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华强教授
本期嘉宾
詹华强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部讲座教授及中药研发中心主任。
在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毕业后，于198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詹教授在1992年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于同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
詹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以系统生物学的方法来进行中草药标准化；（2）找寻常用中药的基因及化学特质；（3）研究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
詹教授已成功转让多项研究成果给保健、制药、化妆品企业。
Q
袁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加入香港科大的？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加入香港科大？
A
詹教授：香港科大1991年成立，我1992年就加入了。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我是香港人，父母都在香港。当时我已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三年了。
香港科大有位老师来斯坦福邀请我，表示香港科大要做亚洲的MIT（麻省理工学院）。虽然当时还有另两所知名大学的邀请，但是我最终选择了香港科大。
Q
袁老师：香港科大是当时三个邀请单位里最年轻、最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你却被一个梦想所打动，那就是做亚洲的MIT。向前冲了这么多年之后，头发都熬白了。
A
詹教授：是的。当时香港只有港大和中大，但今天如果在香港提到香港科大，没有人会说我们不厉害。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也是凭着冲劲开始实现梦想的步伐。
中药的科学推动者
“中医中药是我们国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年前很少有人去问如何用西方的科学讲清楚中医中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这件事。”
Q
袁老师：我知道你本身的专业是生物化学，你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A
詹教授：我在美国的研究主要是生物化学、基因工程、神经科学，比如老年痴呆症、抑郁症方面的工作。但是在20年前我转向做中药研究。
Q
袁老师：其实中医跟西医在大众眼中有一点水火不兼容，我们说中医是代表中国的传统，西医是代表现代的科学。而你是在接受了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教育，在最前沿的生物基因领域探索后，却回归到了中国的传统中药研究。20年前为什么你会转向？
A
詹教授：当时我们很多在美国留学的同学总觉得中医中药没有用，没有好的故事讲。而我的想法就是，中医中药是我们国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概念、原理就是从儒家、道家还有周易思想中延伸出来的。
我们学西方的科学，总是追求原因。但是中药的原因在哪儿？功能如何实现？没有人说的很清楚。所以我决定转向。
初始我是从不相信中药开始的。而研究切入点很简单，从中医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所创制的当归补血汤的科学分析起步。这味药的配方很简单，黄芪与当归，因此也是复方。
我们的研究首先探究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要黄芪和当归两味药一比五？怎么炮制？有没有功效？然后用科学的分析手段一步一步去看、去分析。现在我可以宣布，李东垣完全根据自己当时行医的临床经验得出的古方，每一句都是对的。
Q
袁老师：从不信到信，既是一个过程，也是科学的方法与历程。某位著名主持人有一个观点，他说一提到西药我们就会联想到现在，一提到中药我们就联想到传统。
传统虽然意味着历史悠久，但也意味着守时守旧。所以有人说西医是建立在科学严谨的、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测试基础上的治疗体系，但中医是一个固步自封、缺乏逻辑检验的治疗体系。你说它有效，说不出为什么，你说它没用，它误打误撞好像还有功效。这种观点你同意吗？如果不同意，你可否用最有力的一句话驳斥这个观点。
A
詹教授：我不同意。西医西药传入中国是什么时候？是康熙年间。但我们在唐宋元明时期的人口也是世界最多的。你不可以说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没有用。
家国情怀的梦想者
“未来有一天，我们的中药材不送去日本，也按国际先进标准在深圳研发、制造、销售，你可以想象这个产业有多大，能够帮到多少中国农民。”
Q
袁老师：你不仅是香港科大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中药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科大深圳研究院中药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做什么的，它的未来想做成什么？
A
詹教授：我们的研究中心主要和企业合作进行中药产业转换，比如三七、雪莲等中药材，我们给这些产业做一个ID，然后转成中成药配方，再由公司去产业化及商业运营。
我大致估算一下，全球中医药产业每年有500亿美元市场规模，98%的药材产自于中国，但是只有10%的市场收入归属中国，也就是说这50亿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农民种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加工、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部分。因为中药材在我们国家太便宜了。
以日本的汉方（中药）产业为例，第一、药材是进口于中国；第二、用的是汉朝张仲景的药方。但产出的中成药销往全球，在中国国内还售价高昂。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发展机会很大，特别是对于农民改善生活的帮助很大。我一开始研究中药产业转换就想到了中国农民的脱贫致富。以前朱镕基总理说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解决三农中的农民致富问题从哪儿开始？我觉得从提升中药材价值开发是一条有效路径。
我去甘肃考察过当归种植，市场卖300元/公斤，在甘肃收购价5元/公斤。他们一年一个人的收入只有3000元。我们搞科研产业化的，总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工作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收入。
比如云南文山的三七产业已经初见成效。15年前我去那里时，当地一年产值（产值？）15亿，我们帮助他们改善种植技术、改良种植品种，如今的产值（产值？）50亿。所以文山种三七的农民很多都是两部车一套房。
我在想，未来有一天，我们的中药材不送去日本，也按国际先进标准在深圳研发、制造、销售，可以想象到这个产业有广阔的空间和收益。
Q
袁老师：产业转换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A
詹教授：中药产业有两个大课题，第一就是研发药，现在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要求很严，不容易。再就是大健康，化妆品是一个具体领域，这个方面发展的机遇不可限量。
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化妆品。化妆品产业的主要强国是日本、法国、韩国，而原材料很多是从中国进口的中药材。我们希望通过研发、转化，让中国优质的原材料转成有利可图的专利，再授权、销售给国外厂商。这样可以将价值充分留在国内。
科技产业化的实践者
“教授要转化科技成果，我的建议有三点：不要搞公司，而要搞专利；市场驱动；投入时间。而企业家要与大学教授合作，则要讲清楚项目会带来哪些价值，分享多少利润。”
Q
袁老师：詹教授是香港科大里面做科技转换、知识转移很成功的一位代表。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着总资金七千两百万港币、50多个项目，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深港国际合作项目四项等等，已经有授权的专利27项，其中包括癌症治疗。
我看到关于你一项专利的报道，用头发可以检测人在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内有没有吸毒。这个专利应该给咱们朝阳群众用一用。
在产业化方面典型案例是与屈臣氏合作的燕窝系列化妆品，每年好几个亿的销售额。如果现在有一位教授也准备将科研成果转化转移，你会给出什么建议？
A
詹教授：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搞公司，而要搞专利。香港的教授做公司是不成功的。公司要由专业经营公司的管理者去运作。第二个，市场驱动。
有很多科学家研发了复杂的仪器，他不担心有没有人用，总认为仪器性能优异了就有市场，这个思路不正确。很多产品如果市场与用户觉得太复杂就没有销路，因此要做大部分用户用的、被市场接受的产品。第三个，投入时间。搞科研、搞公司都一样，你一定要花时间做事情。
Q
袁老师：所以你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专业化、市场导向、专注投入，这些思维在做企业中同样适用且重要。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很多企业家想跟大学、教授合作，但发现跟教授打交道太难了，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你又会给企业家什么建议？
A
詹教授：我跟企业合作很多，初始也总是希望企业投资100万、500万到我的实验室做事情。但是今天我的想法不一样了，我会和企业家说，投资额多少先不要谈，你就跟我谈这个合作项目我跟大学获得哪些价值，拿到多少利润。
Q
袁老师：我想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说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土壤。可能你刚才提出的建议，在香港科大的土壤中是能够获得支持，但是为什么在其他的学校就不能？
A
詹教授：很简单，香港科大没有包袱。创校伊始我们来的时候没有陈规陋习，我们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也可以叫创新者。这是香港科大与其他大学不同的土壤与文化。很多大学的管理规矩是限定教授行动，但我们是鼓励教授去做。
Q
袁老师：中医药只是你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其他领域你也有很多的成果。对于成就的衡量，有时候不是用钱，你觉得哪个成果让你引以为傲、给你最大的满足感？
A
詹教授：头发验毒。7年前，我们获得这项专利，到今天香港和内地都在运用。现在吸毒问题在全世界都很严重，我们希望这项成果可以防止问题的蔓延与恶化。
Q
袁老师：未来你的重点方向或者正在攻克的产品是什么？
A
詹教授：我希望跟产业合作，研发药物，推动几家创业公司的涌现，我们手中几项专利完全可以进入产业化。而且投资于中医药不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国家。
Q
袁老师：你把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留给自己的时间相对会少一些。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但很遗憾没有做的？
A
詹教授：好像没有。我很享受我的工作与研究，这个很重要。当你喜欢做这件事情，其他的事情好像就可以忽略了。我睡觉都可以研究课题。我跟学生说，如果有一天你做梦，梦见在做实验？那你差不多就学成了。
Q
袁老师：所以当你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是终身事业的时候，你就是最幸运的。再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你有偶像吗？如果有是谁？为什么崇拜他？
A
詹教授：我的偶像是马云。他可以放弃很多东西，做一个他原先不懂的事情。39岁去创业不容易，连续创业更困难，但是他成功了。所以我很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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