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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作者: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