市内紫竹林总督衙门间修建了一条短途“电线”，试机时，他在衙门一声号令，数十公里外的炮台守军闻风而动。这是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李鸿章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陆线”）的请求。这条电报线，和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一样，吸纳民间资本，由“官督商办”，完全由中国人控制。它的修建速度很快，到“留美幼童”即将回国的时候，李鸿章的电报已经可以当天到达美国。
难怪李鸿章为电报事业急需人才而挠首。他令陈兰彬告诉吴子登和容闳，“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静、尚未进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津、沪新设电报需人……”
清廷决定“召回”幼童后，李鸿章又发电报给吴子登：“电报学生可令先回”。
分三批回国的幼童，第一批21人中有17人被分配到1880年刚刚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在美国成绩优异的耶鲁学生梁敦彦、黄开甲都曾是天津的“电报生”，但他们不久就被高官看中，梁敦彦成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秘书，黄开甲成了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的秘书。更多比他们年龄小、学历浅的幼童们则和电报事业终身相伴，他们在这里学习收发报、勘测、电讯
原理，出了学堂即投入大规模的“电线”建设。
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时，曾纪泽曾强烈建议李鸿章将“电线”延伸到京城。李鸿章告诉他，当初是因为害怕士大夫们的反对，所以暂时从天津开始，渐开风气。现在条件逐渐成熟，可以先修到京城附近的通州，逐渐接到京城。
李鸿章的“渐进”，收到的是突飞猛进的效果。“电线”的益处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投资压力又远比造船购舰要轻。到1889年，全国除陕西、甘肃和湖南三省，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在前所未有的四通八达的“电线”网的背后，有“留美幼童”和电报学生的巨大贡献。
中法战争之后，广东广西的海防边防建设成燃眉之急。位于南国前线的这两个省份，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驿站投递向来迟缓。“留美幼童”投入紧急建设南方电报网的工作，他们经历的危险和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1886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电报学生大加赞赏。他说，广东广西的电报线远抵边关瘴疠盛行的地区，那里也是我们最早修建海底电报线的地方。电报学生们不怕艰难险阻，勘测地形，运送设备；不怕烦劳地架接电线、巡护维修；不厌繁细地检核密码，翻译电文。在军情紧张的时候，他们通宵达旦在电报局值班；他们经年累月地这样工作，没有技术的人完全不能替代。许多人积劳成疾，一些人遭遇危险。两广地区终年多雷暴，电线动辄被震断，而工匠缺少，恢复线路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常派一名学生，自己携带机器到山涧大河之间，在两岸奔驰，查验，修理……十日八日的风餐露宿，这不是其它差务可以相比的！
“留美幼童”当之无愧，是中国电报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英雄：
周万鹏，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第三批幼童。曾居住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的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朱宝奎，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清朝邮传部左侍郎。第三批幼童。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和南哈得利高中（South Hadley High School），曾居住在南哈得利的摩尔先生（E.A.Moor）家。
袁长坤，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第三批幼童。曾和周万鹏同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同住在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陶廷赓，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第四批幼童。曾居住在麻省亨廷顿（Huntington）的埃拉德女士（Miss A.M.Allard）家。
程大业，曾在清朝统辖蒙古时期任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负责修建了京城到蒙古的电报线，毕生在遥远的边疆服务。第三批幼童。曾就读哈特福德公立高中（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居住在巴博先生（J.O.Barber）家。
吴焕荣，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第四批幼童。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居住在斯蒂芬.胡拜尔牧师（Rev.Stephen Hubbell）家。
方伯梁，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第二批幼童。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M.I.T）。
唐元湛，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曾去瑞典“爱立信”公司考察。第二批幼童。他曾经和蔡廷干一起住在麻省春田（Springfield）麦克琳先生（A.S.McClean）家，因为太顽皮，被蔡廷干一同被“遣送”到洛厄尔（Lowell）机器厂学习，因而被特许剪掉辫子。
33．太监拉火车
1887年，詹天佑离开了广东，生平第一次去寒冷的北方。中法战争中，他是船政学堂船政学堂的教师，战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到广东水陆师学堂（后称广东博学馆，一名实学馆）任教。他和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留美幼童”苏锐钊共事，教授英语，他给学生出的“自英译汉”、“自汉译英”的英文试卷，被学生的后人保存至今。
詹天佑志不在此。在耶鲁大学，他学的是铁路和土木工程。现在机会到来了——他要去天津，参加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建设。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关键时刻。这是中国第一位最优秀的铁路工程师，步入成功之路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只有一条由唐山通往芦台的铁路。而“铁路”这一西方事物进入中国，已经22年。
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迅疾如飞”的小火车被京城人“诧为妖物”，朝廷下令拆除，“群疑始息”。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镇的吴淞铁路止，长14.5公里，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条营业铁路。次年，清政府以285，000两白银赎回并拆除。
强大的守旧势力害怕铁路。他们怕铁路破坏风水、毁坏坟茔，怕铁路影响沿途客栈、骡马生意，激起民变，在京城周边，还怕惊动龙脉。1880年，李鸿章提出在全国范围修筑铁路的宏伟计划，立刻遭到围攻，一些廷臣指责他“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
1881年，7名回国的“留美幼童”——吴仰曾（第一批幼童，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邝荣光（第一批幼童，曾就读拉法叶学院）、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You by more eloquent lips have been praised,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你的爱情又唤起我的希望，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有多少人曾经把你夸奖，
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30．李鸿章的这十年
1881年深秋的一天，分配到天津的一批“留美幼童”来到直隶总督署，叩见总督李鸿章。那是个令人感叹的场面：十年前，这批孩子还是真正的“幼童”，小的才九岁，大的不过十五岁，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个正当年华的男子汉。李鸿章呢？十年前把第一批幼童送走的时候他四十九岁，现在，他年近花甲了。
幼童们下跪叩首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唐绍仪后来回忆，他当时害怕的是，后脑勺上临时安装的假辫子会掉下来。但他们很清楚总督大人和他们的不解之缘。回国的九十四人，有七十个被李鸿章接收到北洋。他们在上海受到冷遇，乘船来天津的海上又遇到可怕的风暴，只是到了天津，总督下令把他们安排到招商局大楼居住，他们才得到较好的照顾。他们偷偷打量两鬓斑白的李鸿章，心中涌起的是亲近和敬意。
“我们去见总督李鸿章”，幼童梁诚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他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创办人，对我们慰勉有加。李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很似美国加斐尔总统，他由贫苦起家，位至人臣之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陆军及兵工厂均在其管辖之下，每项工商建设，均得到他的支持。对外国思想，他很开明。他为训练中国青年创立了许多机构，他创办了一个医院及穷人救济院。他身为开明派之领袖，当然也有许多强有力的敌人。”
望着已然长大成人的“幼童”们，李鸿章的心情也不会平静。十年前，他和曾国藩制定的是一个十五年的宏远的留学计划，他希望这批孩子能顺利读完中学，进入军事学院，成为国家的栋梁。幼童们进入美国后，他几乎时时刻刻挂念着这些远渡重洋的幼童。我们曾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读到《李鸿章未刊函稿》，他的事必躬亲，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数几十封李鸿章对留学事务局的指示信的内容包括，认为幼童由女教师授业不妥，要求更换；某些幼童不堪造就应当撤回、撤回后该如何处置（避免投靠洋人给在学的幼童以恶劣影响）；某些幼童天资过人要着力栽培（他提到过的有梁敦彦、钟文耀、张康仁、黄开甲、蔡绍基等）；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内的需求要求安排幼童学习专门学科，如国际法和矿业；他还为留学事务局经费不足事多次致信容闳、区谔良，特意决定从海防经费中拨款支持。
但是“强有力的敌人”让李鸿章的心血付之东流！在“召回”的问题上，他没有挺身而出，捍卫他自己的宏图大略，却屈从了保守派的意见。他心态矛盾，因为所听到关于幼童们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幼童们到达天津后接受的两次考试，结果也大相径庭。第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幼童们考得一团糟，中文糟，英文也糟。李鸿章愤怒责问何以如此？第二次考试的结果，却使他转怒为喜。他赞扬了果真学有所成的幼童们——这恐怕更是他自己需要的安慰。
从1872年到1881年，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是十分关键的10年。这10年里，幼童们在美国学习，李鸿章何尝不在苦苦钻研？他的学堂，是他的外交和政治舞台，是他的军事和经济战线。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地方洋务大员，到逐步担起这个国家变革的重任，他几乎无时不受到攻讦。把“挺”字作为人生哲学的李鸿章，在硬着头皮和顽固势力的一次次较量中，备尝改革的艰难。
在第一批幼童即将出洋的1872年3月5日，在曾国藩去世的七天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他感慨当时的改革局面是：“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他说，今天老师你和左宗棠公尚健在，就有那么多的异议，“再数年，十数年后，更当何如？”
6月，洋务派官员的造船计划遭到大学士宋晋的猛烈攻击，他以“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为罪名，要求太后降旨，停止造船。李鸿章和左宗棠、沈葆桢挺身谏诤。李鸿章的奏折，第一次提出，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他写道：“法待人而后行，事因时而变通。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耶？”
这场争论后没有不久，祸患真的降临。不过这次的敌人不是来自西方，而是长期被中国看做“蕞尔小国”的东方邻国日本。日本以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出动八艘幕府时代的旧船去“处分”也就是侵略台湾。战事以中国赔偿五十万两银，日本人撤回为结局。
中国“有海无防”的真相暴露无遗。说来可笑，直到第一批幼童出洋时，中国水师的水兵还配备弓箭。日本侵略台湾，使清廷痛感：自强运动以来，“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中国近代关于海防的又一次大争论——“海防大筹议”，因此紧急展开。
各地大员奏折如云，对加速海防建设，支持、反对、犹疑……各种意见不一而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鸿章的奏折。
李鸿章再次疾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坚决支持恭亲王关于紧急整顿海防的主张，强调必须改革，再不能“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他提出购置机器，定造铁甲舰等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变通考试，专开洋务一科取士。
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他的话掷地有声：“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李鸿章的尖锐议论，在朝廷讨论奏章时引来强烈反弹。两位高层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一针见血，指责李鸿章企图变法，“用夷变夏”——
……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海防大筹议”正进行中，1875年初，刚亲政不久的同治皇帝患“天花”而死，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参加葬礼的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的建议。李鸿章看到，“太后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这是李鸿章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在恭亲王支持下，保守派的攻击被击退，他的海防建设方案获得慈禧的批准。1875年，在第四批幼童出洋的当年，五十三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即首席大学士。他成为重权在握的洋务派领袖。
1876年夏天，“留美幼童”在费城参观百年纪念世博会，与此同时，西方七国军舰云集避暑胜地烟台，李鸿章在这里宴请各国使节。在地球的两边，他和幼童们在同时“走向世界”——在烟台，他第一次出席大规模的外交活动，为此他仔细研究西方礼仪。幕僚们为他们的“李中堂”专门准备了“宴会仪节”，包括为他预备好不同情境下致辞的草稿：
“……合座斟满高爵香槟酒，中堂起立举爵云，今日不期而遇七大国众位公使大臣，齐集烟台极一时之盛会，但愿此后永敦和好中外相安……”
“宴会仪节”提示，客人在敬酒时如颂扬李鸿章，则不饮，表示谦逊。如果有“庆祝我朝等语”，“或论有关大局”，则饮。
李鸿章一面密切关注“留美幼童”的学习，一面考虑向其它国家派遣留学生。1876年，在他安排下，七名学生带着足够用三年的笔墨砚台，到德国学习陆军。而他更大的兴趣是派员出国留学海军。
这一年，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及许多官员多次通信商议“海军生”问题。他登上停泊烟台的英国、法国、德国军舰参观，仔细观察西方的先进装备，在参观时发现英国军舰上有正在实习的日本留学生，更坚定了他和沈葆桢、丁日昌酝酿已久的“派遣海军留学生”的设想。就在烟台，李鸿章和有关官员制定了出国培训计划和章程。
1877年3月31日，“济安”号轮船驶离福州，严复等福建船政学堂的一批学生转道香港，前往欧洲留学，其中多数学生进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一批精英人物，包括后来北洋海军的多艘主力舰的舰长。他们全身英国海军装束，惟独头顶还盘着辫子，登上英国铁甲舰实习。他们英武的身影，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美洲东海岸、印度洋、地中海……
这批学生的年龄比“留美幼童”略大，平均大六、七岁；他们进入福建船政学堂的时间比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早五年，出国又恰好晚五年。他们的留学时间是三年，也就是说，当“留美幼童”被召回的时候，他们已经毕业，有的甚至已经能够驾驶军舰回国。
李鸿章是中国变革的先驱，从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他在中国变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令后人不能不叹服的足迹：
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当年，他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洋人争利的商业集团，它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1878年，创办开平煤矿；
1879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
1881年，铺设中国人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在幼童被召回的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1881年夏天，李鸿章的智囊班子正在起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这是对北洋海军未来发展的构想。当“留美幼童”们回国途中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时候，海军留学生正驾驶着从欧洲购买的“超勇”、“扬威”军舰，经地中海回国。几乎在同时，李鸿章发电报到欧洲，将正在制造的两艘中国的铁甲舰命名为“定远”和“镇远”。
李鸿章曾说过：“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二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逾于空谈耶？”
“留美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十年，是李鸿章为中国的近代化苦争苦斗的十年。
谕告诸生等知悉：
我国家作育人才，不惜巨帑，送尔等肄业。尔父母亦不耽溺爱，令尔等离家前来。无非期望尔等学业有成，上可报国临民，下可光宗耀祖，为尔等终身之计。试思中国人家子弟，若万千，若千万，岂易得此美遇？既可学新奇学问，又不用毫末钱财，又早已顶带荣身，又将来回中国后，功名超进，种种好处，不可言宣。
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等学习，规矩要不可变更。若尔等不上等学习，将来考试，岂能争先胜人？若任意将规矩变更，将来到家，如何处群和众？尔等既在外国学馆，功夫有洋师指授，不虑开悟无方。惟到局时候甚少，规矩日久生疏，深恐渐濡莫抛。是以谕示尔等，要将前后思量，立定主义。究竟在外国日少，居中国日长。莫待彼时改变不来，后悔莫及也。
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否则不但洋人会汉文到中国者不少，即中国人在外国通洋话者亦多。何以国家又令尔等出洋肄业？反复思维，其理易晓矣。现已一面将汉洋文字会通之法，纂习一书，以便印出后，发为尔等程序。尔等当先于学中完毕功课之时，少歇息后，抽出闲谈及作无益诸事工夫，即将四书温习，或相互讲论。日计不足，月计有余。 总之洋文汉文，事同一理。最是虚字难明，如有未解之字，或此句有，别句亦有，当即摘出记录，以便到局请问，或随时写信求益不可，自能旁引曲征，令尔等明白晓悟也。
诸生其熟思紧记，以期学业日长，义理日明，为中国有用人材，不胜厚望焉。特谕。……
31．泼海旌旗热血红
1884年7月27日（光绪十年六月六日），“留美幼童”黄季良给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是从停泊在福州马尾的“扬武”号军舰上请人带上岸投递的。他在信中夹带了一幅画：一个稚气未消青年，身穿浅黄色大清官服，脚蹬皂靴，腰佩战刀。
男季良百拜叩禀父亲大人膝下：男自幼生母见背，旋即随侍父亲远客江南，未尝刻离膝下，迨稍长，应选游学，远适异国，近奉上谕，调回中国，旋派来闽，又从军于扬武兵船，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
1871年，在江南制造局当差的黄道平得悉朝廷招考“留美幼童”，“念家贫漂泊”，先送15岁的黄仲良作为第一批官费生出洋，两年后，又送14岁的黄季良赴美留学。1882年，哥哥黄仲良已经进入美国宾州伯利恒的利哈伊大学，弟弟黄季良尚在中学。被“召回”后，黄仲良被派往北洋，在天津机器东局任翻译和图算学堂教习，黄季良等16名幼童被分到福州，成为船政学堂第八期驾驶班学员。
这16名幼童，包括詹天佑、欧阳赓等5名耶鲁大学学生，薛有福、邝咏钟等5名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吴应科、苏锐钊这两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1883年，第八期驾驶班毕业，7人留在福州：詹天佑在学堂任教，邝咏钟任“振威”舰二副，黄季良、薛有福、容尚谦、杨兆楠、吴其藻被分配到福建水师旗舰“扬武”号任见习军官。
黄季良给父亲的信，写在一个不寻常的时刻——
今法人犯顺，已入马江。伏思国家德泽宏深，将士皆忠勇敌忾，定籍我皇上如天之福，迅扫夷氛……
由于法国侵占大清藩属国越南，战火从陆地燃烧到海上。法国海军以“保商”为名进入福建闽江，企图歼灭福建水师，控制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最终夺取台湾为“抵押”，逼取巨额赔款。从7月15日到19日，先后有5艘法国军舰到达马尾江面。清廷不敢轻易和法国决裂，又不知如何用国际法处理，决策陷入混乱。“扬武”号奉命开进法国军舰的停泊区，“与敌杂泊，阻其猝发”。黄季良和他的留美同学们第一次经历如此紧张的场面：白天，沿岸“遍张旗帜”，陆军穿梭调动，当局在布置“疑兵阵”；入夜，法舰探照灯的光柱如寒光闪闪的利剑，狂扫水面。
……望父亲大人勿以男为念，惟兵事究不可测，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是孝子等语。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爰将平日绘成之貌，寄呈父亲见之，如男常侍膝前矣……。
黄季良画了一幅自画像寄给父亲，以表达孝心。他不能忘记，在幼年丧母后，他和二哥跟着父亲从老家番禺（今广州）到上海艰难谋生的日子；他记得14岁的自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依依不舍离开父亲的情景；他也想念他的二哥，记得刚到美国，见到仲良，半步都不忍离开。当他一笔一笔画出自己的肖像时，他已经看到了最险恶的结局。
对峙的局面，令人神经几乎要绷断。骄阳如火的8月中旬，马尾罗星塔附近的闽江江面上，密匝匝停泊着包括两艘铁甲舰在内的8艘法国军舰和十一艘木制的中国战舰。数十条民船四下游荡，只有中国水兵知道，它们满载硫磺和火罐，时刻准备扑向法国军舰，重演“火烧赤壁”。两艘没有火炮的中国商船各载数百陆军士兵，等待一声号角，“跳帮”到法国军舰上去进行白刃格斗。岸上偶尔传来枪响，那是信神的总督派兵朝天鸣枪，“击散妖云”。
这是中国国防的现实：主管海疆防务的官员，不是昏庸无能，便是大言无实；李鸿章海军建设的蓝图刚刚展开，近代海军尚未成型，在欧洲定造的两艘铁甲舰还没有回国，北洋为数不多的好船，他不敢孤注一掷地派到福建；在福建水师的木制舰只上，是未经战阵的年轻的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美幼童”……
8月23日，海战爆发。
“扬武”舰上，“留美幼童”容尚谦首先发现法舰“窝尔达”号桅杆上的信号旗降落下来。他立即报告管带。可管带还以为法舰上有军官病死，下半旗志哀。正议论间，炮弹如雨而至。这时另一名“留美幼童”杨兆楠立即施放后主炮，第一炮便击中“窝尔达”舰桥，当场炸毙引水员和五个水手，差一点击毙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管带急令开船，为时已晚。法国鱼雷艇猛扑上来，向“扬武”发射了一颗鱼雷。
海战开始仅27秒，福建水师的旗舰“扬武”就被击中右舷尾沉没。除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留美幼童”黄季良、薛有福、杨兆楠阵亡。海战中另一位阵亡的“留美幼童”是“振威”舰二副邝咏钟，一位目击海战的英国海关关员回忆：
“那骁勇的振威，虽然暴露在维拉号和台斯当号的舷炮下，并且在驶过特隆方号之前时，为敌舰的重炮烈火所洞穿，头尾都已着火，但是它仍然奋战到底，一次又一次地发射炮火，直到一艘法国鱼雷艇在烟火中冲进，才完全毁灭了它。就是在它最后沉没的一刹那，这勇敢的小船，还以最后一炮击中它的敌人，重创了敌舰舰长和士兵两名。”
海战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轰毁。
比军舰和学校、厂房更令人痛惜的是人，是一批在新式教育中培养的人才的夭亡。在马尾海战中，十多年成长起来的“洋学生”们表现英勇。船政学堂各期毕业的学生，有许寿山、吕瀚、梁梓芳、叶琛等十余人阵亡。“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其中有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海战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船政学堂和造船厂被轰毁。
比军舰和学校、厂房更令人痛惜的是人，是一批在新式教育中培养的人才的夭亡。在马尾海战中，十多年成长起来的“洋学生”们表现英勇。船政学堂各期毕业的学生，有许寿山、吕瀚、梁梓芳、叶琛等十余人阵亡。“留美幼童”6人参战，4人牺牲，其中有薛有福、杨兆楠、邝咏钟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
在一百多年的今天，在福州马尾，人们还能看到当年奉旨建造的昭忠祠，祠中的石碑上镌刻着772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其中有：
“振威”二副留美回国六品军功邝咏钟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杨兆楠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六品军功薛有福
“扬武”留美回国练生七品军功黄季良
那年24岁的黄季良，就这样用一幅自画像和亲人诀别。福建水师的留美同学中，黄季良的官阶是最底的。在“留美幼童”中他不算出类拔萃，在美国没有进入大学，不像和他同批、同年龄的唐绍仪等人那么出众。他在美国留下的足迹也很难查找。但他的自画像和那封家书却被珍藏下来。他的父亲黄道平后来曾任上海江南制造局锅炉车间的总管，官至五品，这位五品“车间主任”把儿子的自画像分赠亲友，征求题咏，著名诗人黄遵宪写下了诗句：
泼海旌旗热血红，
防秋诸将尽笼东，
黄衫浅色靴刀备，
年少犹能作鬼雄。
棒球队员邝咏钟那张微仰的脸，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里。他和他的同学杨兆楠、薛有福的名字和他们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的记录，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册中。
然而我们在同学册中没有见到薛有福的照片，他的照片，几经辗转和复制，传到我们手里已经显得模糊难辩。但他写给凯蒂小姐的信，被凯蒂珍藏多年。凯蒂女士八十多岁时，把这些信赠送给博物馆。
“薛有福是我特殊的朋友，”凯蒂说。
32．瘴气浮动的山间
搜寻“留美幼童”在被清廷“召回”后的资料，有一个词常跳到眼前，那就是“电线”。这不是今天的“输电线”和“电灯线”，而是“电报线”。在尚未有电灯的年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电报，而李鸿章是封疆大吏中和电报关系最密切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留美幼童”和中国的电报业结下不解之缘。
查看李鸿章早期的电报稿，会看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以1880年秋天的一份电报为例，那时李鸿章正与在美国的陈兰彬等商议召回幼童召回；更紧迫的大事，是驻俄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正在与俄方谈判收回被占的伊犁，李、曾函电交驰；9月30日李鸿章发给曾纪泽一份电报，曾纪泽10月4日收悉，曾纪泽10月5日回电，李鸿章10月11日收悉。一份电报的往来，竟然用了近两周时间！
后人很难想象李鸿章的电报是这样发送的：他的电报，需要从天津通过轮船寄到上海，再经上海的外国电报局发到俄国。遇到海上风暴，就要用“六百里飞驰”的驿站快马——当年的“特快专递”——传递电稿。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祗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直到幼童被“召回”之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和所有西方事物一样，电报进入中国，遇到重重阻碍。和开矿山和修铁路遭遇的抗拒一样，保守势力反对的理由是，它会毁坏祖宗的坟墓！
于是，英国人1865年在上海到吴淞间强行修建的“电线”被沿途百姓拆毁；丹麦“大北公司”1871年铺设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海底电线，不能上岸，只得改装一条旧船，在吴淞口当浮动电报站。到了1880年，通信的落伍已经使中国的许多事变得荒唐。正如李鸿章所抱怨，讯息从上海传到京城，竟然比上海传到俄国要慢十倍。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到市内紫竹林总督衙门间修建了一条短途“电线”，试机时，他在衙门一声号令，数十公里外的炮台守军闻风而动。这是中国人在中国大陆修建的第一条电报线。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李鸿章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陆线”）的请求。这条电报线，和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一样，吸纳民间资本，由“官督商办”，完全由中国人控制。它的修建速度很快，到“留美幼童”即将回国的时候，李鸿章的电报已经可以当天到达美国。
难怪李鸿章为电报事业急需人才而挠首。他令陈兰彬告诉吴子登和容闳，“将出洋局幼童择其颖悟纯静、尚未进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津、沪新设电报需人……”
清廷决定“召回”幼童后，李鸿章又发电报给吴子登：“电报学生可令先回”。
分三批回国的幼童，第一批21人中有17人被分配到1880年刚刚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在美国成绩优异的耶鲁学生梁敦彦、黄开甲都曾是天津的“电报生”，但他们不久就被高官看中，梁敦彦成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秘书，黄开甲成了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的秘书。更多比他们年龄小、学历浅的幼童们则和电报事业终身相伴，他们在这里学习收发报、勘测、电讯
原理，出了学堂即投入大规模的“电线”建设。
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时，曾纪泽曾强烈建议李鸿章将“电线”延伸到京城。李鸿章告诉他，当初是因为害怕士大夫们的反对，所以暂时从天津开始，渐开风气。现在条件逐渐成熟，可以先修到京城附近的通州，逐渐接到京城。
李鸿章的“渐进”，收到的是突飞猛进的效果。“电线”的益处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投资压力又远比造船购舰要轻。到1889年，全国除陕西、甘肃和湖南三省，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在前所未有的四通八达的“电线”网的背后，有“留美幼童”和电报学生的巨大贡献。
中法战争之后，广东广西的海防边防建设成燃眉之急。位于南国前线的这两个省份，山高林密，沟壑纵横，驿站投递向来迟缓。“留美幼童”投入紧急建设南方电报网的工作，他们经历的危险和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1886年，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电报学生大加赞赏。他说，广东广西的电报线远抵边关瘴疠盛行的地区，那里也是我们最早修建海底电报线的地方。电报学生们不怕艰难险阻，勘测地形，运送设备；不怕烦劳地架接电线、巡护维修；不厌繁细地检核密码，翻译电文。在军情紧张的时候，他们通宵达旦在电报局值班；他们经年累月地这样工作，没有技术的人完全不能替代。许多人积劳成疾，一些人遭遇危险。两广地区终年多雷暴，电线动辄被震断，而工匠缺少，恢复线路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常派一名学生，自己携带机器到山涧大河之间，在两岸奔驰，查验，修理……十日八日的风餐露宿，这不是其它差务可以相比的！
“留美幼童”当之无愧，是中国电报业的开山鼻祖和创业英雄：
周万鹏，曾任中国电政总局局长。第三批幼童。曾居住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的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朱宝奎，曾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清朝邮传部左侍郎。第三批幼童。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和南哈得利高中（South Hadley High School），曾居住在南哈得利的摩尔先生（E.A.Moor）家。
袁长坤，曾任清朝邮传部电政负责人。第三批幼童。曾和周万鹏同在麻省霍利约克（Holyoke），同住在卡格温先生（E.R.Kagwin）家。
陶廷赓，曾任湖北省电报局局长。第四批幼童。曾居住在麻省亨廷顿（Huntington）的埃拉德女士（Miss A.M.Allard）家。
程大业，曾在清朝统辖蒙古时期任恰克图电报局局长和满洲里电报局局长，负责修建了京城到蒙古的电报线，毕生在遥远的边疆服务。第三批幼童。曾就读哈特福德公立高中（Hartford Public High school），居住在巴博先生（J.O.Barber）家。
吴焕荣，曾任江西省电报局局长。第四批幼童。曾就读纽黑文（New Haven）霍普金斯语言学校（Hopkijs Grammar School），居住在斯蒂芬.胡拜尔牧师（Rev.Stephen Hubbell）家。
方伯梁，曾任汉口电报局局长。第二批幼童。曾就读麻省理工学院（M.I.T）。
唐元湛，曾任上海电政分局总办，曾去瑞典“爱立信”公司考察。第二批幼童。他曾经和蔡廷干一起住在麻省春田（Springfield）麦克琳先生（A.S.McClean）家，因为太顽皮，被蔡廷干一同被“遣送”到洛厄尔（Lowell）机器厂学习，因而被特许剪掉辫子。
33．太监拉火车
1887年，詹天佑离开了广东，生平第一次去寒冷的北方。中法战争中，他是船政学堂船政学堂的教师，战后，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到广东水陆师学堂（后称广东博学馆，一名实学馆）任教。他和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留美幼童”苏锐钊共事，教授英语，他给学生出的“自英译汉”、“自汉译英”的英文试卷，被学生的后人保存至今。
詹天佑志不在此。在耶鲁大学，他学的是铁路和土木工程。现在机会到来了——他要去天津，参加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建设。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关键时刻。这是中国第一位最优秀的铁路工程师，步入成功之路的起点。
这一年，中国只有一条由唐山通往芦台的铁路。而“铁路”这一西方事物进入中国，已经22年。
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迅疾如飞”的小火车被京城人“诧为妖物”，朝廷下令拆除，“群疑始息”。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镇的吴淞铁路止，长14.5公里，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条营业铁路。次年，清政府以285，000两白银赎回并拆除。
强大的守旧势力害怕铁路。他们怕铁路破坏风水、毁坏坟茔，怕铁路影响沿途客栈、骡马生意，激起民变，在京城周边，还怕惊动龙脉。1880年，李鸿章提出在全国范围修筑铁路的宏伟计划，立刻遭到围攻，一些廷臣指责他“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
1881年，7名回国的“留美幼童”——吴仰曾（第一批幼童，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邝荣光（第一批幼童，曾就读拉法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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