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学生中,戴玉宏、史江一和马晓华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都属于牛)。
戴玉宏其貌甚帅,眉中有一根白毛闪闪发光,因此号称“白眉鹰王”。“白眉
鹰王”武功了得,是我软件产品的核心开发人员,我们合作最深最久。后来我开公
司,他就从广州辞职到杭州为我助威,令我感动不已,可见读大学时期我们有多
铁!戴玉宏有一次打饱嗝,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差点心疼死。
我尚未发迹之日曾与戴玉宏在校园里卖花,无人问津,就请电子工程系的鲁洁
救助。鲁洁温柔貌美,她一言一笑尤如春风吹拂苏堤的杨柳,令人心里一荡再荡。
顷刻间就有男生围观,有人看花,有人看“贵妃”,鲁洁一走,我和戴玉宏可怜得
就象两根蜡烛。鲁洁读大学时调皮捣蛋,到四年级时还不太会编程。她的本科毕业
设计是仿真“雷达跟踪飞行物”,程序基本上全是我编写的。我已记不起用了什么
公式,只知道每次计算后都弹出一个对话框“报告长官,击中目标”。鲁洁毕业后
到深圳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几年一过,她成了行家。再与她交谈时,我只有听的
份,象鸡啄米一样点头。
史江一和马晓华都是狭西人,和马佩军一样厚道热情。史江一性格稳重,属于
“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类人。我对微电子专业一窍不通,全靠他帮我混过实验这一
关。后来我开公司失败,陷入经济危机,就把希望工程的一个小孩托给了他。
马晓华是我最不放心的人。他常常为别人做事情,但热情过头就忘了自己的事
情。有几个不道德的学生就利用他的这个缺点,经常使唤他,并且借他的钱不还。
马晓华喜欢为那些人“卖命”并且挨训,他总是在受虐待够了的时候再跟我们嘀
咕,我们实在气不过,只好对着他的屁股追加一顿拳脚,并给他一个绰号“受虐
狂”。但愿他找个好老婆,我可以早日放心。
我们这一群小伙子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叫姜姗,是她班里的四大美人之
一。我们不仅没有争风吃醋,而且心甘情愿地让她坐遍每个人的脖子。姜姗小姐5
岁时她爸姜晓鸿成了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一起去钓鱼,亲得象一家人。姜姗喜欢大
喊大叫,声音高过帕瓦罗蒂,我们教唆她喊她爸“姜球球”。
我常带姜姗到小炒摊去吃女孩子不敢吃的东西,并哄她:“世上最好吃的东西
是鸡屁股。”
她无师自通地加上一句:“世上最好听的屁是鸡放的屁。”
我常想着将来生个儿子并把他培养成天才,但如果能有姜姗这样的女儿,不要
儿子也罢。
在本科三年级我第一次参加“星火杯”竞赛并获得软件二等奖后,马上成为低
年级学生眼中的明星。我义务当上了一年级学生的上机辅导员。一天晚上我巡视机
房,一女生请求帮助。
我见屏幕上空白一片,根本没有一行程序,十分疑惑地问:“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她把书往我手上一塞说:“这些作业你帮我做。”然后就自个
子跟她的同学玩乐,把我撇在一边,似乎我辛辛苦苦地学习就是为了给她做作业。
我定神对她细看,发觉她简直就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再世,顿时心就
“突突突”直跳。当天晚上我没睡着,接下几天的课不知所云。在选修课《操作系
统》考试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超短信:请快寄钱来,我谈恋爱了。我交了白卷直
奔她去。
我的初恋只有两个月,却让我思念了8年。她离我而去时没有任何理由,而我
却失魂落魄。在我本科毕业前的18个月里,白天我狂热工作强作笑容,夜深人静时
心痛如刀割而无法抑制。没有人为我“疗伤”,我是硬挺过去的,这一段经历使我
日后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后来我开公司的失败虽然对信心有所打击,但根本无痛可
言。
我们分手后并未成为陌生人,就象两只刺猬,离得远了就有点留恋,离得近
了,就刺着对方。认识她时我虽然已略显才气,但并不具备成熟男人的魅力,很多
事情我并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有时“喜欢”并不能成为“爱”,感情也许是永远研
究不透的学问。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了一群生机勃勃的朋友,感情的伤痛被淹没了。朋友堆里
夹着一位女生,她文雅而富有气质。平日里无拘无束,大伙戏称她是我的秘书。我
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经过她的调教,俩人出双入对,十分亲近,不知不觉有了感
情。别人已经把我们当成恋人,我和她牵着小姜姗散步时,简直就象天堂里的一家
人。
可是我当时着迷于事业,认为自己不久将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鉴于史玉柱在
创业时就离过婚,所以我认为感情是事业的累赘,两者不可得兼。
更糟糕的是,我和第一个朋友藕断丝连,偏偏她俩是同班同学。我知道脚踩两
只船没有好下场,可我的的确确同时喜欢着两个人,并梦想她俩能合二为一。我情
愿被人指责,也不愿掩饰真实的感觉。有时她俩一同走过,我站在路上丢了魂似的
看着俩人的背影,任凭看热闹的人指指点点。
我和第二个朋友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她毕业后我曾坐火车千里送鲜花给她,
让她感动过。而我固执的性格和对初恋的思念终于让她心碎。尽管我们已经几年没
见,我依然看得见她留在我心里的那颗眼泪。
我在西电六年半的学习和生活也许是一生中最珍贵的,叫我怎能不爱西电。
两年前我回西电,惊奇地发现校园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待收割的小麦!这所大学
是从事电子科技的,种小麦干啥呀?
朱总理曾讲过:“目前国家粮食充足,再来三年自然灾害也不怕。”现在国泰
民安,似乎用不着“深挖洞,广积粮”吧。我素知西电提倡勤俭节约、自力更生,
但与其种小麦还不如种蔬菜呢。
老同学告诉我,种小麦是为了应付“211”工程(为21世纪选拔100所重点大
学)的检查团,因为“211”工程有较高的绿化指标。偏偏检查赶在冬天,那时的
西北极难长草。西电本来就人多地少,地上一长草马上就会被谈恋爱的学生给折磨
死。一到冬天,整个校园就光秃秃一片。用小麦绿化校园可谓千古绝笔,检查团的
那些权贵人士早已五谷不分,岂知所见的“草坪”乃是麦田。
浙江大学依山而傍西湖,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大学。1997年春天,我就象干儿子
那样挤进她的怀抱,并期望得到关爱。我到了向往已久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
(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石教英教授,石老师虽然年过六
旬,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施拉普纳不及他半分精神。
我幸福地幻想着大干一番自己喜爱的专业,并计划在35岁左右成为实验室主
任。开学的第一天,我兴冲冲地奔向实验室。进门不到5分钟,就因不懂规矩被看
门的年青女子训了几次。为了不再冒犯规矩,我就老老实实地抓起一份计算机报纸
并且站着阅读,心想这下不得罪谁了吧!
突然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的男人(机房管理员之一)对我断喝:“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不经允许就翻看别人的报纸!”似乎我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无耻的人。
我就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飘飘然地去拥抱梦中情人,不料迎来两个耳光,此
下场比《猫和老鼠》中的猫还惨。如果这两个年轻人有幸看到我这篇文章,应该好
好悔过自新,她与他的工作态度打击过数十个学生的积极性。我本是因为向往
CAD&CG实验室而来的,得到的却是极坏的第一印象。
不出几日,我就发现实验室里人们大多轻言寡语、小心翼翼、井水不犯河水。
初到此实验室的北方同学极为迷惑地问我:“你们浙江人是不是都这个德性?我看
你不太象嘛。”
我颇费周折地考入CAD&CG实验室,却尚未热身就全力而退,决心自立门户。至
今我都没有用实验室的计算机编过一行程序。
刚读博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
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可视化软件
开发工具VA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
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软件展示时,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根本不是学生个人
的作品,违背了竞赛的宗旨。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我应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我
写了一份抗议书,找了十几个人签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
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
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
一看。他的项目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
项目的来龙去脉)。综合诸多因素,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
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
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
“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
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
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
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
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
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那里的处长局长比我见过的土豆还多。就请不要把什
么鸡毛蒜皮的好东西都拿走,给我们留点希望吧。
1997年11月,在穷得快挨饿的时候,我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特等
奖(全国共20名,奖金1万元),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给我们出钱的是一个靠资本
运作发财的集团,在宴会前,该集团领导人和我们座谈,他什么不好吹偏偏吹自己
是个高科技企业:“我们主要从事生物工程,几年前就掌握了克隆技术,英国的
‘克隆羊’简直是小菜一碟。……我们在东北有个农场,新品种的小麦长得比人还
高,麦粒跟葡萄一样大,你们不久都会喝到用这种小麦酿的啤酒。……我如果去美
国炒个总统,那就跟玩似得。”
我们几个获奖的博士生吃饱喝足、拿了钱后,关起门来把那个老板臭骂一通,
扬长而归。别以为给钱就能让我们说好话!
刚拿了“跨世纪发展基金”,又马上获得“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浙江大学
也给我发奖学金。比起那些一个月只有300元工资的博士生们,我简直是“暴
富”。还了朋友们给我的“救济款”后,仍然是个“富翁”。我老是觉得手头的钱
是抢劫来的,心里不踏实。于是找浙江大学校团委“诉苦”,请校团委把我的“不
义之财”捐给浙大的贫困学生。校团委的老师热情而坦诚,说愿意等我成为真正的
富翁时再接受捐款,现在不能让我“杀鸡取卵”。但为了能让我表达心意,建议我
资助“希望工程”的中学生,让我选了5个初一的学生,每个学生500元。我轻浮地
以为自己真的帮助了5个中学生,直到1998年暑假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个中学生,才
发现自己做的好事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贫困失意时才真正去帮助那
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学生时期的荣誉已登峰造极,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不想
再混下去。我总以为自己是第二个史玉柱,应该开个软件公司来振兴民族软件产
业。我曾到东软集团(沈阳)参加“民族软件产业青年论坛”,大不咧咧地作了一
次演讲(现在发现演讲的内容没有一项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个记者来采访
我,我谈了一天的理想,记者还是没听明白,干脆自己写新闻报道,并且含蓄地做
了一个广告:万事俱备,只待投资。
由于我能说会道,频频上电视,引来近10个投资者。我选择了一位年龄比我大
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了“杭州临境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彼时,
我可谓光芒四射,名片上印着“以振兴民族软件产业为已任,做真实、正直、优秀
的科技人员。”浙江大学想开除我,被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住。
我当时想开发一套名为Soft3D的图形系统,此系统下至开发工具,上至应用软
件,无所不包。公司名字起为“临境”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身临其境,这是我对
图形技术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与SGI公司称兄道弟的境界,这是我对事业的追
求。“临境”这个名字我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
我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悲壮感觉。
我从实验室挖来一位聪明绝顶的硕士生做技术伙伴。他叫周昆,年龄很小
(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极强。如果按照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毕业的论文要
求,他入学读硕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毕业。周昆的头明显比我的大,估计其脑容
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经以师兄的身份为他洗过一双袜子,他因此觉得我是个好
人。我俩一拍即合,常常为Soft3D的设计方案自我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
二维Windows系统即将被Soft3D打击得狼狈不堪时,我们就乐不可支,冲劲十足。
我已经把“振兴民族软件产业”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
完该怎么办。1998年5月份,我们做了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软件。软件
产品宣传了几个月,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接应不暇的局面(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
应)。我意识到没有找对市场,但仍觉得产品中的一些技术很有价值,将它改装成
其它软件也许能开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鸿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软件高
手,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代码的软件时,他竟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
处重大的设计错误,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那种心痛
啊,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万元资金。周鸿一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三下五
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给关闭掉。他放心不下,觉得我“恶病需用猛药
补”,于是意犹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让我学习怎样做事
情。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我
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
结果。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
从北大方正“劳改”了两个月回来,我心服口服地承认失败了。我把察觉到的
数十个毛病列出来,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我写的《软件工程思想》一书,大部分
内容取自我开公司失败的教训录。我现在能客观地从可行性分析角度说明我和投资
方所犯的主要错误,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软件公司。
我的主要错误:
(1)年青气盛,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惊的事。我的
设计方案技术难度很大(有一些是热门的研究课题),只有30万元资金的小公司根
本没有财力与技术力量去做这种事。分析经济与技术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设计方
案。
(2)我以技术为中心而没有以市场为中心去做产品,以为自己喜欢的软件别
人也一定喜欢。我涉足的是在国内尚不成气候的市场,我无法估计这市场有多大,
人们到底要什么。伙伴们跟着我瞎忙乎一整年,结果做出一个洋洋洒洒没人要的软
件。分析市场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设计方案。
(3)我做到了“真实、正直”,但并没有达到优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
目的荣誉,但学生时代的荣誉只是一种鼓励,并不是对我才能和事业的确认。正因
为我不够优秀,学识浅薄,加上没有更高水平的人指点我,才会把事情搞砸了。
投资方的主要错误:
(1)投资方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设计方案交给美国的一个软件公司分
析,结论是否定的。但他觉得我这个人很有利用价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
即使Soft3D软件做不成功,只要挣到钱就行。这种赌博心态使得正确的可行性分析
变得毫无价值。
(2)由于我不懂商业,又象所有单纯的学生那样容易相信别人。他让我写下
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钱买下本来就属于我的30%技术股份。他名为投资
方,实质上双方各出了一半的资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软件不
能成功的情况下,却为了占我的便宜而丧失了应有的精明,最终导致双方都损失。
关闭公司时,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财产。我明明投入了技术,又亏了15万元,
却一无所得。几个月后当我意识到不公平而找他协商时,他说:“只能怨你自己愚
蠢,读到博士,连张合同都看不懂。”我觉得自己在此事上虽愚但不蠢,真实、正
直的品质加上不懈的努力会让我变得有智慧。自己的奋斗没什么可以后悔的,学到
的远比失去的多,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公司关闭后,我就面壁反省,补习基础,准备为几年之后“东山再起”养精蓄
锐。
1999年1月,有一个民营企业家G先生向我请教一个问题:“我给一个年轻人投
资了100万元,建立一家从事环保信息应用开发的软件公司。他曾许诺一年内创利
润上千万元,可是才过去5个月,他就把100万元用完了,什么也没挣到。我实在不
明白是怎么回事,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位G先生年龄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当过几十年的技术兵,性格豪爽。他投
资的那个年轻人叫Y(以下称Y经理),自称有英国的管理学文凭,能对公司的市
场、技术、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欢说“钱我没问题”,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100万
元,并且给Y经理40%的股份。
G先生请Y经理到家里座谈。我那时突然狡猾起来,自称是G先生的远房亲戚,
在浙大读半导体物理,特羡慕那些做软件的同龄人,渴望听听Y经理的高见。Y经理
果然信口开河,滔滔不绝,连绵不断,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激动地想
去参观他的公司和产品,并表示要抛弃物理专业,立马转向软件专业。
Y经理得意而笑:“对于IT行业你就不懂了,我们经营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产
品,这是国外最先进的思想。你可以来参观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体的东西,只
能用心去领会。”
这屁话比曹元朗的诗还臭(《围城》)。我搞软件只有8年功夫,说我不懂IT
行业并不过分。可我读了10年大学都没听到过如此“先进”的思想。如果这是英国
管理学教育的成果,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衰败的真
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国首相切磋一番。
我对G先生说:“Y经理根本不懂技术,为人极其浮夸。应马上关闭公司,以绝
后患。那100万元你也亏得起,就买个教训吧。”
G先生说:“钱我没问题,那100万元就算我在澳门赌博输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来找我请教另一个问题。
他说:“小林啊,你上次说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训。”
我说:“那是好事,不论年龄大小,知错就改总是好孩子嘛。”
他叹了一口气:“最近几个月,Y经理又花了我100万元。”
我当时差点给噎死,气凶凶地训G先生:“我早跟你讲过,Y经理不是好东西,
叫你关闭公司你不听,你老说钱没问题,亏你200万元活该。”
老先生象犯了错误的小孩子:“Y经理每一次向我要钱时,都***胸脯保证下
个月就有利润,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掏钱给他,希望能救活软件公司。现在该
怎么办?”
一个有20名职员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只有三四个,连“十羊九牧”都不如。
200万元的财务报表中,有100多万元用于吃喝玩乐和行贿。这种公司完全无药可
救。台湾作家李敖曾说过:“当你没法扶一个人上马时,也许应该拉他下马”。从
5月份到8月份,我行侠仗义,替G先生清理软件公司,根除Y经理这些败类。
可是难哪,因为G先生投资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岂能让我插手。
就在我想方设法卡住Y经理的脖子时,Y经理总能从G先生那里挖出钱。G先生就象被
吸血鬼附身,却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让它再吸些血吧。”
Y经理又和一个来自深圳的骗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资100万元新建一个
“指纹”公司,说利润将比开发环保信息的应用开发更加可观(估计要用亿来度
量)。就在他们准备签合同之际,我偶尔路过,发现异常,便强行阻止。
G先生是个好人,但太顽固。好几次我气极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坏
人欺负。我曾请求G先生:“我求您别再说钱没有问题,您的私人财产会被人骗
光。请让我把这漏洞堵住吧,好让我安心地回学校做完博士学位论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两个儿子,伙同“黑社会”的朋友,强行把那个软件公
司搬回G先生的工厂中,辞退所有员工。现在那个软件公司被别人接管,仍然半死
不活,好在每月亏损不过几万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伤疤。
我以前从未玩过与人勾心斗角的游戏,此三个月的经历让我疲惫不堪。那个软
件公司的员工曾透露,Y经理的英国文凭大约是在上海或杭州某个大专培训班里混
来的。方鸿渐买美国克莱顿大学博士文凭尚知羞耻(《围城》),而Y经理却趾高
气扬。害得我平白无故为英国教育界担心,回想起英国鬼子曾打劫过中国,倍感耻
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实在不是现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
生第一次见到我时问我工资几何,我答曰:“300元,够买几本书。”G先生甚为着
急:“这样的条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家条件好,你可以安心地
学习,将来可为国家多作贡献。”后来他几次相邀,我就看在国家的份上住入他
家,一直住到博士毕业。自从读中学以来,我第一次享受食来张口,不用洗衣服的
奢侈。唯一的麻烦是我得向很多朋友解释:“我不是被别人养起来了,是为了国家
的利益,不得已才这么做的。G先生是男的不是女的,并且没有待出嫁的女儿。”
我在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经历有点奇特。我遗憾的是“真才实学”没有长
进,并且没有了在西电那样的纯真友情和缠绵爱情。略为欣慰的是我做了几件感人
的事。
我很想讲一讲自己参加希望工程的经历与感受。
1998年暑假,浙江省云和县梅源中学的老师们带希望班几名优秀学生来到浙江
大学,其中有受我资助的何晓丽同学。我才知道初中学生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就要
600元。何晓丽哭诉下学期不能再上学,其它的学生处境相似。我以前资助的2000
元是5个人3年平均分派的,根本不起作用。
那时侯,公司倒闭使我债务累累,并且自信心遭受十年来最大的打击。我在入
不敷出、心事重重的情况下,没有推卸义务,而是“变本加厉”的去尽这个义务。
我在西电的好朋友史江一替我“接管”了一个中学生。有一个小姐追求我,我乘机
给她一个活生生的“见面礼”。1999年7月份,我把工资卡送给了一个大学生,自
己成了无产阶级。从1997年11月起到我博士毕业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为7个贫困
学生捐助了约1万元。我有了几点感受:
(1)对人的帮助莫过于给予希望。
(2)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哪怕自己处于困境。
(3)帮助是要负责任的,一定要设法做成有意义的结果。不负责任的帮助就
是“施舍”。“施舍”缺乏诚意,不配称为“帮助”。
不少人曾对我说:“你是做大事的人,不要在小事上浪费精力,更不要为了别
人而害了自己。”
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将来是伟大人物而不愿做小事,从而到死也没做成什么有价
值的事。也有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后再去帮助别人,无论他最终成功还是失败,一
辈子也没有帮助过人。还有很多人略有权势或略有名气后,便觉得自己吃喝玩乐、
放屁、上厕所都是重要的事,在他们最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却以“太忙”“没空”为
理由不去做好事。
我也在忙碌、在奋斗,也渴望成为伟大人物,但我希望让有意义的小事充实一
生。
我还要讲另一件我常干的小事。
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保留了随地扔垃圾的“风俗习惯”,这恶习就象脚气那
样虽然不致人于死地,但能遗臭万年。即便象浙江大学这等典雅的地方,你都经常
可以看见草坪、校门口的废纸、果皮、塑料袋,垃圾就如同天使脸上的一砣狗屎那
样鲜艳,人们竟然无动于衷。我记不请自己多少次当众、当道捡垃圾,可是几年来
我都没有在大学里发现第二个做这种事的人。
我很想对所有的教授、博士、硕士、学士们讲句话:“救人并不只是医生干的
事,保护环境也不只是清洁工干的事。只要你多花几秒钟,弯几次腰,就能让环境
更加清洁,让心灵更加清洁。我们不必个个道貌岸然,但至少应该做到‘读书明
理’。”
那些正在追我和将要追我的小姐们,你多捡一次垃圾就多一份希望,你丢一次
垃圾就不再有希望。
我这样喋喋不休地讲“希望工程”和“捡垃圾”,并不是在沽名钓誉,也不是
在布道,只是希望我这些“金玉良言”能触动更多的自以为自己是高素质的人们。
我在浙大有一个值得怀念的人,她是管宿舍楼的大妈。在1999年1月至5月,我
在博士生宿舍静心修炼内功,大妈就象我的“护法”。晚上九点钟时,她就会烧些
东西给我吃。我和大妈非亲非故,同学们都不明白大妈为什么待我好。我想那是因
为我没把自己当成“博士”来看,而是当成“人”来看。
5月份后,我看在国家的份上搬到一个千万富翁家里去住,大妈也调到“熊猫
馆”当掌门人。我一般隔几个月去看望大妈一次,中秋节我就和她在一起。朋友们
知道我和大妈有这层关系,就纷纷托大妈物色女朋友。
大妈果然称职,她就象特务那样审视大楼里的女生。可大妈毕竟是大妈,她采
用的“标准”是几十年前的版本,无法与现今的兼容。她盯住了不该盯的,却漏掉
了不该漏的,至今都未“推销”成功一个。
这件事让我又明白了一个软件工程道理:光有完善的数据库还不够,还应该提
供很好的搜索引擎。
我相信生活、科学、艺术中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于是就不嫌人笑,写下《软
件工程思想》这本书,并写下了十年来的故事,交最后一次作业。
大学十年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可以打上漂亮的句号了。尽管我即
将告别大学,但我会终生学习。也许我成不了天才,但还有机会成为天才的爸爸。
我想大声呼喊出那种可以用双手把握未来的自豪。
我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两句肺腑之言:
一、主动去创造环境,否则你无法设计人生。
二、生活和工作要充满激情,否则你无法体会到淋漓尽致的欢乐与痛苦。
如果我碰到上帝,只会对他说一句话:“你看厕所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