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中国“破障”

要想在大数据时代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需要在公开信息资源、优化产业环境、发展核心技术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预计明年全球网民平均每月下载的数据流量将达到10G，如果你的下载量还达不到这一水平的话，说明你已经落后了。”不久前，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于上海召开的“大数据：挑战与机遇”专题研讨会上，在作出一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比较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半开玩笑地向与会者“宣告”：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大数据是21世纪最重要、最关键的资产，蕴含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信息化百人会成员、中国电信集团政企客户事业部副经理韩臻聪表示，从企业的角度看，大数据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表现在创造了透明度，通过一些可控的实验发现新的需求、揭示多样性、提升性能以及挖掘用户细分、开展客户化的定制化产品服务等，更重要的是大数据孕育了新的经济模式，将商业和经济带入一个重新洗牌的时代。”他说道。     这让许多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世界的领导者;第二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直至今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疑问是，在这一次大数据和云计算共同支撑的工业革命中，有没有可能让中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科技中心主任周涛雄心勃勃。     问题是，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中国的大数据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处理技术不高，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信息化百人会学术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周子学的话代表多位受访专家的共同观点。     放眼未来，专家们表示，国家应进一步加强规划和引导、政策扶植和标准的制定，推进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开放，优化完善大数据的发展环境，着力通过一批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提高创新能力和信息服务水平，加速推进重要领域的大数据的应用，大力推进大数据服务的产业化，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服务。     数据采集面临“安全”考验     只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可以处理——不管是手机上的数据、超市的购物清单、招聘网站上的个人简介或者是医院里的诊断书，利用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解码的计算能力，人们就可以获得数不胜数的洞察，从而发现规律、收集感悟和预言复杂问题的答案。在乐观者眼中，从制止恐怖分子，到消除贫困，再到拯救地球，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是大数据解决不了的。     不过，要采集到足够多的数据似乎并不轻松。     “尽管今天互联网经济和经济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但以物联网为例，虽然未来能够实现人和物、物和物的连接，而目前只完成了1%，也就是说还有99%没有连接。”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耀新看来，尽管大数据时代的浪潮已经到来，但是真正的汪洋大海还在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口居世界首位，理论上也应该会产生世界上最大的数据量，但是邬贺铨告诉记者，2010年中国新存储的数据量只有250个PB，只及日本的60%和美国的7%，这表明有大量的数据并没有收集和存储下来。     相比较于技术因素，安全与隐私担忧才是最大的障碍。     “1993年的时候，美国一家报纸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因特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但到了2013年，实际上是‘在因特网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一条狗’。”大唐电信集团公司副总裁陈山枝的一句玩笑话道出了许多人的担心。     “数据安全隐私很重要。”采访中，有专家点评道，有了大数据，也许不需要“棱镜”这样的计划，就可以轻松地对任何人实施监控。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不久前工信部网站发布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未经用户同意，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在不少专家看来，尽管这使得个人隐私得到保障，但却对信息共享环境造成了窒息。     “如果连基本的数据收集都不允许，要形成‘大数据大应用’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成都思维世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章林光直言，大数据时代，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必然要作出一些让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公共信息源的共享，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     “在欧盟，对于什么是信息隐私、什么是信息安全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对于什么问题用什么法律去应对也都有很明确的规范。在美国，互联网企业比较强势，它们往往是先做了再说，如果出了问题再通过游说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它们的行为加以肯定、保护。在中国，由于法律上存在缺失及空白，给实际的解读与操作带来了难度。”韩臻聪说。     对此，邬贺铨建议要尽快制定“信息保护法”与“信息公开法”，既要鼓励面向群体而且服务于社会的数据挖掘，又要防止针对个体侵犯隐私的行为，既要提倡数据共享，又要防止数据被滥用。     但是，“和传统的公共政策相比，信息安全政策要更加的复杂、综合和多元。”中国国家安全评测中心主任吴世忠评价道，网络的开放性、渗透性，决定了信息安全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强，网络的连接性又使得信息安全政策的利益相关方越来越多。所以信息安全政策的制定，比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所要考虑的问题都要多。     分析和应用挑战“整合”     更大的挑战则是对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大数据时代第一次有机会使得很多不同领域的数据围绕同一个东西关联起来。”周涛的一席话，道出了大数据的独特价值所在。     然而，这也导致对于大数据的分析难度更大。     “数据量的增加和数据类型的多样化使得传统数据库的存储和处理压力增大，数据处理速度的提升也对传统数据库提出了更高的实时性要求。”韩臻聪说。     “例如，过去的数据都是静态的，存在数据库里面，需要的时候调出来，但大数据没有静态的时候，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必须一边扫描、一边分析，因此大数据的分析对计算机的结构提出了挑战。”邬贺铨表示，如果过去是要“带数据进程序”，在大数据时代则是要“带程序进数据”。     而在周涛看来，大数据在商业上的精髓还不仅仅是深入的分析，还在于怎样把自己的业务、自己的数据用到其他创造性的业务当中，或者是把其他的数据用到自己的业务中来。     “然而，大数据里面真伪难辨，垃圾和宝石共存，必须要去伪存真。”按照他的观点，随着数据总量的急剧增长，一个普通人很难从海量数据中获得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就需要通过一种机制把“最聪明的头脑”聚集在一起。     “这可能是大数据能走多远最重要的一点。”他表示。     但是在当下中国，要实现这样一种状态似乎仍面临不少困难。     “现在，国内自称开展大数据业务的公司不胜枚举，但看起来就像是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对于中国大数据产业的现状，章林光用了一个词来形容——部落数据。     一般而言，社会上的数据可以分为三类：网络数据、企事业单位数据以及政府数据。     “政府部门的数据独占，能够形成大数据吗?运营商、电商自有的公共数据，能供社会商用吗?企业能真正地放手按照生态的规律，去搏击大数据吗?”他警告，如果国家的机制、法规，社会的观念，以及产业架构改变的速度还像现在这么慢的话，十年内中国的大数据都不会有太大起色。     “不仅仅是拥有权的分割，连标准与格式都是分割的，这大大影响了大数据作用的发挥。”信息化百人会学术委员、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高新民指出。     然而，当“分割”被打破之后，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就是一片坦途了吗?答案或许依然不够乐观。     “数字无法自己说话，而数据集——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规模——仍然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日前，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凯特·克劳福德教授在其所撰写的《对大数据的再思考》一文中告诫，大数据的工具并不能使我们摆脱曲解、隔阂和错误的成见。     言外之意，对于大数据的分析结果不能过度迷信，因为采集到的数据以及用来分析数据的工具本身可能就是存在缺陷的。     政府应着力营造大数据环境     采访中，李耀新谈到了他去美国国家统计委员会学习培训后的一个感触。     “美国国家统计委只对行业进行排名认定。”他告诉记者，比如涉及到某一个价格指数，它对排在前三位的评估机构的数据予以采纳，对所选评估机构提供的预测数、分析数、结论数予以加权公布，然后根据动态的评估和反馈的结果进行调整。     “而且对于从事数据采集工作的评估机构的排序是动态的，所以美国国家统计委的数据能够尽量保证科学公正。”他进一步谈到，与之相对应，我们使用计划经济和行政统计的方法，抑制了大数据应用行业和市场的开放。     当然，这并不表示政府只是一味地“放手”。事实上，在采访中，有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在为大数据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越位，但更不能缺位。     “如果只有几个人或者几家公司能用大数据，就算不上是一个时代。我们希望每一个科研团队、任何一个小的创意机构都有可能通过大数据获益。尽管数据量是如此庞大，但是它们使用起来就像平时的小数据一样。”周涛表示，这一方面需要有更好的IT架构;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和业界对于数据的质量、权利、隐私、安全等等出台量化的措施和量化的方案。     “只有这些生态环境都建成了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去讨论所谓的大数据平台，并且利用这些平台去吸引最好的数据和最好的人才。”他说。     “一定要了解大数据、认识大数据、拥抱大数据，我们才能够很好地去治理它。当然，这需要网络化的思维、国际视野以及依法治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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