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化管见（下）

作者：林木村

3、经济

《汉书·食货志上》言：“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汉书·食货志》主要说的是三代及秦汉时国家的农商政策。合农商为生民之本者不多，多分农为本业，商为末利。

三代社会分有士、农、工、商等阶层。士为官，农耕田，工做器，商贩卖。君主拥有土地，实行井田制，官府垄断工商业。因生产力低下，王道尚俭，故四业相安。东周时，财富增加，上下争嗜欲，弃廉让；王室衰败，诸侯并兼。列国因公田官营不足以增加效益，故纷纷变法，使公产私业并倶。秦孝公用商鞅，废井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汉兴，减租税，弛商贾之律，是以民勤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武帝初，“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平准书》）

“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使经济空前繁荣，但同时亦使贫富加剧，奸伪丛生。富者累巨，贫者无衣食，奸商囤积居奇，盗铸钱币者如云，物益少而贵，钱益多而轻。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史记·货殖列传》）

晁错上言文帝：“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汉书·食货志上》）对于帝王如何行使牧民之术，晁错主张重农抑商。

“汉武之功”走向国家垄断，后世则趋于重农抑商。武帝北征匈奴，南伐闽越，很快使国库虚空。国计民生问题十分严峻。武帝遂实行若干项措施。一，更造钱币。因文、景时通用的三铢钱、四铢钱甚轻，遂以白鹿皮方尺为皮币，值四十万；造银锡白金，大值三千，中值五百，小值三百；又铸五铢钱等；盗铸钱币皆死罪(然犯者仍不可胜数)。二，出布“缗钱令”和“告缗令”，即征收商贾财产税，没收隐匿虚报者的财产，重奖告发者(中等以上商贾大抵皆遇告，财产被没收，纷纷破产)。三，用桑弘羊之策，国家置铸币、冶铁、煮盐、酿酒等官，垄断诸业；置均输、平准官，经营运输和贸易，贵卖贱买，以平抑物价。除此之外，卖官鬻爵，入钱赎罪免役，增加税赋等都是常用之法。

董仲舒上言武帝：“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同上）董仲舒认为井田不能复行，但对土地自由买卖应有限制；国家宜将盐铁产销之利归还于民。

《汉书·食货志下》记：“昭帝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及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宣、元、成、哀、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贡禹上言元帝：“民弃本逐末，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宜罢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意农桑。” （《汉书·食货志下》、《汉书·贡禹传》）贡禹欲恢复原始自然经济。众臣认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贡禹之议不行。

师丹上言哀帝：“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宜略为限。”（《汉书·食货志上》）师丹欲名田，诸臣亦奏宜行。因贵戚、佞幸反对而寝。

王莽篡权改制，废除土地买卖，实行井田制，使金、银、龟、贝、布等皆为货币，币值大小二十余等，推行五均六筦，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结果使农商失业，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怨声载道，只得半途而废。

东汉基本实行的是重农轻商的政策。班固的《两都赋》描写了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的不同：“长安九市开场，车水马龙，生意兴隆，皇宫富丽；洛阳则去皇宫之艳饰，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东汉对盐铁之利收多放少；对土地问题没有明晰的政策，虽诸侯有封，民可买卖，豪族可兼，但国家随时可以各种名义和借口收之。东汉末年已是农桑荒废。

上古的经济发展路线大致可概括为，由自然经济而为商品经济，再由商品经济而为垄断经济。

4、军事

秦吞六国和楚汉相争是两个以不同方式夺取天下的行动。秦之先祖久处西戎，周平王东徙洛邑，秦襄公以兵相送。平王封襄公诸侯，赐之岐山以西地。襄公于是始国。襄公后百余年，传位至穆公。穆公用百里傒、蹇叔等贤臣辅佐。穆公与晋惠公战，虏之，以易河西地，秦地东至黄河。晋惠公卒，秦使晋文公立。晋文公卒，穆公不听百里傒、蹇叔劝阻，越晋伐郑，结果被晋军全歼于崤山。穆公悔之，悉心雪耻。数年后，出兵大败晋人，以报崤山之役。继而，又谋伐戎王，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时周室衰微，秦与齐、楚、晋为诸侯四强。穆公后，康公至景公八十年间，秦与晋战事不断。再后，哀公至厉公九十年间，秦晋战少，晋衰，终为韩、魏、赵三家所分；这期间，有越灭楚，秦出兵救复之，继之，齐衰，与三家分晋同时，为田氏取代。躁公至献公五十余年间，因数易君，君臣乖乱，三晋夺河西地，国弱。献公卒，孝公立，秦与齐、楚、韩、魏、赵、燕并为七强。

孝公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道：“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孝公用商鞅变法，使民富国强。孝公后，惠王与魏战，使魏纳河西及上郡等地；灭蜀；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征赵、韩，亦掠城地。惠王用张仪行连衡之策，基本破掉苏秦合纵之计。武王继之而言：“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同上）武王说完这话一年后含恨而死，仅在位四年。昭王立，在位近六十载，收获巨大，可慰武王在天之灵。

昭王用白起等战将，范雎等谋士，战无不胜，谋无不果。取魏三川、上党等地。屈楚怀王入秦成质，死于秦；取楚郢为南郡，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有魏河东、南阳等地，置南阳郡。大破赵于长平，坑杀四十万卒；攻邯郸，不拔；取县二十余。攻西周，灭之。使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昭王卒，文王、庄王短寿，但庄王亦有所得，灭东周，获韩成皋，定赵太原等地。始皇继之，依次灭掉韩、赵、魏、楚、燕、齐，一统天下。

秦政基本保持了连续性，穆公、孝公、昭王以其能力和在位时间长而建勋功。连续性使经济持续增长，为东扩战争奠定了基础，而且每役皆能获利，及时补充了损耗。其他列强均不能与秦相比。齐国在桓公之后便走下坡，直至被田氏取代。威王、湣王虽有所振兴，但被燕将乐毅长驱直入，打得国破民亡。田单力挽失土，但国势已疲。乐毅、田单虽成传奇人物，但燕、齐两国却得不偿失。诸如吴王阖闾伐楚、齐围魏救赵等战役，均属此类。晋国在文公之后，虽有景公等欲兴霸业，但终未能阻止权臣当政，最后为韩、魏、赵所分。秦国则能及时削弱或剪除权臣的势力。三家分晋对秦最为有利。晋若不分，秦之东进相当困难，格局很可能成另一种样子。韩、魏、赵即使难与齐、楚、燕合纵，至少也要虑及切身利益而唇齿相依。虽然韩昭侯用申不害，魏文侯用李悝，赵武灵王穿胡服，皆以变法革新来强国，但是三国无盟，且又相战，终使秦人得利。楚庄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昭王则被吴王阖闾赶出郢都，怀王更质秦而死。

刘邦，沛县泗水亭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不能禁，乃索性解纵之，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史记·高祖纪》）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刘邦与之亡匿，隐于芒县、砀县山泽间。陈胜起义，据陈县，号“张楚”，众数万人。刘邦应声而出，有众数十百人；占沛县，立为沛公，有众二三千人。郡县蜂起，聚众数千者不可胜数。刘邦攻取砀县、下邑，拥兵万余人。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韩广北徇燕地自立为燕王，田儋自立为齐王，诸将徇地者，不可胜数。项梁、项羽叔侄据会稽。陈胜败亡，诸军竞相亡秦。项梁、项羽率八千人渡江而西，军下邳，兵至六七万人。刘邦从项梁，得其益兵五千人。

秦将章邯破项梁，项梁死。章邯以楚兵不足忧，乃北上击赵，大破之。刘邦西略地，项羽北救赵。刘邦西进，一路收众克敌，经南阳、丹水、武关而至霸上，秦王子婴降。刘邦欲闭函谷关。项羽救巨鹿，降章邯，由新安而至函谷关，闻关已闭，乃破关至鸿门，欲攻刘邦。时项羽兵四十万，刘邦兵十万。刘邦知不敌，遂驱至鸿门，见谢项羽。范增欲趁机杀刘邦，项羽未合，刘邦脱身得还。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若都洛阳或咸阳，都比彭城要好，利于控制局面）。刘邦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韩信说刘邦：“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争权天下。”（ 同上）齐地乱，项羽北上平之，刘邦遂出兵取咸阳，东至洛阳，再向东而入彭城。项羽返回，大破汉军。刘邦退至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对峙，数遇困。因韩信在齐，彭越居梁地，牵制楚军，项羽不得兼顾，乃与刘邦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东为楚。项羽解而东归，刘邦亦欲引而西回。张良、陈平出止虎归山计，刘邦用之，追毙项羽。

秦兼六国，打的是先胜而后求战之战，步步为营。汉亡秦楚，打的是先战而后求胜之战，乱中取胜。秦可谓是正战，汉可谓是奇战。秦国没有必要火中取栗，汉王没有条件高枕无忧，盖因天时异也。有趣的是，积三十世稳建帝国之秦竟未过二世，而一代奋身不顾打下天下之汉则传二十余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