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明朝出了个张居正 作者:秋风浩荡 -3

三、他冷眼旁观一场场政治绞杀
  
  【谁是那只最后得胜的黄雀】
  
  年轻的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碌、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九万里风鹏正举”,有一番大作为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期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的忍耐简直是奇迹。
  
  不过,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中国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表演,到终了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光明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活的,是“日讨求国家典故”。这个典故,即是典章制度、前朝故事,学政治的法,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好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狂人。其实,唐宋诗文之下,谁能记得住这些劳什子名堂?墓木未拱,怕是浮名早已散得影子都没一个。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掌握了政治屠龙术,这从他后来执政时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上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建议书)。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应办(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谿壑难填……”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的八股文章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一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
  
  此时,正是朝政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死得惨!弃市,就是在西市给砍了脑壳。
  
  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看到政治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帝国史上自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在职的首席大臣被下旨杀掉。
  
  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甘心就做一只兔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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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他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形成了自身强大根系,能独立生存后,密布于寄主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使寄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窒息”而死。
  
  这就是“绞杀”。据说,我国最大的一棵“绞杀王”就在西方双版纳,它的根部周长有30米,有上万条根系缠绕在一起,十多个人手拉手围不过来。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绞杀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
  
  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着的,都是当朝声名赫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宰相”和“次宰相”。
  
  在中国历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都是很次要的事。而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起,就没有了“宰相”。
  
  特色皇帝朱元璋,亲手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官职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为帝王辅佐,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得要一个管家不是?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是“最高最高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也是一系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相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这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文武兼备的“汉贼”,毕竟两前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篡汉的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加强帝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帝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有个性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搞不好关系。
  
  他和我们当下的很多“一把手”有共通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感到小子没准儿有野心。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的那时候,就有宰相,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扭转了元代莫名其妙的“尚右”习惯,所以第一丞相是左丞相。
  
  大明第一代丞相,是开国际功臣,左相李善长,右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相继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可太令人惊恐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右丞相就领兵打仗去了,得以善终(不过有人还是说老朱用一只鹅害死了他)外,其余三个,因为“谋反”或受牵连,被诛、被赐死、被灭门!案子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国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干才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后门、拍我的马屁?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都来自告发和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从龙”大臣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谣传整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皇帝一放风出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之时,是洪武十三年,老朱越想越来气:丞相还要谋反,要它还做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室“中书省”也一并砍掉。
  
  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鞠躬尽瘁,也不想重演曹丞相逼迫我儿孙的事。
  
  我老朱要自己干。皇帝么,就是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再管个乱七八糟的……
  
  有人统计过,老朱灭了宰相之后,每天自己要看20万字的文件,处理事务423件,等于一天到晚不睡觉、不吃饭,每小时保持阅读8000多字的速度、和处理20件国家大事的频率。
  
  老皇帝这下可吃不消了。

★★
  
  老朱这么苦自己,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古人讲究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来之不易,不把它发挥到极致,岂不是亏了?在这方面,秦始皇就开了个好头儿,他不分昼夜操劳公务,白天断狱,夜批公文。即使这样拼命,他也还不满足,还给自己规定了更高的目标,不批完一石公文,绝不休息。这就是史载的“日阅公文一石”。那时候的文件是用竹简写的,一石(念“担”)就是120斤(那还是蛮重的啊)。
  
  老朱亲自上手那年,不过才53岁。按理说放过牛、爬过战场的人,身体素质应该不错,但是脑力劳动却是个更辛苦的活儿,干了9个月,老朱顶不住了,从各地找来6个老儒,创立了“四辅”(这是受张良启发),让他们任春官、秋官、夏官、冬官,“协赞政事”。
  
  乡下来的老学究哪干过这个?两年后,这个办法无疾而终。为什么不实行了,史书上未载,估计是干得牛头不对马嘴。
  
  但是,参谋人员还得要,否则建章立制、拟旨、批文这些工作得把老皇帝累死。于是老朱又从翰林院调了一些文职小干部(学士)来,充当秘书。不定编制,也没有固定称呼。
  
  到明成祖攻入南京、夺了鸟位以后,就把这办法固定下来了,这批人也有了编制、有了定称。
  
  这就是“阁臣”。学士改称“大学士”;在哪个地方办公,前面就冠以哪个地方的名字,比如“中极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等。
  
  皇上则把他们叫“辅臣”。自然了,当大臣的不能“主宰”什么,只能“辅佐”什么,皇帝才是天下的总舵把子。民间的老百姓,对这些秘书那可就恭敬得多了,一般称为“阁老”(不老混不进去呀)。
  
  尽管阁臣的权力比宰相小得多,只能上传下达,但是毕竟执行了一部分原来宰相的职权,所以大家还是把他们看成是宰相。因此“入阁”就相当于“拜相”。后来官场上也不忌讳这个了,谁入了阁,大伙儿就纷纷写诗给他,祝贺“入相”。
  
  不过,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宰相是有衙门的,过去叫“中书省”,有一大批各司其职的干部。而现在,阁臣手下仅仅有些小文书抄抄写写、跑跑腿。办事机构也含含糊糊地被称为“内阁”。什么“内阁”?不过就是“宫内的小房子”罢了,没法跟“中书省”的堂堂正正比。
  
  过去,宰相怎么也得是一、二品大员,现在的阁臣是从翰林院来的,五、六品的居多,最低的还有从七品的——芝麻官了。然而到了后来,阁臣就越来越尊贵了,须要先当礼部侍郎或尚书(副部级、部级)才能兼任大学士入阁。
  
  内阁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明文的制度还要严格。进内阁的人有个名次上的排列,中国人在这上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打头的一个,叫“首辅”,第二人叫“次辅”,余下三、四、五不等。首辅也就是大领班了。名次的排序是要论资排辈的,要是首辅离职或者死了,由次辅来顶上。如果原任首辅离职一段时间后又复职了,现任首辅的资格如果不如人家,就得让位,退居次辅。
  
  内阁开始的时候,还不拘一格用人才,到后来则是非进士不行了。想“学而不优”而当大官,不灵了。
  
  进了阁子,就要争当首辅,因为首辅是和皇帝打交道最多的人,也表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因此。朱老皇帝设置的这个“内阁”,后来就演化成了“掐架院”。你不下去,我就上不来,我能让你好吗?各种手段就一起来吧,打小报告的,无中生有诬陷的,拉拢“言官”(纪检监察官)掀起政潮的……只要能搞死你就行。和衷共济的班子,越到后来越少见。
  
  等到了嘉靖这一朝,内阁的戏就多了。因为嘉靖皇帝执政20年后,渐渐喜欢上了成仙修道那一套,想长生不老,很少过问一般的政事,但他对政务处理又要求得很严格,因此他对首辅就挑选得很苛刻,既要能办事又要听话,放了很大的权给他们,把阁臣的地位明确提到“六部”之上,为文官之首。
  
  “阁老”们的位也高了,权也重了,有的人就要誓死保住位子,有的人呢,则恨不得明天就拿下这位子。因此从嘉靖年间开始,阁臣们的内战也就出奇地精彩。  

★★
  
  首辅平常的工作,是阅览各部门送来的文件,然后把自己觉得妥当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票上,分别贴在这些文件的封面,进呈给皇上。这个工作,叫做“票拟”,就是代皇上写处理意见了。皇看了要是同意,就用红笔画个圈圈,批两个字。这叫“批红”。
  
  首辅在拟定意见时,不必征求其他阁臣的意见,一人独大,其他人只有唯唯诺诺。即使旁人代拟文件,也是按首辅的意思来落笔。这个票拟制度,初看起来,不过是皇帝借首辅的脑子用一用。可是另一方面,首辅也可以对下拉大旗做虎皮,对上左右皇帝的看法,想办法蒙住皇帝,在票拟中偷运私货。
  
  皇帝的权力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割让了很大一部分到首辅手中。
  
  这一点,连朱老皇帝也料不到:“潜规则”的能量,不仅比制度大,而且比皇帝还大。
  
  这时的首辅,不仅名位在“六部九卿”之上,其权力之大,有时甚于过去的宰相。在他面前,何人敢不战战兢兢?
  
  张居正踏上仕途之后不久,前任首辅夏言冤死,阁子里剩下的是现任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在掐。居正后来的升迁,与这两人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严嵩是位大名人了,后世无人不知。作为白脸的“奸臣”,在中国民间文化里,大概除了曹操名气最大,第二个就是他了。虽然他作为阁臣,处理政务水平很一般,远不及同时期的那几个。但由于贪和专权,留下了万世之名(尽管是臭名)。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与夏言是江西老乡。他年长夏言两岁,进士及第比夏言早四科(12年),诗文书法水平堪称一流。但就是由于诗书读得多了,政务水平太差。他入内阁时,已是56岁,还是夏言把他提携起来的。
  
  夏言这人,机敏决断,相当自负,大臣谁也不在他的眼里,就更没把由他一手拽起来的严嵩当回事。严嵩拟的文稿,常被夏言改得一塌糊涂,还常常掷还责令重写。
  
  严嵩不知为何,就是怕夏言。夏言个性甚强,经常触怒嘉靖皇帝,政坛上四起四落,但只要一回内阁,就能死死压住严嵩。
  
  恨便由此而起。中国人,能记住一饭之恩的人不多,能记住一箭之仇的人相当不少。严嵩经过几个回合,终于明白:夏言只要活一天,就是他头上挥不去的一片阴霾。
  
  想要出这口恶气,就得让他死!

★★
  
  严嵩用来对付夏言的诀窍,是以柔克刚。卑劣之人的柔,不是一般善良者的软弱,而是包含藏着鳄鱼牙齿的微笑。他对夏言,永远是忍气吞声,心里骂死,见面却无不毕恭毕敬。据说,一次他在家中举办生日宴会,请夏大人屈尊赏光。夏言不屑,终究未去。严嵩竟然恭恭敬敬地跪在给夏言预留的座位之前,为英明首辅夏大人遥遥敬酒。
  
  不顾尊严,一至于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则百毒俱全了!
  
  严嵩是个贪官,在夏言落马的空档里,他在皇帝面前一人专宠,甚至一度成为“独辅”,即整个内阁只有他一个人。此时,他就是上传下达的唯一管道。大臣要想给皇帝留下好印象,没有严嵩成吗?于是,给严嵩送红包的大小官员,车子挤满了严府门前的路(辐辏其户外)。严大人只是笑纳,然后回报以高官厚禄。以至嘉靖皇帝也有所察觉,赶忙把夏言再度召回内阁,以制约这个老滑头。
  
  夏言不是榆木脑袋瓜,他知道自己失宠是严嵩搞的鬼,这次当然要报复。他一回来,仍视严嵩为无物,把严嵩提拔的亲信尽行扫荡。严嵩仍旧是怕他,一声不敢吭。
  
  有一次,夏言寻到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渎的罪证,准备上本参劾。这个严世蕃也是个混世魔王,贪声在外,无恶不作。却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称自己占有天下才华三分之一。
  
  严嵩久经沙场,自知小儿的丑闻要坏大事,便带领严世蕃来到夏言家中。夏言得知,欲装病不见。严氏父子竟强行进入,跪在夏言榻前泪如雨下,恳求放条活路。敢于向仇人示弱,也是小人的一记狠招——我已经服了,你还非让我死吗?夏言见此,于心不忍,“遂置不发”,把奏本压下了,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严嵩对皇帝,也是柔媚以事之。在中国,邀宠,有时侯就是最大的政治。马屁永远是下级讨上级欢心的法宝,无能之辈为何屡屡得宠,因为,最拙劣的马屁本领,就是最高明的政治权术。
  
  文雅一点讲,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
  
  嘉靖皇帝痴迷于道教,经常让值班的阁臣替他撰写“青词”,也就是给玉皇大帝的写效忠信。写好了,就拿来焚化以祭天。以至后来竟有了因擅写青词而入阁的“青词宰相”。皇帝一有了什么灵感,就急猴猴让阁臣照此写一篇。一遇此事,严嵩总是兢兢业业地写,而夏言虽然也是此中高手,但他年事愈高,愈觉得这东西纯粹是扯淡,有时候就叫人代写,有时候则把以前写的改头换面拿去充数。
  
  两人对比,皇上当然喜欢献媚献得好的那一个。
  
  此外,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嘉靖皇帝在醮天时,是要戴着“香叶冠”的,即一种道士帽。某日,他一时高兴,分赠给五位重臣每人一顶,让他们也戴着赶赶时髦。夏言不听那一套,从来不戴,问起来,就答:“这并非法定服装,大臣如何能随便用?”而严嵩,则每次去西苑入见,都要戴得端端正正,上面还小心地笼上了一张轻纱。皇帝好奇,问曰:“典出何故?”嵩含笑答之:“天子所赐,恐染灰尘。”
  
  两下相较,柔弱的一方焉能不胜?
  
  皇帝也好,总经理也好,哪个当总把舵子的不喜欢趋奉?哪个高高在上的不喜欢顺耳之言?
  
  严嵩摸透了在上者的虚荣、狭隘和愚蠢,也摸透了刚直者的疏阔、执拗与不忍,那么,想要上下其手,置对方于死地,就差一个必然会出现的机会了。 

★★
  
  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就是后来震动朝野的“复套”事件。
  
  何谓“复套”?套,是指河套,即黄河流经甘肃、宁夏、陕西一带的地区。这里是明朝北边的战略防务要地。朱老皇帝开国时,对这一带的布防做了精心筹划,在北方一线置三大卫所(军事据点),修边墙(今天都俗称“长城”了),让诸王坐镇,严防“北虏”入寇。
  
  这一招很有效,曾经“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殊城周谘录-北狄》)。
  
  但人算不如天算,老皇帝一蹬腿儿,为朱家天下防守北方的燕王朱棣就反了,南下夺了鸟位,名正言顺成了主子。这位明成祖为防止类似自己的事情发生(我造反可以,别人却不可以),将军事重镇大宁都司与东胜卫内徙或后撤,使北方防务出现两处缺口。唯余开平一处孤悬蒙古高原,三面受敌,不得不在宣德年间也撤往内地。从此京师和内地门户大开,防务的最后底线变成了前线。
  
  一些饥寒交迫的蒙古族部落,就是趁这个机会,陆续进入河套找饭吃,并安下了家,渐成了气候的。起先不过是千余骑骚扰,到后来竟能聚会起十余万骑,攻入大明的边镇杀掠。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套虏”或者“套寇”。
  
  夏言最后一次当政时,陕西“三边总督”(地方军事主官)曾铣上奏,认为“套虏”问题不难解决,只要朝庭添一点兵力,由他调度,可一举摆平。这个曾铣,是个有胆略、有办法的将才,对边患如何根除看得非常透彻。
  
  恰好夏言也想在此问题上建立一番万世功业,就极力向嘉靖皇帝保荐曾总督。嘉靖为夏言的话所动,下令褒奖曾铣,并指令兵部开始操作,筹划兵饷。
  
  夏言是个实在人,很认真地与曾铣书信往还,讨论起了复套的步骤。皇帝既然下了决心,此事就有十分把握了。
  
  他万万想不到,一转身,这个乐于斋醮的皇帝就反悔了。为什么?为的是中了严嵩的诡计。
  
  那政坛老混混儿严嵩,早已观测多时,套复不复干我鸟事,但彻底干垮夏言,正当其时!
  
  严嵩此次策划得很周密,在宫中鼓动近侍(不干好事的太监!),在外廷勾结言官,都说可万万不能复套啊!老祖宗都惹不起的蒙古人,咱们怎么能惹呢?一种倾向性的舆论,就这样包围了皇上。
  
  嘉靖一想:不错呀!万一惹上大麻烦怎么办?前车之鉴,离得还不远呢,英宗就是因为轻易出兵示威,被蒙古骑兵在土木堡抓住的,当了多年战俘,险些永远丢掉了皇帝帽子。
  
  然而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如何收回?收回的话,天子的颜面何在?嘉靖苦思无计,又不好明说,便时常发一些无名之火。他甚至已经想到,万一“鞑子”杀过来,自己杀掉曾铣求和,是否就能把这些野蛮人摆平?
  
  这皇帝的心,也真是难测,曾铣不过是个有抱负的军人,“复套”也是为朱家天下着想,却不料自己的脑袋,转眼已经是皇帝手上一粒随时准备讲和的砝码了。
  
  皇帝每日绕室徘徊,正是下不来台的时候。聪明的臣子怎么办?你——就要给他梯子,为他找一个替罪羊。
  
  在严阁老的授意下,有心怀叵测的言官便开始发难了,说边衅不可轻启,不能让边将为立功把国家推向险境;又说曾铣交结阁臣、无非是大言欺君,等等。严阁老更是偏偏在嘉靖一心一意斋醮之时,把上报山崩、沙尘暴异常气象的报告,和曾铣的复套建议一起呈给皇上。当天是正月初一,皇帝看了,当然感到晦气,太晦气!于是,他公开的态度立刻就变了。
  
  皇帝下令将曾铣下诏狱(只对皇帝负责的监狱),削夺夏言一系列官职,仅以礼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大正月的,正当锦衣卫前往边关捉拿曾总督之时,总督大人正领着数万大军夜袭“套虏”,颇为得手。曾大人被捕后,“三军大恸,声闻百里”,手下亲军五千,日夜磨刀称反——真是没有天理啊!
  
  严嵩又连连进击。此时有个叫仇鸾的边将,由于受曾铣弹劾,正在狱中,严嵩便教唆他上疏,污蔑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了夏言。
  
  曾铣本来还不至于丢命。这么一来,风云突变,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末,曾大人终于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被斩首于西市。夏言在路上听说了他的罪名,竟然从车上掉了下来,大惊:“噫!吾死矣。”
  
  正人君子,从来难斗过阴险小人。当年四月,夏言果然被逮捕回京城。十月,脑袋搬家了。一代人杰,就这么个下场!
  
  是严嵩笑到了最后——哼哼,你蔑视我,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官场的食物链远远没有完结】
  
  夏言一倒,大事毕矣。严嵩以柔媚事皇上的办法奏了效,此后他又在朝中专权了差不多有15年。
  
  一个皇帝,乖僻多疑,很少干正事;一个权臣,虎假虎威,坐收贿赂;这一对宝贝君臣,败家就像别人创业那样锲而不舍。朝政眼见着就一天天败下去了。
  
  严嵩有个好儿子,老宰相卖官纳贿,都是由儿子严世蕃一手操办。诸司衙门想办点事,老严就一古脑推给小严:“小儿识天下大体,可与商。”结果,朝政等于由严世蕃一人把持。
  
  严世蕃是严嵩中年才得的独生子,严嵩专权时他已经30岁了。此人肥头大耳,一目盲,年轻时沾了老爹光(父荫)读了中央国立大学(国子监),毕业后,当了五品小官。他的确有点才干,代父处理政务之后,谁要想求见,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不拿钱来?没门。有那想跑官的、跑项目捞好处的,均奔走其门,一溜儿的礼物箱子“相望于道”。
  
  小严对内外所有官职的油水多少、难易程度,全都了如指掌。对跑官者索要贿赂,开的价码,都正正好好,一分也不能少(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有了这样的智力,想不成为古今中外第一贪也是难。
  
  最厉害的一个干法是,户部发给边防的银两,严世蕃要得其中大半,没等银子出京,就缩了水;或者送达边关之后,边将再乖乖按比例返回严府。国防钱缺不缺,管他娘的。敌人来了的话,可能连大刀都买不起了。
  
  严氏父子中饱私囊,挣够了,当然就要花。他们穷奢极欲,夜夜笙歌,所吃所用的,人间都非常罕见。搂着含苞欲放的三陪小姐,“朝歌而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无度,污蔑纲常,从古以来未有以拟其奢”(《明世经文编》)。
  
  上梁如此,下梁也就可想而知。嘉靖后期,严氏父子这一对妖孽,把现世当做末日过,造成了贪风大炽,士风败坏,贿赂公行,简直到了随便抓一个当官的来砍头都决不会冤。
  
  国家财政哪里禁得起这么消耗?大明天下已是千疮百孔了——国库紧张,入不敷出,军备废弛,民力不堪重负。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到了此时,已是陡然转弯,一步步踏向夕阳了。

  
  这个严大首长当国前后有20年,父子俩到底贪了多少?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了。为何这么说,后文我还要交代。史上记载,他们严家的溺器,也就是小便器,“皆用金银铸妇人,粉面粉衣”。这还不算,往里面撒尿的那个洞洞,居然做成了女阴形状。
  
  猖獗之状可想而知!谁说中国古人没有想象力?
  
  他们以为圣眷从此不衰,他们认定天下可以随意折腾,他们习惯了自认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荒野淫无道的人,把机关算尽,但就是料不到有无数仇恨的眼睛正死死盯住他们。
  
  有这样一双眼睛,是他们决不可以忽视的。
  
  这就是另一位他们将遇到的重量级对手——徐阶。
  
  徐阶是江苏华亭人(今日上海地面),为人聪明干练。早在嘉靖二年(1523年)报考进士,中了一甲三名,俗称探花的是也。那一年,他才21岁。按规定,一甲的这三名,不用考庶吉士,直接进翰林院,当了编修。
  
  当年任首辅的名相杨廷曾经责怪主考官,为何不把这个聪明小子录取为状元;又指着徐阶夸赞:“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老一辈人奖掖后进的那股子真诚,真让现在的小孩只恨生得太晚!
  
  徐阶个子不高,面白,风度翩翩,性格机敏,有权谋而不外露。在嘉靖初年本该一帆风顺的。可是,仕途刚一开始,就遭到了坎坷。
  
  嘉靖皇帝上台那时候,还干过几件不错的事,其一就是取消孔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称号,仅封“至圣先师”。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取消了大师的官本位。
  
  但徐阶不同意这个做法,因而触怒了当朝大员和皇帝,被外放到福建延平府,做了个预审科长(推官)。
  
  这种基层的历练,对徐阶好处不少,阅历一多,人也圆通老练了。他在下面的政绩不错,从县到市,再到省一级,当到了江西按察副使,是管司法的副省级了。
  
  夏言很看重他,对他多有提携。嘉靖二十年,徐阶回到中央,当了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两年后,调任礼部侍郎(副部长),又升为吏部侍郎(跑到组织部去了),由于在部里受一把手受器重,成了实际上的组织部长。他待人和气,“折节下问”,下面来了办事的官员,他总是一脸和蔼地问问风土民情,因此口碑非常好,干部们人人“愿为用”——有事您就吩咐吧!
  
  徐阶还一度出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负责教导庶吉士,这就恰好是张居正的老师了。他对张居正的最初印象与好感,应该始于此。张居正对他,也是终身执弟子礼,始终恭敬有加。
  
  这是张居正仕途上的引路人,是一颗带来好运的吉星。张居正后来能搅起那么大的动静来,就是因为徐阶给他发了一个通行证。这些,我们在稍后再慢慢的讲。

  
  夏言被杀的第2年,嘉靖二十八年,徐阶回京后8年多,当了礼部尚书,这就很有入阁的希望了。果然,3年后,他顺利入阁。
  
  诸位可能想不到,徐阶的窜红,不单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且是跟他擅写青词大有关系。嘉靖就喜欢他撰的青词,认为玉皇大帝看了一定会满意,于是,一日都离不开徐阶的样子。
    
  徐阶入阁的时候,严嵩是首辅,李本是次辅,徐阶排老三。
    
  这颗新星升任次辅,那是指日可待的事。在眼下,朝中能对严嵩构成潜在威胁的,也就只剩下徐阶一人了。
    
  严嵩老矣,可他的嗅觉还是灵敏的!他不能容忍有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超越他。史载,他对徐阶“中伤之百方”(《明史》),想方设法挤兑,这是生物竞争的本能。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徐阶的罪过,就在于他得了皇帝的宠爱。
    
  中国的所谓“办公室政治”,无非就是争宠、邀宠、固宠那点儿本事。因为领导当中理智的不多见,糊涂的居多,欣赏谁就不问青红皂白,什么都好,怎么干都行。受宠的下属,闹翻了天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像严嵩这样的政治老手,自有他的原则——上级的宠爱,决不容他人分割。
    
  受严嵩的压迫,徐阶当然郁闷。但他是目睹了强悍的夏言是如何覆亡的,他不可能傻到去做个前仆后继的烈士。
    
  他使用的对策,也是柔术。手段跟严嵩相似,只是目的不大一样。
    
  他内心早已经清楚——他的使命或者说宿命,就是有朝一日干倒严嵩,挽回政局的清明。而在此之前,就只能先保住自己。
    
  严嵩的攻击来得相当之凌厉。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落因边贸问题与天朝闹翻,大兵拿下蓟州,突破古北口,铁骑直薄北京城。明军溃败,九门被围,京师震恐。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当时防守北京的京军,在册的只有6万人不到,半是老弱,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是空额。仓促间召集了约4万武举生员、街头流氓等防守。彼辈从未经过战阵,登上城头一看蔽天的烟尘,早吓得尿了裤子。
    
  严嵩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两次给徐阶下套,都被徐阶侥幸躲过,没有蹈夏言的覆辙。
    
  兵临城下时,嘉靖曾征询严嵩和徐阶的意见,严嵩借故这是边贸问题,向礼部(也就是徐阶)推责任。徐阶没办法,只好献上了一条缓兵之计。他认为蒙古军孤军深入,长不了。先问俺答要什么,咱们就答应给什么,拖一拖再说。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缓兵之计居然就奏效了。俺答在各地开来的勤王军队压力下,退去了。徐阶也因此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赢了几个点数。
    
  还有两件事也很悬。一是请求早立太子事,一是安葬已故皇后事,不知怎么触怒了上心,徐阶险些又一次被驱逐。严嵩已经兴奋得在那儿摩拳擦掌了,但徐阶的认识转得非常快——皇帝圣明!皇上您说的,那才是对的。
    
  柔术到底还是有用的!皇上不再追究了。
    
  不过风浪也实在是太紧,徐阶只有万分小心。于是他更加兢兢业业撰写青词,将功补过。他很清楚,做这些于国于民没用的事,反而比做有用的事更能让皇帝高兴。此外他毕竟不像夏言那般刚直,平时宽以待人结下的善缘,也使他有了一层无所不在保护网。无论嘉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说:徐大人这人,为人不错!
    
  这事情就这样无可理喻——领导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下级的评价,并不是出自观察。他喜欢听舆论。随便什么赶车的、端水的、送文件的小角色,说一句某某人好,就能影响他对一个人的看法。
    
  徐阶便因之有福了。皇帝的气总算消了,危机得以度过。

  
  严嵩当初扳倒夏言,用了10年光阴;如今徐阶与严嵩暗斗,也用了10年工夫。徐阶的法子,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他把最终的政治目的深藏起来。对严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玩起了太极推手。
  
  徐阶日日面对咄咄逼人的严首相,采取的是“委蛇”策略,跟智退俺答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也许是由于官场太险恶,也许是夏言的教训太惨痛,徐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后世总有人呶呶不休。
  
  因为严嵩极重乡谊(夏言除外),徐阶就以避倭寇为由,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把户籍迁到江西去,与严大老爷攀上了乡亲。他还把自己的孙女送给严世蕃做小妾(一说是送给了严世蕃之子),用起了和亲政策。两家既然成了姻亲,严嵩对徐阶的冉冉上升便“坦然不复疑”——老滑头也有中招的时候!
  
  这胯下之辱且咽下,来日再算总账。
  
  徐阶比较喜好经世之学(即 “经世致用”。“经世”有时也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他还是有一番大抱负的。当日社会,正流行阳明之学,徐阶虽不是阳明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朋友中,不乏阳明先生的弟子,因此耳濡目染,“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玩得很圆熟。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当今在世上谋生谋职的各位,环境再恶劣,尚且没有斧钺加颈(就是掉脑袋)的危险,可我们能有多少人敢于直言?敢于疾恶如仇?各位还不是要常常动用脸上的微笑肌肉?
  
  况且徐阶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严嵩的奸诈与“横”,是史家给予评定的。要取仇家的脑袋,或以他人性命做赌注,不过举手之劳。
  
  俺答兵犯京畿的这回,就有人为他送了命。当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请示如何办,严嵩授意不要动真格的,北虏抢够了自然会退走。丁照计而行,让各营停战。敌兵在城外杀掠一通,果然退走了。那时宦官的家产多在城外,损失至为惨重,因此他们围着皇帝哭天抹泪,要个说法。皇帝为之震怒,追究下来,逮捕了丁汝夔。
  
  丁汝夔慌了,连忙嘱家属向严嵩求救。严嵩告诉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丁于是宽了心,把停战的责任全部揽下。
  
  却不料严嵩在嘉靖面前谈及丁汝夔,嘉靖勃然变色:“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几句话吓坏了严嵩,只好踉跄而
  出,不发一言——天要下雨,我可管不了啦!
  
  待到弃市的圣旨下来,丁汝夔被绑赴法场,他才知道不好,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严嵩老贼,误的岂止是一两人的性命。

  
  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复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后人推测: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上严、徐掐得正激烈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翰林院里的这位“沉毅渊重”的张居正,不禁深表赞赏。他是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明史》上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用当代的话说,这人就是仪表堂堂,冷峻、孤傲、有内涵。
  
  在混沌的官场之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大为感叹,而严嵩也不以为杵,反倒是很器重这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秉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今天职场的经验观之,确实是不易。单位里如果有非黑既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哉!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大的文化人有关。对张居正,他多少有些惜才,没看到更深一层,不过将小张看作是个词藻华丽的文人。
  
  张居正呆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也确实只做了些无聊的马屁颂扬文章,比方《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这样的东西,严嵩也得经常写,有时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做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以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院里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了另外一条路。
  
  嘉靖三十三年,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但内心创伤仍难复,即使丧妻一年后,他“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老师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未脱干净啊!徐阶比张居正老道得多,他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他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仍然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
  
  张居正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世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荣进之途,甚于榛棘”,仕途不是那么好走的。他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忠臣杨继盛上书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ɡuǐ)”之时。
  
  直臣杨继盛的下场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老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两年的杨继盛,被严嵩阴险地借皇帝之手杀死。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当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勇士留其名,千百载后都会有人叹服。他当时固然没有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只不过就当捻死了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膀……想什么呢?
  
  但是,他不与王八蛋们苟活在同一片天下的绝然,却是为万世的人们昭示了——“男子汉”三个字该怎样写!
  
  他死了,留下了一捧正义之火。人们固然是噤声了,但离爆发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张居正的选择,则是与恶浊的政治一刀两断。在江陵老家,他开始了“卧龙”式的生涯。“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
  
  这简直是活神仙了!张家原来仅是清贫之家,张居正小的时候,家里可以说是无存储一担之粮。但在他中举后,祖父辈经商有方,才得攒下数十亩田。现在,他可以优游了。
  
  山居的日子令他迷恋,甚至,不禁有“终焉之志”了——老死在这儿,也未尝不可。
  
  但是,对政治的热中,对民情的焦虑,对国事的牵挂,都注定使他当不了老陶。
  
  在乡间,他常绕行在仟陌间,看那些“田夫佣叟”。看到他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稍遇荒年,母亲就要卖掉孩子才能度日。而官吏催税催粮,就像火上了房一般急吼吼。放眼乡间,何处不是寡妇夜哭,盗贼横行……
  
  农民这日子,怎么过啊?
  
  张居正的心也是肉长的,“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然而,当朝的大佬们,只要有官好做,他们怎能有切肤之痛?
  
  张居正痛心于“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什么叫“苦于兼并”?就是农民失地!农民们本来就贱,失了地,就更贱到了底!
  
  在明代,选了庶吉士的人,一般不能做外官。不做外官,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农民有多苦。张居正曾经有过做外官的念头,但没办法实现。这次在家中隐居,他第一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民间疾苦,就越发不能安坐了。
  
  他想到,要想老百姓活得滋润点儿,莫如省征发,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
  
  民间的问题,看来古今都是一样的。解决问题的那层窗户纸,其实也是一捅就破的。
  
  问题是,没有人来捅——关我鸟事!食肉者别有怀抱,懂吗?
  
  张居正是看得够了。他心里的火,还没有熄尽。在江陵期间,他曾与好友去同游南岳衡山。留下的几篇诗中,进退出处,做大事业还是散发扁舟,矛盾的心理纠结在了一起。
  
  “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这是忘情于山水间了。
  
  “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又是想扬鞭奋蹄,干他娘个天翻地覆了。
  
  老爹张文明,不懂儿子内心里的这些罗里八嗦,看见儿子高卧山中一晃就是三年,不免闷闷不乐。孙子们问他为何焦虑,他起身就走,像没听到一样。
  
  老人家想的也许是:张家,完了。
  
  他哪里会想到,能山居者,往往就是有大志者。他的宝贝儿子搅动天下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
  
  这三年的山中生活,张居正没有仅只埋头读书,更非饱食终日,他在眼观八方,发微探幽——帝国的病症究竟在哪里?
  
  隐居的第二年秋,正值俺答部落的手头又紧了,与明朝贸易不成,就抢。鞑靼兵犯大同、宣府,十多天后,又奔袭至怀来,北京再次不寒而栗,宣布戒严。
  
  俺答虽然拥兵十万,为蒙古土默特部的势力最强者,但毕竟不是以往辽、金那样强盛的国家。仅仅是为抢夺一点财物与人口,竟逼得大明首都屡屡告警。堂堂上国,怎会衰弱到如此地步?
  
  这一时期,张居正对于“国病”(恕我自己的发明——作者)的思考,已是一针见血。他早看出来,像严嵩这样贪得无厌的高官盘踞上位,必然是“财货上流,百姓嗷嗷”。何谓“财货上流”?就是,财富都流到上流社会去了。皇室的奢靡,权奸的搜刮,无日无休。国家的各类机构就是无数条吸管,有多少民力禁得起这样来榨!
  
  张居正在一篇赠友人诗的长序中说,汉代贾谊有言,如果生产的人少,靡费(胡乱花钱)的人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居正感到万难理解的是,居然有人不求从根本上除去这弊端,反而竞相仿效商人狂敛老百姓的财富,这怎么能使国家富起来呢?
  
  因此,“国本”一定要小心培植,“元元”(老百姓)更是要加以厚待,坐江山,要做一个“计度久远”的统治者。
  
  张居正不是满足于写写朦胧诗、排比句之类的时尚文人,也绝非空有抱负毫无治国本领的李太白。他的头脑,正酝酿着改变这郁闷政局的风暴。他的诗,也有不输于太白的慨然之风——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不惜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为了“致君尧舜上”,又怕他什么“地崩山摧壮士死”!
  
  张居正,这难得的人中蛟龙,终于从潭中跃起了。嘉靖三十六年秋,他突然返回京城复职。
  
  一条迢迢的杨柳官道,车马辚辚,载的是这辽阔国土也难以盛下的一片雄心!
  
  身后江陵的青山碧水,太纯净;眼前京城的黄尘万丈,太肮脏。
  
  他张居正,此去,就是要廓清这世界。上报君恩,下对得起黎民百姓。
  
  那些啼饥号寒的“末世景象”,他再也不要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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