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北海冰融。” “3月29日,山桃始花。” “4月4日,杏树始花。” “4月15日,紫丁香始花。” “4月20日,燕始见。” “5月1日,柳絮飞。” “5月23日,布谷鸟初鸣。” …… |
观察这些普普通通的自然现象有什么用呢?冰融花放,絮飞鸟来,都是物候学的信号,它们同气候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弄清楚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和活动规律对气候的反应,可以用来预测农时,指导农业生产,还可供预报天气时参考。竺可桢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在北海公园观察了23个年头,从而绘制出一幅十分珍贵的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
竺可桢观察物候,都留有详细的记录。有时因工作忙,不能亲自去观察,就请爱人和女儿帮忙作记录。他从1936年1月1日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1974年2月6日),共计38年零37天,从未间断。每天记录天气阴晴、风力级别、气温高低,以及相应的物候现象。他的自然日记有40多本,有近千万字。在取得了这样十分雄厚材料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备受人们欢迎的《物候学》一书;83岁时还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在科学的征途上,他是一位永远不满足,不知疲倦的跋涉者。1974年1月23日,就是他逝世前两个星期的一天,照例有不少人来探望他。他爱人因他前一日咳了一整天,便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留在病房外。猛然间,他听到了外孙女婿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叫他进来。外孙女婿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竺可桢虽然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他对自己缺乏“基本粒子”这门新知识很着急。他曾经五次向晚辈求教“补课”。现在,他仍然不放过这个求教的机会。外孙女婿看到竺可桢强打精神艰难地坐在书桌旁,心里很难过。因病,竺可桢的听觉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甚至带上了助听器都听不清别人的讲话。外孙女婿便用笔把竺可桢想了解的知识写到纸上。爱人心疼地劝他说:“你连坐都支持不住,还问这些干什么?”竺可桢听了,边咳着边严肃地说:“不成!我知道得太少了!”
竺可桢不仅学到老,而且还做到老。
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天还没破晓,寒气袭人。躺在病床上的竺可桢慢慢坐起来,习惯地摸了一下外衣左边的小口袋处,然后又慢慢地把手放下来。这一习惯性的动作,勾起了他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原来,竺可桢平日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每天清晨一起来,他就把那支白铜套子里的钢笔式温度表拿到院子里放好,然后做早操,做完早操后记录所量的气温。这只温度表,就插在外衣左边的小口袋里。现在,他再也不能到院子用那支心爱的温度表测量气温了。然而,事业心在驱使着他,抬起颤抖的手,拧开收音机的旋钮,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戴上眼镜,借着台灯的光,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小字:
“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写完后,老人想把笔记本合上,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又戴上眼镜,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注上两个字:“局报。”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他为什么要在记下天气预报之后,又加了“局报”两字呢?原来,这“局报”是指“气象局预报”的意思,它有别于自己平日亲自观测记录的天气情况。这对于一个习惯自己给大自然记日记的人来说,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才不得已根据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