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构想人工智能时代军事指挥与控制——革命、倒退还是进化

2024年12月，美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发布《重新构想人工智能时代军事指挥与控制——革命、倒退还是进化》报告。报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军事指挥控制的变化，通过分析三种未来可能的场景——革命、倒退和进化，阐述了人工智能对指挥控制的深远影响。航天防务对该报告进行编译，主要内容如下。

一、引言

在全域数字化时代重新构想联盟与联合作战指挥控制，首先需要接受现有的指挥控制定义，或者提出新的定义。此报告选择接受现有定义，即指挥与控制是指“由任命的指挥官对所辖部队和所属部队行使权力和实施指挥，以完成任务”。然而，随着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及其他新兴技术（如下一代无线、量子计算、先进传感）等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全域指挥控制在规划和行动中的执行方式极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

人工智能赋能的指挥控制，可辅助人类在高端对抗中做出更优决策，其核心是：确保决策速度超越对手，在提高决策节奏、增强决策灵活性的同时，扰乱对手OODA循环（观察-调整-决策-行动）。通过整合传感器、武器系统、网络、人员、底层信息技术架构等关键要素，提升跨时空的作战协同与效能同步能力；利用人工智能处理海量多源数据，为规划、分析、目标选定和评估提供关键参考；引导、辅助并评估作战行动，在所有域内共享感知，支持实现任务、战役、战略和大战略目标。

但需明确，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必须带来显著优于传统手段的成果，且投资回报需合理。当前人工智能热潮可能导致技术滥用，因此需严格界定其适用范围。

二、第三次抵消战略与指挥控制

2016年，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提出将指挥控制置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地位，并强调人工智能与自主技术是其核心技术。

当前，美军联盟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CJADC2）本质上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延续，目标是通过全域感知、去中心化指挥和快速决策链路，形成对对手的信息与决策优势。

2023年，特别竞争研究计划报告《第X抵消战略：弥合威慑缺口，建设未来联合部队》进一步提出，“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需要一种新的指挥控制体系”，“实时做出明智决策；生成有关对手、自身部队和环境的预测性和前瞻性见解；给对手制造多重困境；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和指挥行动；并比对手更快地生成和评估可行且富有创意的作战方案”。

三、未来场景分析

报告将2035年定为未来作战环境，以及预测的三个场景的最远时间界限。

场景一：革命

美国防部完成全面数字化转型，美国国防部数字化转型基本完成，数据成为战略资产，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指挥控制系统革新，无人系统、数字指挥控制和军民融合传感器网络实现交互，算法战贯穿军事行动。主要特征包括：

实时协同规划：联合规划过程加速，实时协同规划从战略到战术层面展开。先进的人工智能与博弈论竞争模型相结合，为作战方案的开发提供支持，能够对数百种潜在作战方案进行快速的探索分析。即使是最小型的战术设备上也具备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赋能的建模仿真功能，能够快速开发、比较和选择作战方案，并将其传输给相关单位。

去中心化指挥：作战和战术层级的指挥官及作战人员作为“效果协调者”，依托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快速选择跨域作战方案，以达成预期目标。

采取以决策为中心的作战方式：线性作战已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预期作战效果的同时，给对手制造最大混乱、摩擦和迷失感的并行和同步全域作战。

自主系统普及：机器人与自主系统承担高危任务，人工智能体通过“伦理设计”原则确保合规性，人机协作框架成熟。

全域态势感知与共享：通过人工智能增强的、可定制的通用情报和通用作战图，以及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低可探测通信网络、增强现实等技术广泛应用，获取并保持全域态势感知，无缝化盟友间数据共享，提升指挥控制的效率。

电磁频谱战与信息战普及：将心理战、文化战与人工智能赋能的信息战、电磁频谱作战相结合，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网络攻击、电子战、传统心理战、数据污染以及针对人工智能模型的拒止和欺骗攻击，持续对敌方施压，制造摩擦和混乱，在各个层级瓦解敌方指挥控制。

积极采纳“边部署边学习”的理念：其核心在于加快推出最小可行产品和最小可行能力版本，在设计、开发和测试过程中持续让终端用户参与其中，并且与商业供应商密切合作。

总体上，美国防部的数字化转型在全域作战空间中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以决策为中心的指挥控制方法。这一深刻的变革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一系列国防部高层领导人的全力投入、国会两党坚定不移的支持、国防部与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深度合作、各级对风险的更大接受度，以及新一代精通数字技术且被高度授权的作战人员所展现出的创新能力。

场景二：倒退

因领导支持不力、军种本位主义、国会党派之争、资金投入不足、数据战略执行不到位、国防工业基础制造能力持续萎缩、过度关注前沿技术忽视基础技术、项目执行不力、军民合作缺乏动力等原因，美军数字化转型失败。主要特征包括：

互操作性缺失：过度依赖将人工智能附加到现有系统上，而不是在新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时融入，以及现有系统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系统之间互操作性有限，从而进一步导致：各军种之间或与盟友及伙伴之间缺乏互操作性，且指挥控制网络和武器系统之间无法共享数据。

“自动化偏见”：缺乏足够训练的军事人员，开始过度信任人工智能输出，导致决策失误；在战术和战役层面依赖不同数据集的“相互竞争”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了相互矛盾的建议，加剧决策混乱；人工智能固有的奖励优化功能导致开发出的智能助手强化而非纠正了用户的偏见和盲点，带来了重大的认知风险。

指挥瘫痪：通用情报与通用作战图的过度透明，引发“战术将军”与“战略下士”的权责错配，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之间的拉锯战，导致在与对手的冲突中指挥控制频繁陷入瘫痪。

系统部署仓促：急于追赶对手人工智能部署速度，一些人工智能系统部署仓促，但性能不佳，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在激烈的电子战环境中，指挥控制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系统升级不及时：国防部未能建立系统的持续集成/持续部署（CI/CD）流程，而缺乏标准化的作战授权变更流程又极大地拖延了已部署模型的更新。人工智能模型一旦投入使用，就无法及时更新以应对模型偏差、作战环境变化，以及对手反复进行的欺骗、干扰和网络攻击。

总体上，各类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广泛部署，加大了出现意外的风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以动态、非线性的方式协同运作，开始产生难以预测和预料的结果，且缺乏足够的透明度。累积效应导致美国防部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既没有完全实现数字化现代化，无法应对与对手的算法战争，又无法依靠已部署的、经过验证的传统指挥控制系统作为退路。

场景三：进化

这是报告认为最可能发生的场景。联盟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进展是断断续续的，可能会受到国防部内的官僚惯性和国会党派反对的阻碍。然而，很多措施对于推进指挥控制能力和完善作战条令被证明是积极的，使得各单位能够（甚至被鼓励）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探索和改进诸如“马赛克战”“决策中心战”等作战概念，并在全域战场中找到集中指挥与分散执行之间的最佳平衡。此外，它们促进了人工智能和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和迭代部署，建立了敏捷流程，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部署、使用和更新软件，从而带来了持续的决策周期优势。主要措施包括：

推进相关战略实施：全额资助并密切监督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国防部数据战略的实施；激励军种项目办公室遵循数字工程的最佳实践，并在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融入人工智能。

先进理念输入：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各军种以及各作战司令部安排高级和中级军官以及文职管理人员，这些人员要致力于承担更多风险，加快采办和预算改革，并接受软件定义战争的理念；

国会两党的支持：国会两党对数字化现代化、采办和预算改革、商业软件的采用、组织适应性调整、快速实验、更大风险接受度，以及国防部、国防工业基础、国防创新网络和学术界之间强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支持。

落实相关建议：落实并监督美国国家科学院国防技术特别工作组最终报告以及大西洋理事会国防创新采用委员会和软件定义战争委员会最终报告中的建议。

加强国防工业基础能力：努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制造能力。

人才培养：推动创新的人事计划，不仅为员工提供贯穿职业生涯的新兴技术教育和培训，还将各军种司令部的人才需求与国民警卫队、预备役部队以及科技行业的人才技能进行匹配。

完善数据能力建设：国防部长办公室作战支持与数据架构办公室（OSD CDAO）、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军种致力于为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构建数据骨干网络，而国防部长办公室作战支持与数据架构办公室的“开放数据与应用政府所有互操作性资源库”（Open DAGIR）挑战赛则开始落实成功实现国防部范围内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的关键推动因素。

联盟联合作战概念开发：建立一个由作战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组成的未来联盟联合作战组织（或指挥机构），专门负责吸收新兴和颠覆性技术，并开发新的联盟联合作战概念；通过最大限度地实现分散式和分布式指挥与控制以及任务指挥，增强作战人员的能力。

技术整合：军种和作战司令部与盟友及合作伙伴开展的创新举措，成功地将传统硬件、软件与人工智能、下一代无线和量子等前沿技术进行了整合。

加快联盟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项目推进速度：尽管起步相对缓慢，但在2020年代中期，国防部领导人指示加快此类活动的推进速度。初期项目包括，国防部首席数字与分析官办公室的“全球信息优势实验”（GIDE）和利马特遣部队；国防部研究与工程办公室的“快速国防实验储备”（RDER）和“加速创新技术采办与部署”（APFIT）项目；陆军的“关键节点”（Linchpin）和“泰坦”（TITAN）项目；海军的“利用机器学习进行海上自动目标识别”（AMMO）和“锻造”（Forge）项目；空军的“协同作战飞机”（CCA）项目；印太司令部的“太平洋多域训练与实验能力”（PMTEC）和“联合火力网络”（JFN）项目；中央司令部的第59特遣部队和第99特遣部队；第18空降军的“马文”项目；“复制器”和“复制器2”项目；“马文智能系统”；以及小企业投资公司关键技术（SBICCT）项目。

持续开展实验、演习：最重要的是，继续开展一系列以联盟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为重点的实验、演习，旨在探索新型作战空间指挥控制方法，提高全领域作战效能。

总体上，到2035年，美军的能力仍远未达到革命性的水平，然而长达十年的国防改革，加上数十个联盟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项目的累积影响，导致了指挥控制理论的重大改进，以及更有效的任务式指挥形式的发展和完善。

四、结论

历史表明，无论某项技术多么令人瞩目，单靠其本身在战争中都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变革。真正重要的是颠覆性技术如何在社会和军队中扩散，如何激发创新的作战概念，如何与现有系统融合，以及如何推动组织改革和适应。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随着各国都能平等地获取人工智能等新兴和颠覆性技术，在未来的危机和冲突中，竞争优势和压倒性优势将更多地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

·能否在指挥控制方面超越对手；

·能否比对手更快地部署、运用和更新软件及人工智能模型；

·智能全域机器人和自主系统的普及；

·以及高效且适应性强的人机协作。

矛盾的是，在人工智能赋能指挥与控制以及更自主、智能化的军事力量时代，人的能动性将变得更为关键。关键的挑战不仅在于界定未来人的角色，还在于确定与当前实践相比，人在何处以及如何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要求重新构想传统的指挥控制结构，强调灵活性、赋权、韧性以及快速适应能力。

指挥控制是以人为中心、以技术为支撑的，人和机器都不完美。未来全域指挥控制不再仅仅依赖于人机“半人马”组合，而是取决于适应性、场景和形势变化的人机分离团队、纯机器团队以及人机融合团队的灵活组合。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成功的军队将是那些能够优化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角色、职责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军队——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兴技术的优势，同时又不被这些技术所左右。

（来源：北京航天情报与信息研究所，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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