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大事不多。除了处理俺答归顺一事，在他的年表当中，往往还有一条：“隆庆二年，废辽王。”
这件事，与张居正有何干？
各位，这短短的一句，挖掘开来，实是有历史令人惊恐的乖戾。一个平民出身的权贵，与一位皇族子弟，生生死死缠了一辈子的恩怨，就在这一句话中！
这个辽王，可能大家还有印象。他的王府，就在张居正的家乡江陵。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就在辽王府做护卫。所谓“护卫”，就是警卫人员，站岗放哨的。
两家从此开始了一段纠葛。
辽王的名字挺古怪，里面有一个字是“火+节”，太生僻，我们姑且简化，就叫他“朱宪节”吧。
辽王这一世系，祖上为朱元璋的第十五子朱植，原来封的是卫王。洪武二十六年改封辽王，封地在广宁府，就是今天辽宁省的北镇市（至今北镇还有一个街道办事处叫广宁）。建文帝时，“靖难”役起，辽王不愿意跟着瞎闹，渡海南归，从此被安置在荆州。
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王妃毛氏不能生育，因此辽王一直没有孩子。好在袭了王位第二年,小老婆给生了个儿子，与张居正恰好同岁，只大张居正两个月，这就是宪节。按古制，毛氏算是宪节的嫡母，掌管小孩的一切起居教育事宜，视同己出。
到了嘉靖十六年，老辽王死了，宪节年幼且又守丧，所以暂时不能袭封，只能继续做王子。
这个宪节，是典型的纨绔子弟，资质一般，学习不上进，十多岁了，《四书》还背不下来。小孩子臭毛病不少，自我感觉却是很不错（这我们应该不陌生）。而同龄的张居正，早就是名满荆州的神童了，两下里的差别实在太大。
张居正小时常跟爷爷到王府玩，与宪节也可称得上是朋友了。
在王府,毛氏一直是执掌大小事务的，见张居正聪明伶俐，便不时招居正入府赐食。一次，她让宪节坐在下首，谆谆教导道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要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
望子成龙，古已有之。
宪节哪里受得了这个，满脸涨红，好歹还没有当场发作。从此，在两个小孩友谊的后面，就因嫉恨而埋下了一颗诡异的种子。
嘉靖十九年，十六岁的宪节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也恰在这一年考中举人。
宪节袭了王位，还是咽不下少年时的气——我是谁，还赶不上个平民？
小辽王以庆贺自己袭封王位为名，把护卫张镇召进王府，赐他喝酒。这宪节存了歹毒之心，强灌了老头一顿。结果，张镇竟活活醉死！
张居正此时已通世故，人给害死了，又害得冠冕堂皇，如何办？他只有隐忍。从此与辽王结下隐蔽的深仇，竟一直埋藏了快30年。
辽王生来就跋扈惯了，他哪里知道，与匹夫之仇也是结不得的。两人在表面上，仍是朋友。辽王闲工夫多，学会了作些臭诗，两人常有诗酒往还，显得非常亲近。
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辽王没那个机会，就跟着嘉宾靖皇帝提倡的潮流走，崇奉起道教来，被嘉靖封为“清微忠教真人”。
明朝发展到嘉靖这一朝，皇室的直系后代与旁系亲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每个人都有岁禄，从郡王的一万石到旁系最低的二百石不等。这是个帝国的巨大毒瘤，中央财政有一半就消耗在这上面。
此外，宗藩在政治上没出路，但这些废物总要折腾，于是就在地方上狠命兼并土地。惟恐财富不多，带到地狱的时候太寒酸。辽王府亦不例外。
等毛妃一死，小辽王在府内的管理大权到手，立刻发威，养了一批恶奴，打砸抢骗，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成为荆州一霸。地方官员碍于皇上赐的“清微忠教真人”牌匾，只有装聋作哑——孔孟之道确实是真理，但惟独管不了皇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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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的元配顾氏病逝，居正不免意志消沉，对朝政失望，告假回到江陵。在三年的休假期间，与辽王走动得比较勤。估计也是辽王强拉他的时候多。
辽王虽然信了道教，但吃喝玩乐、泡女人还是一样不少。现在又多了一样，隔三差五要跑到道教圣地龙虎山去拜访张天师。按《大明律》规定，宗室藩王没有皇帝的恩准，是不得离开封地半步的，违者要削为庶民。但辽王有“清微忠教真人”这块护身符，谁敢阻拦？其实，求仙访道只是堂皇的名义，到几百里外去游山玩水、寻花问柳才是真。
张居正一回乡，辽王就拉着他诗酒唱和。辽王这种人，从小听的就是阿谀奉承，真的以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胡编几句臭诗，还要张居正立刻和诗，这几乎就是变相的折辱了。
张居正已在官场混过了几年，知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便也耐着性子跟这白痴玩。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就留下了几首这时的应和诗。他跟辽王相处融洽，当面奉承他“英敏聪达，才智绝人”（跟所有过分溢美的话一样，你就反着听吧），跟对付严嵩差不多。但他对严嵩的才气还是真心敬佩的，对辽王，则只以废物视之。
嘉靖三十七年，张居正受命到汝宁府（今河南汝南县）去册封崇王。因为离家较近，就顺便回家去看了看父亲。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这期间，辽王又拿着手写的三大册诗稿，请张居正写序。辽王附庸风雅，自号“种莲子”，张居正也就给他一通胡吹，说辽王在“拈韵限句”的诗会上，因为出的韵太险，别人袖手不能出一语，“种莲子”大人却能“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还是领导高明啊！
像辽王这类人，不管他怎么狂，履历上三个字便可归纳：“生得好”。要是他出生在平民人家，那么就得四个字来归纳：“阿猫阿狗”。到了隆庆元年，嘉靖仙逝了，这种莲的王爷也就蹦到头了。
就在当年，湖广巡按陈省专程赴京，弹劾辽王横行枉法事，隆庆下诏削了辽王“真人”的名号。现在问题倒还不是很大，但却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但辽王哪里知道收敛，一仍其旧。到了隆庆二年，又有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辽王十三大罪。这下，可是严重了，隆庆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实地核查。
其时，湖广按察副使（省纪检副长官）施笃臣正在江陵，他对宪节一向极不感冒，趁此机会要搞他一家伙。他假意表示可为辽王疏通，说动了辽王给洪朝选送礼，而后却把礼品全部截获。辽王吃了哑吧亏，耍开了脾气，在王府院里高高树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讼冤之纛”——我比窦娥还冤呢！
施笃臣去看了看，故意大惊小怪：“辽王造反了！”立刻派了500个法警把王府团团围住。
洪朝选到底是中央来的，比较正派，到现场去看了看，知道是胡扯。还朝后，没有告辽王造反的罪，而是据实奏报辽王“淫虐”之罪。皇族为非作歹，不过是小菜。如果仅此，辽王也没有大问题。
可是有一个人——张居正掌握他的大问题。
宪节无嫡子，想以私生子冒充嫡子做继承人。按例，此事应由王府奉承正（监督官）署名盖印。但奉承正王大用坚持实事求是，不肯署名。辽王就偷出大印私自盖了。后来，王大用竟莫名其妙地死了，有人怀疑是被辽王所害。
张居正与王大用素来交情不错，在三年休假期间，闻王大用死，不胜悲哀。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后来还写了一篇《王大用传》。这件事，他默默的藏在了心里。
洪朝选复命之后，是决定辽王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张居正突然上疏一道，直斥辽王“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地方当局不敢禁止）”，连带将辽王“狸猫换太子”、迫害王大用的事情，一并举报。
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辽王休矣！
很快，隆庆的裁决下来了，说宪节本应当诛，但念及是皇室宗亲，免死，废为庶人，高墙禁锢！
这一禁，到后来就把他给关死了。
事发这一年，距离张镇在辽王府被酒灌死，已经过去了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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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辽王一家，到此就很惨了。他本人死于凤阳的宗室监狱，因无儿子嗣位，朝廷又不准旁支改袭（过继），于是除其封国。这个“辽王”的封号就给取消了。辽府诸宗，都改由楚王管辖，不知后来过得是否惬意。自此，这一家的一切，都被称为“废辽”了。
由这里又引出一段公案，迄今还争纷不休。即是，张居正死后，辽府次妃（小老婆）王氏委托言官代为讼冤，称张居正侵夺（收购）了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可是骇人听闻！
于是，张居正因羡慕辽府的壮丽，而构陷辽王，就成了一条千夫所指的罪状。同时，也构成了张居正死后风波中的一个大浪头。
百年公案，诉讼纷纭。真相究竟如何？
那座辽王府，确是江陵最为壮丽的一座府邸。府中湖山掩映，长堤翠柳。居正小时候就在这里玩耍过，估计印象很深。如今堂皇辽府归了张家，宿仇又得报，自然是快意无比！
还有人说，因为张居正嫉恨洪朝选不肯诬告辽王造反，所以后来他当了首辅后，于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将洪朝选构陷下狱。洪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孰真孰伪，谁能告诉我？
直到后世，张居正究竟是否谋夺了辽府？收购辽王府的钱又从哪里来？甚至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扳倒辽王？仍是众说不一。对其他的，本文留待以后再表，这里我仅分析一下，张居正究竟有没有可能告了这置辽王于死地的一状。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张居正的政治品格及谋略特色，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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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谈动机问题，仅仅张居正“构陷辽王”这件事是否发生过，到现在还有争论，争论的原因是“证据不足”。
今人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认为张居正此举乃冒着风险惩治了豪强。比如刘志琴先生的文章《张居正改革的成败》称：“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逻辑方法。问题归纳得很明了，因果关系也很简洁，但是，距离事实太远，有太浓厚的“官样”气息。我们要是这样来研究问题或者做工作，难免有人会怨声载道。
首先所述与事实不符，地方官在当时已经不怕他一个正在被调查的鸟亲王了，准备落井下石，搞死他。其次，事情已经如实上报，谁也没有胆量隐瞒造反的事，而恰恰“造反”才是不实的。再次，张居正也没有断然处置某人，洪朝选的被下狱是在12年之后；他更没有权力废去辽王，即使是参与了“废辽”，也是用了一些办法才达到目的。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知道要运用些什么手段。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 》，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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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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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废辽王之事，《明史》上（本纪第十九，穆宗条）记载很简单，只说“己亥，废辽王宪节为庶人”，多半个字也没有。诸王列传里关于他的事多一点，但也很简略。看来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明史》里关于张居正构陷辽王的记载，原来可能还有一些，但在康熙十二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奎听说康熙皇帝对张居正说了几句不错的评语，便进京请求皇帝将《明史》里的“构陷”情节予以删除。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一点未删干净的影子。就是张居正确实授意过福建巡抚劳堪，要整治一下洪朝选。史书里写朝选死得很惨，死后还不让敛尸，以至腐烂。朝选的儿子进京伏阙告御状，也被刑杖。
再看张居正还在世的时候，就有他的一个门生弹劾他专权，引起过很大风波。在弹劾的罪状里，就有以构陷谋夺辽王府的事。只是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张居正死后，辽王妃再告，才成为一个事件。
然而当时引起义愤的，是谋夺王府一事，而不是“构陷”本身。对于“构陷”，大家都没有异议，包括对张居正尚能持有公论的人。看来，不管是“构陷”还是为民除害，大家早就知道辽王的垮台，张居正是插了一手的。
至于张居正是怎么插的手，是直接上疏，还是利用讲筵的机会（给皇帝办的春秋季短训班），或是通过大太监李芳，均不得其详。我在上面引用的张居正揭发辽王的话，来自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原始的出处在哪里，待考。
我认为，既然有史料为证，我们就不必为尊者讳了，这件事情并不影响张居正的整体形象，反而凸显出他的一个很鲜明的个性。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刻，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干净麻利。对手既想不到攻击会从他这儿来，而且也无法再翻身。
搞辽王，非常符合张居正一贯的政治谋略特色。所以我信其有。
那么，他复仇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谋夺王府后花园，还是因为爷爷张镇的那笔旧账？我看都不太可能。
谋夺王府，我留在后面再谈，根据线索，夺没夺还存着疑呢。爷爷之死，可能会是一个因素，但比重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只是一个类似恶作剧的行为。皇族，从来就是这套不知深浅的货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所谓“诗酒唱和”中宪节对张居正有意无意的折辱。张居正虽不以诗文著称，但也是一翰林才子，整天陪着白痴王爷说违心的话，陪笑脸，这就是不可化解的屈辱。那小辽王说话办事也是没有分寸的，说不定多有嘲讽与贬低。有权有势者的狂，相信大家都领教过一些，
这种折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才是最不可原谅的。张居正对辽王的报复心理或者说“杀机”，就因这一点而发。
张居正平生最痛恨两种人，一是无能的宗族。这些皇亲国戚们把国家都快吃垮了，还要直接欺负老百姓。张居正所痛心的“财货上流”，就是指的这个。二是言官，张居正认为他们只会靠摇唇鼓舌混日子，没什么好作用，所以凡触犯了他的，都不会留情。
只有对那些有才干的对手，张居正才会存有敬意，不会赶尽杀绝，总是留有余地。对辽王这种除了“生得好”而一无所能的人，死，或者不死，他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就是张居正！他会为农妇夜哭、老农盼雨而动容，却不会给所谓“辽王”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辽王被“圈禁”的几年中，辽王死了，辽王的正妃也死了，死于何时，历史没有任何记载，否则，不会是由辽王的次妃出头来告发。
上帝欲灭亡一个人，必先使其发狂。辽王狂够了，自去找窦娥去了。张居正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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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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