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侧和实体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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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实际上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奇迹；其二是中国经济的资本化，中国经济已成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市场已经为资本所控制，价格信号只能反映资本的需求，而掩盖和压抑实体经济本身的需求。第一个结果已经引发全球的瞩目，第二个结果却被忽视了。

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了资本化，进入了资本化时代，原因在于中国出现了资本过剩，这些过剩的资本超越了实体经济对资本的需求，脱离出实体经济，自成一个体系。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逐利是要通过低买高卖来实现，或者说通过炒作资产来实现，所以，资本过剩会导致对以房地产为主的各类社会资产的过渡购买，使得这些资产的价格迅速上涨，形成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当今时代的货币是信用货币，这进一步加剧了过剩资本对资产的过渡购买程度，因为大家都担心通胀，一定要把过剩的现金换成某种资产，以期保值增值。

当过剩资本的过渡购买推高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时，市场整体的价格机制就发生了扭曲和失灵。扭曲是说，当被资本疯狂追逐的资产的价格急剧攀升时，其他商品的价格是维持原状，甚至降低的，这样就使得价值估值标准和价值导向发生了扭曲，资本所需求的就值钱，资本所不需求的就不值钱。失灵是说，资产价格的上涨所反映只是资本的需求，而非实体经济本身的需求，实体经济本身的需求并不支持支撑这样的上涨。也就是说市场的扭曲和失灵是针对实体经济来说，过剩资本则是市场扭曲和失灵的制造者。

这样以来，整个经济就分化为相对独立的两块，一块是资本的，一块是实体的。按现在的经济流行语，整个经济可以分为两侧：资本侧和实体侧。所流行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分法并没有涵盖当前经济的全部，因为这两者都属于实体侧，忽视和遗漏了资本侧。

但资本和实体两侧的经济又是在共用同一套价格体系，实体侧部分不得不接受因资本侧而扭曲和失灵的价格。如果被资本追逐的资产并不为实体经济一般所实际需要，即便价格扭曲了失灵了，也没什么，譬如对某些金融资产，某些艺术品。但事实是，被资本追逐的主要资产是房地产，为实体侧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须，这样以来，有实际需求的企业和消费者就必须接受被资本所扭曲和失灵的房价，被迫接受一个被高房价所急剧拉升的运营和生活成本，倍感压抑和压迫。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资本侧与实体侧之间的矛盾，资本侧压迫实体侧。也可以把这种压迫称之为资本压迫。同时，资本压迫也是资本的危害在当今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危害表现在资本剥削，这是资本的危害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的危害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资本剥削转变为资本压迫。

资本压迫与资本剥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矛盾的双方不同。资本压迫的矛盾双方是经济体的实体侧和资本侧，而资本剥削的矛盾双方则是企业内部的资方和劳方。二是，矛盾的机制不同。资本压迫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通过影响价格实现的，而资本剥削则是通过企业指令实现的，因为谈判力强势，资方有意压低劳方的工资，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压迫比资本剥削更有迷惑性、欺骗性，因为它是市场化的，貌似公平合理的、公开透明的。

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和危害，为此他写出了《资本论》。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的收益率会持续降低，直至为零为负。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无解，解除之道唯有资本主义本身的破坏和消灭。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不仅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收益率也没有出现持续的下降。恰恰相反，《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给出的长历史跨度的数据显示，资本的长期收益率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于GDP增长率的高水平。







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忽视了资本过剩后所发生的资本化，忽视了资本侧经济的出现和存在，未能对经济的整体做出实体侧和资本侧的区分。当产能过剩时，实体经济内的资本收益率固然为降低为零为负，但是，过剩资本会离开当时的实体经济，而发展出一个资本侧经济来，在这里它的收益率是很高的。

2008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萧条的，其中的资本收益率相当一部分为零为负，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却持续火热火爆，房价打着滚的涨，这里的资本的收益率当然高的吓人。中国的房价与实体经济显然是背离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受过剩资本推动的，房子是当前中国过剩资本最主要的追逐对象。以此，不难看出资本收益率在资本侧和实体侧的反差。

实际上，除了过渡购买国内资产外，过剩资本脱离当前的实体经济还有另外两个途径，一个是流向海外，另一个是投资创新产业。创新性产业尽管也属实体经济，但是不属当前的旧实体经济，所以，投资创新产业也是对当前旧实体经济的脱离。这三个途径可以称为过剩资本脱离当前实体经济的“一体两翼”，过渡购买本国资产是一体，是最主要的途径，流向海外和投资创新产业是两翼，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一体两翼”也是资本侧经济的基本结构。这都会让资本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一个很高的收益率，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提供空间。

按说，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资本流向海外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它不会炒作本国的资产，制造对实体经济的价格扭曲和资本压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加控制，往往会出现资本流出的过度，也会危害本国的实体经济。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过度外流导致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去实体化。一度这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先进性的表现，而2008年的次债危机终于让真相浮出水面，这种产业空心化导致美国中下层的收入在此后的30多年里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这种局面催生了民粹主义，打出“%1vs99%”口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的上台都与此有关。另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去年的中国，资本的快速处境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引发人民币汇率危机。

过剩资本去投资创新产业，看起来也是正能量的，但是其问题依然会导致过度。也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00年左右美国出现的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另一个是当下中国的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没有过剩资本的支撑，这样的商业模式很难想象会出现。所以，过剩资本也不完全是恶的，也有善的一面。但是显然，中国的共享经济里边已经出现投资过度，出现泡沫了。

马克思尽管没能对经济做出资本侧和实体侧的区分，这导致他理论解释和预测的失效，但是，他却是高度重视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把资本当成了经济的核心，这是马克思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方。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也没有能够做出资本侧和实体侧的区分，而且也忽视了资本的作用，忽视了资本的危害，忽视了资本之恶。

当中国经济进入资本化时代后，我们需要重拾《资本论》的基本视角，同时又要正确区分经济的资本侧和实体侧。当前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资本，在资本侧，而不在实体侧，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属于实体侧。所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应该放在资本侧上，放在“资本管理”上。资本管理的目的是化解资本侧和实体侧之间的矛盾，修复印资本影响而扭曲和失灵的价值体系，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压迫。

我们可以把区分和重视资本侧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本侧经济学，或者“新资本学派”。当前的中国经济最需要这样的经济学。

“资本化”和“资本主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中国国经济已经资本化了，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两者的不同表现在资本的控制力不同。资本的控制力体现在三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人格层面。在资本主义中，资本对这三个层面均实现了控制。而在当下的中国，资本仅仅实现了对经济层面的控制。政治和人格尽管也遭遇到资本的影响，但是远未实现控制，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实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

资本过剩出现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过剩资本的影响，突出的例子是2009年“四万亿”政策的出台，这一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大资本的利益，当然，大资本中主要是国有资本，关注的是资本侧的利益，而忽视了实体侧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功，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裕，中国人的人格逐渐遭遇资本的影响，尤其是炒房盛行以来，人人都想赚快钱，都想坐收渔利，不劳而获，并且，以资本和资产和物质化的消费和炫耀来支撑自己的人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人格资本化。

同时，中国当前的资本结构与西方，尤其是与马克思时代西方也存在根本的不同。在西方，资本的主力传统主力是大型私人企业。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又兴起了一个新生力量，就是企业高管阶层（《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而中国的资本的主力则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其次是富裕起来的家庭，第三才是私人企业。

具体到中国经济资本化开始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2004、2005年左右。依据是房价和金融产值的表现，中国的房价是从2004年开始加速上涨的，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开始持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