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河北石家庄市以富裕闻名的城中村：槐底村

​​​　　槐底村位于市区东南部，东至体育大街，西至青园街，北至槐北路，南到东岗路。现有居民2000多户，5000多人。

　　该村由原槐底和孔家庄两个村组成。东部是原槐底村，村民多系明初由山西移民到此定居，相传移民为怀念故乡，便以山西洪洞县移民署旁大槐树为标记，定村名为槐底。明嘉靖本《获鹿县志》所列七十二乡中，就有“槐底乡”之名。村西部是原孔家庄，因孔姓村民居多而得名，解放以后并入槐底。

　　槐底原属获鹿县，1941年划入市郊。今天的槐底以富裕闻名于石家庄的城中村。

　　移民记忆的深深烙印

　　行走在今天的槐底村，记者没看到标志村名的牌子。以“怀特”为名的各种商城，成为这一片区域的新地标，而村里所剩不多的二层楼房，被高楼大厦包围，如果不刻意寻找，稍一走快就错过了。这个占据着优势地理位置的城中村，迟早会全部变成高楼大厦，新的民居，冠以“怀特华堂聚瑞”的美称，届时，“槐底村”这个名字将愈加模糊。不过，街道的名字倒是能持久记载历史，像槐北路、槐中路、槐岭路等等，这些街名，都是因槐底村而起。

　　其实从村名上来说，槐底村是石家庄的城中村里移民记号最明显的村子。“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村里人人都知道，他们的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的。明初移民时，官府在洪洞县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凭照川资”。当移民起程时，依依惜别，不忍离去，走了好远回首之时，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因此，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了梦绕魂牵的家乡标志。村里人传说，当年他们的老祖宗越过太行山，涉过洨河水，来到今天槐底村这一片地方时，看见五棵巨大的古槐，思念家乡之情油然而生，就在大槐树底下安了家，由此，定村名为槐底。

　　传说，当年官府为了防止这些移民逃跑，在大槐树下每登记一个人，就命脱掉鞋袜，在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因此，今天槐底村民(包括石家庄许多村子的居民)都会指着自己小脚趾上长成两瓣的趾甲(也称“复甲”)说：“这是移民的标记。”

　　移民的另一标志是“解手”一词。传说当年官府把移民队伍里每个人的手都反绑起来，用长绳连结，押解上路。途中人们如果想上厕所，就得请求官兵“解手”，久而久之，“解手”成为如厕的代名词。另外，因为长时间习惯了反绑着手走路，后来移民到了新家园，背着手走路仍然成为一种习惯，延续至今。

　　关于解手与背手的传说，石家庄市社科院研究员梁勇说，这在明代的官方文献中很难找到证据。但关于复甲传说，应该没有科学根据。首先它不符合遗传学常识，如果因外伤导致，不会成为遗传特征。再说，中国人小脚指长复甲，绝对不是只有山西人才有。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记载：“在广东、广西两省，有些人每只脚的小指上都有两个指甲，几乎所有交趾支那(指越南的一部分——记者注)和它附近的居民都常见这种情况。”可见这是中国大陆乃至越南等地许多人共有的生理特征，与明代山西移民没有任何特殊关系。

　　移民之前的古老传说

　　关于槐底村名，历来还有一个说法，说因为槐底村槐树多而得名。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都记得，村里有好几棵古槐，解放以后陆续被刨了。今年75岁的孔秋林老人回忆，在怀特花鸟鱼市往西不远，曾经的学堂街，今天的槐底村幼儿园这个位置，过去是村小学，里边有一棵古槐，树径长到一米多还没长空，每到夏日，树荫能遮半个院子。树上吊着一口花瓣形大钟，铸造年代不祥。大约在1954到1955年，在破旧立新的风潮中，大钟被砸，古槐被刨。

　　槐树多可能也与移民思念家乡的大槐树，于是广为栽种有关。不过，虽然槐底村处处是移民的传说，但这个村的历史，可能并非从移民后才开始。村里人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这个村子就有了。

　　据村民蒋群珠回忆，解放初期，村民李老胖曾在村南李家祖坟挖出周朝的“稠墓”。而村里程、李两姓，也都自称不是山西移民，是自古在此居住的原住民。程、李两姓至今互不结亲，相传周朝时，李家两兄弟为避战乱，躲到为母亲所建的“稠墓”里，出来时，村民已经无一生还。遵从母亲的意见，为使母亲娘家程门不断后，一兄弟改姓程。因同为一母所生，所以程门李户不结亲。

　　这个号称周朝的古墓在《石家庄地名志》中并没有记载，今天也早无遗迹可寻，李老胖已去世，人证物证都没有，只能算传说。关于村子的历史，还有另一个传说：槐底村原名怀里村，大批移民到来后，才改称槐底。这个“怀里”的名字，是汉高祖刘邦“口谕加封”的。传说刘邦率军平定夏阳侯陈豨叛乱，大军来到今天槐底村地面，只听东垣城外杀声阵阵，刘邦叹道：“东垣指日可破，朕怀里有宏图。”随从忙问有何宏图?刘邦大手一挥，说：叛军平息，国泰民安，百姓可过真正安定的生活，“我有意改东垣为真定。”随从赶忙记下，并指令大军扎营地改称“怀里”。村名由此而得。

　　蒋群珠回忆说，本村老人陈雪梅、孔兵来曾说过，两人小时候在村里三官庙(即原村小学，现幼儿园位置)大殿玩耍，曾看见大殿东北角一块平躺的石碑上，刻有“怀里”村名。今天，陈、孔两位老人早已去世，这块石碑也下落不明——又是一个证实不了的传说。

　　槐底村还有一个姓氏孔姓，也不是山西移民。村民孔繁信老人对记者说，他们是正宗的孔子孔圣人的后代，从孔子那数第62代孔闻恪，从赵县搬来槐底村。原来，孔家人住在孔家庄，与槐底村一街之隔。清朝有一段时间，官府筹款要粮以村为单位，为少交钱粮，两村合为一村，都叫槐底。解放后两村正式合并。

　　“十里八乡最数槐底穷”

　　本地人熟知的那句话：“金谈固，银白佛，玉石高营”，其实还有下半句：“挑砂壶、推煤车，十里八乡最数槐底穷。”今天人们初听这句话往往很难相信，但记者在槐底询问多位老人，都承认确有此一说，槐底在解放前是个穷村。

　　挑砂壶，推煤车，开粉房，是解放前槐底人种地之余的三大营生。所谓挑砂壶，指用扁担挑两筐砂锅(就是今天人们常用于熬中药的那种粗砂器皿)，走街串巷叫卖。冬闲之际，趸上百十来个砂壶走一遭，赚点钱回家过年。在消费水平低下的年代，两筐砂壶要个把月才能卖完，挑砂壶的人带点干粮，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夜里住不起店，就宿在村庄的小庙里。

　　而推煤车，同样是吃不好睡不好又卖力的大苦营生。山西的煤运到石家庄火车站，槐底村民去煤场装上，用一种名为“叫蚂蚱”的独轮车(方言音如“叫木折儿”)，送到辛集、晋州等东边县乡的买主家中。同样令现在人难以想像的是，这种靠一人之力推的独轮车，最多竟然能装八百斤煤。“吱扭扭，吱扭扭，”程金玉老人形容推这车的情形，轮子是木头的，吱吱作响，当时都是土路，过沟沟坎坎，全凭推车人两臂掌握平衡。一天下来，脖子肩膀胳膊没一处不酸。

　　开粉房，指开粉条作坊。据孔繁信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全村开办粉房达百十户之多。冬春季节，村里房顶上、路边，到处是晒粉条的排排架架。在没有下水道的年代，做粉条的污水倒入泔水坑，当时槐底村里房前屋后泔水坑一个挨一个，满村漂着酸臭的泔水气味。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以后，这些家庭作坊逐渐消失。

　　穷也因土地富也因土地

　　当年槐底村为什么穷?因为地少。孔秋林说，解放前他家9口人，只有6亩多地，人均耕地才7分。大部分村民都是这种状况，如果他们不琢磨干点手工业小商业，是很难过日子的。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槐底村民从种粮改为种菜，那时户均土地也仅一亩多，在效区村子里算少的。

　　改革开放以后，石家庄城市迅速扩张，许多单位看好槐底这块地方，不少土地被征占。村民有点儿急了。为数不多的土地资源，让他们异常珍惜，也正是因为这种珍惜，反而成就了槐底现在的富裕。从1994年开始，槐底村再也没卖过一分地。他们自己在这一带建起了一个区域性商圈。连旧村改造他们也自己来，把开发商要拿走的利润留在村里。村民从旧房搬进楼房，还腾出一些土地，用于商业设施建设。现在，槐底村已经开始向外扩张，跨地域发展，到栾城、平山甚至海南五指山下，开发生态园、老年公寓、宾馆、酒店。这些设施对外营业，本村老人则可以免费去住。

　　今天的槐底村，以福利好让其他村子羡慕。米面粮油肉蛋奶，甚至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发的，村民吃饭和日用消耗基本不用花钱。老人退休后每月领退休金1500元，年轻人不管什么学历，想在村里工作都能安排。一家三套楼房330平米，提供两套房的精装修。退休老人把全国众多旅游城市转了个遍，村里为他们包过专列、专轮、专机。动静最大的一次就是2005 年，包19架专机游港澳，全村千余位老人齐出动，穿一色的红T恤，所到之处，他们别着劲儿讲普通话介绍自己是从槐底村来的，让外地人刮目相看，走到哪儿都引起不小的轰动。

　　口述历史

　　周总理来时我在场

　　讲述人：程金玉，72岁

　　1953年集体化开始以后，村民都入社了，先是成立互助组，后是初级社、高级社、联村社(槐底和东岗头两个村成立一个公社)。1958年，二十里铺乡成立大公社，槐底算一个大队。再后来长安区又成立人民公社——公社越搞越大。公社化的头几年，社员们日子过得不错。当时的村支书孔令为，领导村民种粮种菜夺高产。村里引进了一个外国的小麦品种：阿夫麦。是从阿尔巴尼亚传进中国的，不好吃，面黑，但产量高。那时候吃都吃不饱呢，哪里还管口感咋样。种了阿夫麦以后，亩产达到509斤，远远超过其他村子平均300斤的产量。

　　1959年6月8号，周总理到槐底村麦田视察。当时我20岁，是大队秘书。还记得那天是芒种过后第三天，下午两点多，顺着现在的育才街由北向南，一辆吉普车开道，五六辆小轿车跟随，来到槐中路南边，当时是村里第八生产队的麦场。我看见周总理从第二辆车上下来，他上身穿半截袖浅色衬衣，下身穿浅灰色裤子，脚上穿的是圆口黑布鞋。社员们见总理来了，争着和他握手。周总理也不断向大家挥手致意。当走到一块收完麦子的田里时，周总理弯腰接连拾起了三个麦穗，交给团支部书记孔秀芳，告诫大家丰收了也不能丢掉一粒粮食，要颗料归仓。视察完老农试验田、妇女试验田、民兵试验田，当走到污水大流沟时，也就是现在体育大街与槐中路交口东南角污水站附近，生产大队长陈恒子向总理介绍了污水浇地的情况，周总理思索了一下，说：用污水浇地是新鲜事物，要多试验多对比多监测，千万不要把好事变成坏事。田里有一丛小麦长的分外粗壮，周总理抚摸麦穗爱不释手，指示工作人员带回北京送到农展会，顿时引起在场村民一片掌声：槐底人种的麦子送到北京展览，那可真是无比的骄傲呀!

　　其实总理来那年，浮夸风已经露头。我们报的509斤，也有一点水分。不过别村吹亩产一万斤的都有。那时好多事情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1958年粮食大丰收，槐

　　底村的粮棉送到收购站，摞下就走，连个条也不打，“都公了”嘛!东西浪费了好多，第二年就吃了苦头。1960年号召深翻地，地翻到一米深，熟土翻下去，生土翻上来，产量并不能提高。好不容易1963年以后好过点了，又兴起了搞四清，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总之一句话，天天折腾。槐底村真正富裕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家开粉房的日子

　　讲述人：孔秋林，75岁

　　我是 1936年生人，从我记事时起，就没有吃过特别饱的饭，总是七八成饱就放下筷子。为了改善生活，石家庄刚解放时，我家开起了卷子房(卷子，指方形戗面馒头 ——记者注)。父亲早上两点钟起床和面揉面，天亮前蒸好，背到附近各村的集市上卖，天气不好时就近在本村卖。那时卷子属于高级食品，村里穿长袍马褂头戴疙瘩帽(即瓜皮帽——记者注)的才买。不给现钱，记账，到年底一块结账，给带壳的麦子，除去馒头的分量，多出来的麦子就是赚的。这样开了三四年，挣了些钱，日子不太紧了。

　　1953年，我二哥又跟别人合伙开粉房，我也帮着一块干活。别看我才十七八岁，什么活都干，磨山药漏粉条的过程现在还记得清楚哩。这可真是个苦活儿。尤其是漏粉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保持大锅里水滚开，另一个人左手端一瓢和好的粉团，右手拿东西往下压，好让粉从瓢孔里漏下去成粉条。连瓢带粉团，有十几斤重，一只手端着，另一只手不停地压着，下边热锅蒸着，我二哥干这活，左胳膊肌肉梆硬。

　　别看这活苦，倒是有的赚，家里不愁吃喝。因为做粉条过程中，过滤的粗渣可以喂猪，细渣可以人吃。就连那泼出去变得酸臭的泔水，里边的黄渣捞一捞也够喂好几头猪的。赚的钱解决全家九口人花销，我们弟兄几个就是靠这些钱修房盖屋、成家立业的。在村里我们日子过得不错，就算这样，想天天吃白面?门儿也没有!95%是粗粮。想跟掌柜的(孔秋林把掌握家庭财政开支大权的父亲称作掌柜的，记者注)要点零花钱，买个糖块，买点瓜籽儿?甭想!一个大巴掌扇下来，别管打着没打着，早吓得撒腿跑了，下次再也不张嘴了。唉，过去那日子，比起现在来，真是艰苦多哩。

　　回村就业圆我职场梦想

　　讲述人：孔文轩，29岁

    我是1982年生的，小时候记得村南全是菜地，槐安路两边堆满垃圾。我家的房子是平房，半砖半坯，四梁八柱。我父母是菜农。我小时候吃饱饭是不成问题了，我没怎么吃过饼子，主食都是细粮，有菜有肉，饭后还能跟父母要钱买点儿小零食吃。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村里办起各种小工厂，父母都去上班，地越来越少，收入主要靠工资。到1980年代末，我家盖起二层小楼，花了几万块钱。当时记得建筑材料还是不好买，物资不像现在这么丰富。

    我在村里上的幼儿园、小学，条件都还行。初中上的是43中，那时它是新学校，我是第二届学生。初一那年，老师时不时提醒我们几个村里的学生：“注意你们说话的味儿!”我们别着劲学说普通话，总算把口音改了过来。

    1997年时，我家还有一点儿地，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彻底没地了。原先村里那批小工厂不行了，村里发展转向三产：1996年建怀特大厦，1998年建装饰城，1999年保龙仓超市开业，同一年餐饮一条街开业，基本上一年一个样。我上高中时，在同学中间已经有一定的优越感，1998年我家二层小楼翻新扩建，光楼上出租的收入就够全家日常开销。同学到我家，看到别墅一样的小楼，都很羡慕。

    2005年我大学毕业以后，想在外边闯荡闯荡，就加入了招聘大军。应聘到一家事业单位，说起来也不错，可是有点太清闲了，感觉像是在养老。干了三年，父母建议我回村就业：一是村里需要人，二是村里这些年搞得不赖，有前景，三是待遇不比事业单位差。这样，我回到村里，到集团公司上班。不到两年时间，公司就提拔我任市场开发部经理。现在回想一下，回家上班，这条路走对了。不仅在职业上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且，在自己村里上班，就跟给自己家干一样，有一种归属感。想想我的同学们在大城市苦苦打拼，背负房贷，我觉得我在同龄人里，应该是幸运的。

    风物小志

    槐底的秧歌不打不散

    槐底秧歌剧兴起于民国年间，在1928年左右，槐底村民许喜、陈黑子、曹焕妮，因家境贫困，经常到石门西花园(就是现在的裕华路艺术中心附近)看不花钱的戏。当时正定县东权城和藁城县南乐乡联合秧歌班，经常在西花园搭台演出，不为收钱，只为传名。这几位村民经常看，渐渐学会，回村就办起了秧歌剧班子。

    秧歌剧不像一般的戏曲以历史题材为主，它全部取材于生活，因此深受农民喜爱。槐底秧歌经常上演的剧目有：《三劝》、《四劝》、《劈灵棺》、《老少换妻》、《罗裙计》、《双锁柜》等等。秧歌剧曲调优美动听，唱词通俗易懂，易学好记，在槐底村风靡一时。槐底的秧歌戏班不仅在本村演出，还到周围县乡演出，每到一地，台下总是人山人海，所以素有“槐底的秧歌不打不散”之称，说的是看秧歌的人群不打是不会散的。

    解放以后，由于文艺宣传的内容以党的新政策、新法规为主，内容的变化引发形式的变化，传统秧歌剧逐渐被现代歌剧所取代。30余年经久不衰的秧歌剧落下帷幕，停止了演出。直到现在，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们一提起秧歌剧还有点恋恋不舍的心情，兴头上来还能唱上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