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它已荒疏了十几年。十几年来,小城在我心中的位置始终是一个驿站,是我漫长人生中一个歇脚打尖的地方,我从没把我的感情投入给小城,也从未用心地打量过它的成长。我是小城一个普通的过客,小城是我一个灰色的背景。多年以后,当我以一个游子的身份远远地回望那个日渐丰腴的小城时,竟然有满心的惊痛与怀恋。它像母亲一样宽容我对它的不屑与疏忽,仍然以温暖的胸怀接纳我的回归。
八十年代,我落脚小城。它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在连成片的平房背景下,几栋四层高的楼显得突兀庄严而充满神秘感。那是政府首脑机关和一些特权行业的办公地点,普通百姓只能住平房,单位也是平房。我当时上班的二中,直到前几年才在一位国务院名人的关心下盖起楼房。小城的景色很单调,开春,风一刮起来便是漫天的黄沙,人在街里走一遭,从头到脚,甚至指甲和眼角里都是沙粒。走在这样的春天里,即便是诗人,诗情也大打折扣,大概都让大风刮跑了。大风连刮上十天半个月的,树便开始发芽了。小城里没有别的树,除了杨树便是柳树,这都是很耐寒的树,不需要怎么经管,春来绿,秋来黄,像东北的人一样皮实。整个夏天是小城里最平稳的季节,风息了,也少有大到暴雨,因为是平原地区,所以小城里的居民很享受夏季的生活。因为天长,不用忙着赶时间,上班的人也悠闲许多。下了班,太阳还老高,所以他们从容地逛市场。青菜买得极少,小城的居民住平房,房前屋后都有几垄地,可种上茄子豆角黄瓜这些时令蔬菜。肉也买得不多,虽然那时腰条九毛钱,排骨才一块二,但工资也少,三十几元四十几元不等,能挣到五十多元钱的,就是高薪阶层了。但小城的居民也不抱怨,他们知足着呢。一锅豆角切上半斤肉就让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饭后,爷爷牵着孙子的手,摇着浦扇到胡同口转转,遇见同样饭后消化食的人聊几句,之后归家各自安歇,梦都踏实安稳。冬天,小城里从早到晚弥漫着煤烟味,穿着棉衣棉裤的人们骑着自行车在小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里穿行,面无表情,行色匆匆。他们在赶时间,迟到了要扣工资或奖金,那是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如果有一场雪到来,会有几天清新的空气冲淡煤味,但雪后的路又很难走,每年冬季,医院里都会收到许多在冰雪上摔坏的患者。
小城的四季就是这样。人们早起为了上班,上班为了挣一份固定的工资,然后养大儿女。没有人对这样的生活不满意,更没有人生出非分之想。安于现状是小城人普遍的心理。小城人没有多少文化生活,书店虽然在繁华地段的十字路口,但可读的书少之又少,电视还没有普及,只有少数人家有12寸的黑白电视,整个县城没有一台彩电。唯一能称得上文化生活的便是在周末去看一场电影。
十字街的南端有一家评剧团,经常上映电影。我就是在这里看的《少林寺》午夜场,从能伸进一只手的小窗口里买票,两毛钱一张,然后捏在手里,再到门前花两毛钱买一缸熟瓜粘。装瓜籽的缸不是大缸的缸,是那种粗瓷蓝边的喝水缸。能看一场热映的电影在当时是奢侈的事,再吃一碗瓜籽,那就是给奢侈镶了花边。电影院门前通常是聚人最多的地方,不但有卖瓜籽冰棍的小贩,也有闲来无事的游走少年,一脚跨在单车上,在这里东张西望。遇到耍单的小姑娘,便厚着脸皮上前搭讪,小姑娘不理他,他便自嘲地打一声呼哨,双脚踏上单车飞快地骑上一圈,很快又回来继续卖呆。评剧团里很少唱评剧,记忆中在这里上映过评剧《花为媒》《刘巧儿》电影。剧团不大,只有几百个座位,遇到县里有重大活动,这里还是主会场,平常的日子就放映电影。来看午夜场的人不多,平常都是一些小青年或谈恋爱的人。因为《少林寺》在当时已风靡全国,有些人不止看一遍,所以虽然是午夜场,可仍然座无虚席。开演前,四壁的白炽灯亮着,进进出出的人们背着白晃晃的光找座位,偶尔有拿着长手电筒的保安人员大声吆喝,不许嗑瓜籽。买了瓜籽的人只好把头缩了。待灯光一黑,整个大厅立刻静下来,接着音乐响起,电影开演了。
那时看电影不但是一件奢侈的事,更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小城无大事,各单位定期包场看一场电影,属于单位福利待遇的一种。印象中记忆最深的一次包场电影是在《少林寺》之前看《吉鸿昌》。当时我在距县城18公里的郊外上学,包场电影的那天是深冬,正好下大雪。我们都没有自行车,更不像现在可以打车,唯一的一趟公共汽车早六点就发出了。我们去县里基本上都是步行。好在那时年轻,又没有高跟鞋穿,18里的油漆路不算什么,说说笑笑就到了。吉鸿昌是一位抗日英雄,我曾在父亲的藏书中看过一个很薄的书,书名就叫《吉鸿昌》,加之那时青春年少,一腔爱国热情,对这样一位具有神秘色彩又铁骨铮铮的英雄自是非常崇拜,所以尽管大雪,有些同学声称不去,我仍然热情未减,联系几个同学冒着飘飞的大雪上路了。
那天,当我们冒着雪赶到小城时,个个都成了雪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钟,由于下雪,天都有些擦黑了,街上有不少赶路回家的人,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管,心里热着呢。我们走进十字路口的副食店。副食店里没多少人,中间的地上扣着一个铁皮炉子,是用切开的半个油桶改制的,里面的煤火正旺,从炉圈的缝隙处冒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炉筒子一节一节地接起来连到烟囱上,中间用细铁丝捆好吊住。尽管简陋,但还算温暖,我们将冻硬了的手套烤化,又将头发上的雪水烤干,便直奔电影院了。当时,真是青春热血呀,那种情怀纯洁到令现在的人不信也不齿。为什么对这部电影记忆犹新,并不完全是因为雪天徒步18里路,而是因为我看这场电影时哭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吉鸿昌告别恋人赴刑场时的那一幕,像印在脑海里一样清晰。面对刽子手,他说,我为抗日而死,我要看着敌人的子弹如何射向我。所以他面对刽子手站立,而不是背向。他又说,我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我死得堂堂正正,我死后不能躺下更不能跪下。无奈,敌人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在敌人的子弹射出之前,吉鸿昌在大地上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在小城,我的生活始终是颠簸的,近乎于流浪,因为没有住房,搬过多少次家我已记不清。结婚不到两个月就从婆婆家搬出来,租了郊区农人家的仓子,后来下雨仓子倒塌,连夜顶雨搬到爱人单位的值班室。值班室禁烟禁火不能做饭,我一日三餐只能用一个电饭锅来对付。即使这样也没将就多久,单位将我们撵了出来,又搬到西郊外一个废弃的微生物研究所的空房子里。整个大院只有我们两口半人,当时儿子刚刚两岁。微生物院子里没有电,我们晚上点蜡烛,睡到半夜,床板忽然掉下来,吓得儿子大哭不止。父母心疼我,让我到他们院子里盖房住。当时父亲家在县城的东边,而我的单位在西边,如果在他们那里盖房,则意味着我每天上下班要穿过整个县城,对于用自行车带孩子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可是尽管远,总比没房住要好得多,于是,1986年秋天,我哭着喊着用了两个月时间在父母家的院子里盖了两间半砖房。记得搬家那天是霜降,住进去没几天,还没干透的砖墙上全是白霜,人在屋里都能看见自己的哈气。第二年开春,水泥墙面全部脱落。
这时节,小城的变化显而易见了,许多人家都买了18寸的黑白电视,晚饭后,大街上少有闲人,人们都围在电视前看《射雕英雄传》、《上海滩》。那是一段很痴迷的日子,港台剧的突然涌入一改大陆剧的正统与教条,让人耳目一新。人们上班谈论的都是《京华烟云》、《昨夜星辰》等情感剧,许多电影电视插曲流行起来,骑自行车穿过街道的人嘴里哼着的不再是革命歌曲,而是“浪奔浪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开放,让小城的人们看到,生活是一个多棱镜,而他们以前只知道一面,现在,人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色彩。街里的店铺明显多了,胆大的自己开始做买卖,在门前放上简易的录音机,从早到晚放港台歌曲。中午下班,我用新买的红色坤车驮着儿子,他瘦瘦的,很乖地坐在后面。我们俩穿过人流车流,顶着录音机里歌曲的热浪来到小城中间,在一家冷饮机前停下,我掏出五毛钱买一个冰淇淋,递到儿子手里。儿子瘦瘦的白白的小手接过来,没有血色的小脸很快露出童稚的笑。这是他每天的盼头,一个五毛钱的冰淇淋会让他听话一整天。小妹在东北师大上学,她接触了更大的世界,放假回来,她将外面的世界带了回来,我从她那里开始听谭咏麟,龙飘飘,凤飞飞。她还给我买书,新上市的布老虎丛书,宗璞的《铁萧人语》,陆文夫的《壶中日月》,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这些歌曲和这些书,是那些年我仓惶岁月里唯一的亮色。我后来回忆起小城的十几年,在文字上我几乎断层,小妹给我的信息和她买给我的书是一种牵引,好比一个甜点,我在尝到味道后经年没忘,后来又寻味找了上去。
和母亲住一个院的八年时光我又有了家的感觉。每天下班回到家先到母亲家里转一圈,看看奶奶。她不生气的时候很慈祥,我在冬天总给她买烤地瓜,夏天给她买康乐果。妈妈很忙,她做着一份临时工贴补家用,还要做着一大家子人的饭,有时忙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上,可是她很知足,因为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她总算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份工作,她总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把家务做好。那时我家真是一大家子人,除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学外,还有大姑二姑老姑家的孩子陆续在我家吃住上学。这些,母亲都毫无怨言,她喜欢读书人,也愿意做成全读书人的事。
我搬离小城是1995年的夏天。搬离的原因是丈夫所在的石油公司不景气,他就投奔了已调到松原的哥哥。当时松原是个新兴城市,他哥哥在组织部门工作,为他安排了一个开车的职务。我当时丝毫没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满脑子嫁鸡随鸡的传统思想,丈夫一走,我干了十几年的教学工作说扔就扔了。成全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理想。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我舍不得父母兄弟,舍不得奶奶,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满心的不愿意都抵不过一个妻子的身份给我的压力,我像断脐带一样割舍着我与亲人的情感。搬家那天是公历七月七日,高考第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地上大包小包的行李,突然就有了背井离乡的酸楚,我跑到母亲的家东屋插上门,躺在炕上结结实实地大哭了一场。父母还有奶奶,还有在家的弟弟,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可是没有人敲门劝我。我哭够了,开门自己走出来,拎起行李走到路边的车里。父母送我到路边,我在他们的注视里走向未知的生活。
八十年代,我落脚小城。它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在连成片的平房背景下,几栋四层高的楼显得突兀庄严而充满神秘感。那是政府首脑机关和一些特权行业的办公地点,普通百姓只能住平房,单位也是平房。我当时上班的二中,直到前几年才在一位国务院名人的关心下盖起楼房。小城的景色很单调,开春,风一刮起来便是漫天的黄沙,人在街里走一遭,从头到脚,甚至指甲和眼角里都是沙粒。走在这样的春天里,即便是诗人,诗情也大打折扣,大概都让大风刮跑了。大风连刮上十天半个月的,树便开始发芽了。小城里没有别的树,除了杨树便是柳树,这都是很耐寒的树,不需要怎么经管,春来绿,秋来黄,像东北的人一样皮实。整个夏天是小城里最平稳的季节,风息了,也少有大到暴雨,因为是平原地区,所以小城里的居民很享受夏季的生活。因为天长,不用忙着赶时间,上班的人也悠闲许多。下了班,太阳还老高,所以他们从容地逛市场。青菜买得极少,小城的居民住平房,房前屋后都有几垄地,可种上茄子豆角黄瓜这些时令蔬菜。肉也买得不多,虽然那时腰条九毛钱,排骨才一块二,但工资也少,三十几元四十几元不等,能挣到五十多元钱的,就是高薪阶层了。但小城的居民也不抱怨,他们知足着呢。一锅豆角切上半斤肉就让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饭后,爷爷牵着孙子的手,摇着浦扇到胡同口转转,遇见同样饭后消化食的人聊几句,之后归家各自安歇,梦都踏实安稳。冬天,小城里从早到晚弥漫着煤烟味,穿着棉衣棉裤的人们骑着自行车在小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里穿行,面无表情,行色匆匆。他们在赶时间,迟到了要扣工资或奖金,那是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如果有一场雪到来,会有几天清新的空气冲淡煤味,但雪后的路又很难走,每年冬季,医院里都会收到许多在冰雪上摔坏的患者。
小城的四季就是这样。人们早起为了上班,上班为了挣一份固定的工资,然后养大儿女。没有人对这样的生活不满意,更没有人生出非分之想。安于现状是小城人普遍的心理。小城人没有多少文化生活,书店虽然在繁华地段的十字路口,但可读的书少之又少,电视还没有普及,只有少数人家有12寸的黑白电视,整个县城没有一台彩电。唯一能称得上文化生活的便是在周末去看一场电影。
十字街的南端有一家评剧团,经常上映电影。我就是在这里看的《少林寺》午夜场,从能伸进一只手的小窗口里买票,两毛钱一张,然后捏在手里,再到门前花两毛钱买一缸熟瓜粘。装瓜籽的缸不是大缸的缸,是那种粗瓷蓝边的喝水缸。能看一场热映的电影在当时是奢侈的事,再吃一碗瓜籽,那就是给奢侈镶了花边。电影院门前通常是聚人最多的地方,不但有卖瓜籽冰棍的小贩,也有闲来无事的游走少年,一脚跨在单车上,在这里东张西望。遇到耍单的小姑娘,便厚着脸皮上前搭讪,小姑娘不理他,他便自嘲地打一声呼哨,双脚踏上单车飞快地骑上一圈,很快又回来继续卖呆。评剧团里很少唱评剧,记忆中在这里上映过评剧《花为媒》《刘巧儿》电影。剧团不大,只有几百个座位,遇到县里有重大活动,这里还是主会场,平常的日子就放映电影。来看午夜场的人不多,平常都是一些小青年或谈恋爱的人。因为《少林寺》在当时已风靡全国,有些人不止看一遍,所以虽然是午夜场,可仍然座无虚席。开演前,四壁的白炽灯亮着,进进出出的人们背着白晃晃的光找座位,偶尔有拿着长手电筒的保安人员大声吆喝,不许嗑瓜籽。买了瓜籽的人只好把头缩了。待灯光一黑,整个大厅立刻静下来,接着音乐响起,电影开演了。
那时看电影不但是一件奢侈的事,更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小城无大事,各单位定期包场看一场电影,属于单位福利待遇的一种。印象中记忆最深的一次包场电影是在《少林寺》之前看《吉鸿昌》。当时我在距县城18公里的郊外上学,包场电影的那天是深冬,正好下大雪。我们都没有自行车,更不像现在可以打车,唯一的一趟公共汽车早六点就发出了。我们去县里基本上都是步行。好在那时年轻,又没有高跟鞋穿,18里的油漆路不算什么,说说笑笑就到了。吉鸿昌是一位抗日英雄,我曾在父亲的藏书中看过一个很薄的书,书名就叫《吉鸿昌》,加之那时青春年少,一腔爱国热情,对这样一位具有神秘色彩又铁骨铮铮的英雄自是非常崇拜,所以尽管大雪,有些同学声称不去,我仍然热情未减,联系几个同学冒着飘飞的大雪上路了。
那天,当我们冒着雪赶到小城时,个个都成了雪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钟,由于下雪,天都有些擦黑了,街上有不少赶路回家的人,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管,心里热着呢。我们走进十字路口的副食店。副食店里没多少人,中间的地上扣着一个铁皮炉子,是用切开的半个油桶改制的,里面的煤火正旺,从炉圈的缝隙处冒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炉筒子一节一节地接起来连到烟囱上,中间用细铁丝捆好吊住。尽管简陋,但还算温暖,我们将冻硬了的手套烤化,又将头发上的雪水烤干,便直奔电影院了。当时,真是青春热血呀,那种情怀纯洁到令现在的人不信也不齿。为什么对这部电影记忆犹新,并不完全是因为雪天徒步18里路,而是因为我看这场电影时哭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吉鸿昌告别恋人赴刑场时的那一幕,像印在脑海里一样清晰。面对刽子手,他说,我为抗日而死,我要看着敌人的子弹如何射向我。所以他面对刽子手站立,而不是背向。他又说,我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我死得堂堂正正,我死后不能躺下更不能跪下。无奈,敌人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在敌人的子弹射出之前,吉鸿昌在大地上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在小城,我的生活始终是颠簸的,近乎于流浪,因为没有住房,搬过多少次家我已记不清。结婚不到两个月就从婆婆家搬出来,租了郊区农人家的仓子,后来下雨仓子倒塌,连夜顶雨搬到爱人单位的值班室。值班室禁烟禁火不能做饭,我一日三餐只能用一个电饭锅来对付。即使这样也没将就多久,单位将我们撵了出来,又搬到西郊外一个废弃的微生物研究所的空房子里。整个大院只有我们两口半人,当时儿子刚刚两岁。微生物院子里没有电,我们晚上点蜡烛,睡到半夜,床板忽然掉下来,吓得儿子大哭不止。父母心疼我,让我到他们院子里盖房住。当时父亲家在县城的东边,而我的单位在西边,如果在他们那里盖房,则意味着我每天上下班要穿过整个县城,对于用自行车带孩子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可是尽管远,总比没房住要好得多,于是,1986年秋天,我哭着喊着用了两个月时间在父母家的院子里盖了两间半砖房。记得搬家那天是霜降,住进去没几天,还没干透的砖墙上全是白霜,人在屋里都能看见自己的哈气。第二年开春,水泥墙面全部脱落。
这时节,小城的变化显而易见了,许多人家都买了18寸的黑白电视,晚饭后,大街上少有闲人,人们都围在电视前看《射雕英雄传》、《上海滩》。那是一段很痴迷的日子,港台剧的突然涌入一改大陆剧的正统与教条,让人耳目一新。人们上班谈论的都是《京华烟云》、《昨夜星辰》等情感剧,许多电影电视插曲流行起来,骑自行车穿过街道的人嘴里哼着的不再是革命歌曲,而是“浪奔浪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开放,让小城的人们看到,生活是一个多棱镜,而他们以前只知道一面,现在,人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色彩。街里的店铺明显多了,胆大的自己开始做买卖,在门前放上简易的录音机,从早到晚放港台歌曲。中午下班,我用新买的红色坤车驮着儿子,他瘦瘦的,很乖地坐在后面。我们俩穿过人流车流,顶着录音机里歌曲的热浪来到小城中间,在一家冷饮机前停下,我掏出五毛钱买一个冰淇淋,递到儿子手里。儿子瘦瘦的白白的小手接过来,没有血色的小脸很快露出童稚的笑。这是他每天的盼头,一个五毛钱的冰淇淋会让他听话一整天。小妹在东北师大上学,她接触了更大的世界,放假回来,她将外面的世界带了回来,我从她那里开始听谭咏麟,龙飘飘,凤飞飞。她还给我买书,新上市的布老虎丛书,宗璞的《铁萧人语》,陆文夫的《壶中日月》,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这些歌曲和这些书,是那些年我仓惶岁月里唯一的亮色。我后来回忆起小城的十几年,在文字上我几乎断层,小妹给我的信息和她买给我的书是一种牵引,好比一个甜点,我在尝到味道后经年没忘,后来又寻味找了上去。
和母亲住一个院的八年时光我又有了家的感觉。每天下班回到家先到母亲家里转一圈,看看奶奶。她不生气的时候很慈祥,我在冬天总给她买烤地瓜,夏天给她买康乐果。妈妈很忙,她做着一份临时工贴补家用,还要做着一大家子人的饭,有时忙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上,可是她很知足,因为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她总算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份工作,她总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把家务做好。那时我家真是一大家子人,除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学外,还有大姑二姑老姑家的孩子陆续在我家吃住上学。这些,母亲都毫无怨言,她喜欢读书人,也愿意做成全读书人的事。
我搬离小城是1995年的夏天。搬离的原因是丈夫所在的石油公司不景气,他就投奔了已调到松原的哥哥。当时松原是个新兴城市,他哥哥在组织部门工作,为他安排了一个开车的职务。我当时丝毫没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满脑子嫁鸡随鸡的传统思想,丈夫一走,我干了十几年的教学工作说扔就扔了。成全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理想。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我舍不得父母兄弟,舍不得奶奶,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满心的不愿意都抵不过一个妻子的身份给我的压力,我像断脐带一样割舍着我与亲人的情感。搬家那天是公历七月七日,高考第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地上大包小包的行李,突然就有了背井离乡的酸楚,我跑到母亲的家东屋插上门,躺在炕上结结实实地大哭了一场。父母还有奶奶,还有在家的弟弟,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可是没有人敲门劝我。我哭够了,开门自己走出来,拎起行李走到路边的车里。父母送我到路边,我在他们的注视里走向未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