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劝酒文化」是否为一种腐朽至极的文化？

对比起过节放鞭炮这种事情带来的危害，酒桌文化的影响好像更深远更恶劣一些，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文化”呢？

　　“酒桌文化”实质是“劝酒文化”，它是中国特色等级制度在酒桌上的一种体现：上位者通过强迫下位者喝酒这一仪式性行为，彰显自己在等级秩序上的位次（“有面子”），而下位者必须通过服从——喝酒——来仪式性地对这一既定秩序表示承认（“给面子”）。劝酒文化并非近代才出现，而是古已有之，它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内在基因。

　　酒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酒是贵重的液体，往往被用来祭祀、庆典等。我们知道，汉代起就有一个官职叫“祭酒”，权力很大，这体现了酒在祭祀等国家大事上的重要性。《周礼》对祭祀如何用酒有着严格规定。《礼记·乡饮酒义》载：

　　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这说明，酒以及和酒相关的礼仪在古代中国有着教化百姓的政治功能（“政教之本”）。为什么酒能教化百姓？《礼记》说道：

　　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儒家提出了一个心理学－政治学理论，就是只要人们在酒礼过程中贵贱分明，招待规格的高低搞明白了，人们就会十分开心（显然不是这样），国家就会安定，天下也就安定（典型的儒家式滑坡谬误）。所以孔子说我参观过酒礼后，就知道推行王道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由于酒文化一开始就与等级制密切联系，且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功能，因此在两千年中国历史中，高位者通过劝酒来彰显权力并羞辱低位者，就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行为了。

　　《三国志·吴书》说道，孙权就曾向虞翻劝酒，被虞翻以装醉拒绝。后来孙权发现虞翻是装的就勃然大怒，拔剑要砍，被手下拦住：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之后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

　　《三国志·典韦传》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请大家喝酒，酒宴上，典韦拿着大斧站在曹操身后，曹操给谁敬酒，典韦就举起斧子瞪着谁，张绣及其部下都不敢不从。随后张绣就反了曹操，在宛城之战中，典韦和曹操长子曹昂、曹操侄子曹安民被杀：

　　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釜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后十余日，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因劝酒而引发的战争，它足以警示人们乱劝酒的下场。

　　《典论·酒诲》也提到：刘表喜欢大宴宾客，哪位宾客喝醉了，就用“大针”扎屁股，命令其继续喝：

　　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设大针于坐端。客有醉酒寝地。辄以劖刺验其醒醉。

　　而历史上西晋石崇劝酒方式最为残忍，《世说新语》记载，如果哪位客人不喝酒，石崇就将美女斩首，结果大家不得不多喝，但王敦偏偏不喝，石崇就连斩三人：

　　石崇每要客宴集， 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疆，至于 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

　　由此可见，劝酒文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压迫与控制。儒家认为“礼”体现在宴会上就是每个人的坐次，用具的规格都必须与其世俗地位相契合，必须遵循严格的尊卑贵贱秩序，这样才能使大家都开心而没有抱怨，但这明显不符合现实。实际上，由于这些规则过于繁琐，使得原本简单的宴会搞的无比复杂，因此失礼行为必然大量发生，结果是每个人都感到不被尊重，但又由于中国人从来没学会理性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这就使中国人只能通过阴险的手段来进行报复性羞辱——敬酒、罚酒。劝酒文化不仅是身体的酷刑，更是精神的酷刑，人格的践踏。

　　平心而论，任何民族、国家皆有等级制，都有高位者对低位者的羞辱和压迫，但像中国这般奴役之深，羞辱之重，可谓难找。儒家是一种为宗法制提供辩护，试图用宗法制黏合大一统国家的学说，尽管它是以人的自然天性为基础，但它很快就走向了异化人、压迫人的一面。以孔子的观念，一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感受到融合的快乐才是“仁人”，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克服孤独感和卑微感，最后能自发地“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仁”首先就体现在能融入家庭（“孝悌”）。其实，对父母、兄弟的情和爱是人之本能，这是无需强迫的。但儒家将这种情感上升为“孝悌”等伦理法则，乃至上升到政治高度后，这种情感就丧失了原本的自由成分，沦为了一种道德绑架的工具，中国人逼迫他人喝酒时，最喜欢说的就是“感情都在酒里”，缘由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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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赵锋. (2016). 面子、羞耻与权威的运作.社会学研究(1), 26-48.

陈寿. (1982).三国志:吴书.

陈寿. (1982).三国志: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