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到底要不要讲道德？应该讲什么道德？（课程论文）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这一点上来讲，资本主义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社会生产发展力所必然经历的阶段。市场经济也并不是生来就有，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组织社会生产活动的一种方式。做为市场经济的总基石的“理性人”假设，并没有包含对于道德因素的说明。“利益最大化”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理性”出发点。在讨论“市场经济要不要讲道德”上，就像要讨论“资本主义要不要温情地存在于这个社会上”一样，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命题逻辑。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剥削”，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劳动是所有关系的总和，而在市场经济里成本与收益是所有分析的出发点。正如“公平正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属性，那么“道德”也绝不是市场经济的特点。这种社会关系也好，这个生产组织方式也罢，都是生来有“原罪”的，也是有缺憾的。我们不能“温情脉脉”地要求一只饥饿的老虎松开其嘴下猎物，但是我们可以事先通过驱赶或者警醒，使得可能的受害者免于悲惨的命运，也使得可能的恶只停留在可能，而不是等到伤害已经产生、罪恶已经实施的时候再去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资本主义社会是生来就不公平的，就像老虎生来就是要吃肉一样是一种生理属性。但正是在这种属性的驱动下，发展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良好的保障体系。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需要用一个笼子，将这种权力关进去。这种笼子就是法律体系与制度以及保证这个体系与制度运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的市场经济导致绝对的不均衡”，这种“绝对的不均衡”又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如收入差距加大、分配不公、道德沦丧、坑蒙拐骗、利益固化等等等等。因此，我们也需要修一个笼子，把这个绝对的市场经济的恶关进去，以打破这种“绝对的不均衡”。这个笼子的材料依然是良好的法律体系与制度以及保证这个体系与制度运行的机制、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削峰填谷的收入分配制度、保证机会均等，以这样的体系结构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因此，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本身要不要讲道德以及应该讲什么道德，而是要用另一套机制去发挥市场的善，并且去抑制它的恶。妄图通过道义劝说让市场经济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对于市场来说向来都是：“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从完全的计划经济逐渐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市场经济的“潘多拉魔盒”释放的各种经济因素空前活跃起来，即解放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生产力，同时也释放了市场经济中恶的基因。各种经济主体在“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恶”事件不断地冲击着向来以“道德”为社会基本处事准则的我们。只要是可以交换成经济利益，那么爱情可以交换，亲情可以出卖，规则可以践踏，他人的利益更是可以随意处置。整个社会气氛里到处都是功利主义的味道。

 

       当一种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那其实就是在变相地鼓励这种恶。在经济术语里叫做恶成本低，会有使人倾向于做恶的激励。会更甚者在这种做恶取得了经济利益时还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即“笑贫不笑娼”是也——则更会激励人们不择手段地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溃。随着社会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可以快速地在社会上进行传播发酵，有时事件已经用最强烈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其“匪夷所思”的程度，只惊呼简直“毁三观”。

 

       当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使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要忍受成人都无法忍受的痛楚时，那些做恶者所受的审判却是了了，一些当事者更是事过境迁后重新任用。而当7.23 事件发生时，几十个人用生命为做恶者本该付出的成本进行了支付。当一座座钢筋水泥大桥轰然倒塌时，那个可怜的超重司机成为了责任者的替罪羊。当那些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税收与劳动的劳动者想要争取异地高考的平等权利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却通过各个障碍将这些先期的贡献者与牺牲者挡在了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门外，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的“契约精神”，在这里成为贴在墙上的一纸空言。

 

       当一种经济行为具有负的外部性的时候，如果不将这些外部性内化为经济行为者本身的成本，则这种经济行为的边际成本就低。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要求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那么这种经济行为就会倾向于生产更多产品。即如果某种做恶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付出的成本又很少，那么这样的经济结局一定会激励人们“从恶如流”。因此，我们在享受便宜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却付出了比价格之外更多的代价。就像现在已经变黑变臭的河流，已经脏得无法呼吸但又不得不吸的空气，以及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当三聚氰胺的做恶者的外部性不能内化为他本身的成本时，今天倒下一个三鹿，明天还会有另一个三鹿站起来。当7.23 事件的做恶者如果可以不用自己支付自己的做恶行为的成本时，还会有另一个8.23，9.23 事件发生。而当倒塌的大桥依然可以有超载的司机或者可怜的临时工来进行成本的转稼，那么在这个神奇的大地上，依然会有千百万座大桥要倒塌下来。“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是一种对私德的劝说，与经济行为无关。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敢做恶，但是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成坏人。因此，道德无法为经济行为的负的外部性进行补贴，只有让经济行为的始作俑者自己支付负外部性的成本，才能让越来越多的食品更安全，让更多的司机以及临时工从替罪羊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才能使8.23，9.23 不再发生。

 

       道德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因为道德的约束力不够强大，无法使减少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成为常态。我们依然还是要建造一个像关押权力一样的笼子，把经济行为的恶限定在笼子里。“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是因为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激励制度，才能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打破现有的“不均衡”，才能使经济再次健康发展，才能取得经济发展的“红利”。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让做恶者不敢以身试法，让为善者“从善如流”。当我们看到老人摔倒时，善不再被恶攻击时，善才能在需要的时候伸出搀扶手臂，只有这样，才能让“正能量”不断壮大。

 

       道德不是市场经济的元素，“缺德”才是市场经济先天属性，“利益”才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所以，市场经济是没有道德的，但是市场经济需要道德。这种道德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希望，道德就能在市场经济“利益”土壤中生根发芽，而是要构建良法、以及保证良法从善的机制，以这些法与制生成的土壤去培育市场经济之树，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流着“利益”的血液，但是受限于“道德与法制”的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