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2006年8月15日 星期二
 
 
M是我在美国认识三年的香港朋友。他在诺奖得主斯密（V. Smith）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将来会是个拍卖领域的专家。因为都是广东人，又在同一个地址上班，我们常见面，谈吃、谈喝、谈科研。不过，我一直没有向他提及，我在中国大陆写了八年的经济专栏。

很偶然，他在我的杂物堆中，发现了我在国内出版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便拿回家去。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说我写得好，须尽快到饭馆畅谈。席间，他问：“相识三年，为什么从不提你的专栏。”我答：“美国生活太闷，怕你不同意我，吵起来，没人陪我吃广东菜。”

经济学著作给我的第一次震撼，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那是16年前的事情。丁小波把《财经周刊》的一角地盘交给我，让我每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是8年前的事情。从8年前起、乃至从16年前起，我就深知自己的世界观，与身边太多人是如何的截然不同。

 

只要传媒肯付钱，我乐于直陈己见，然后看着远处的读者吵呀吵；但身边的亲戚朋友，时间宝贵，怕伤和气，为免事端，我宁愿闭口不谈或左右言他。这就是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的“经济学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

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

阿尔钦（A. A. Alchian）在教科书中写道：“购买由童工制造的纺织品，是否不道德？假如你不购买，会让非洲的童工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要是你能救人于水火，当然最好；不然，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则可以避免他们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

我的老师、经济学家兼辛迪加作家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也是阐释质朴无华的经济原理的高手。课堂上，他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可以反过来向左上延伸，穿过纵坐标。其含义是：只要价格足够高，人们就不仅会停止购买，而且会开始供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出价够高，同学们都会一个个卖光衣服，赤条条走出教室。

还有一次，威廉斯教授抱怨威廉斯太太在家里太唠叨：每次教授回家晚了，太太就说她是多么的担心。读者朋友，面对太太的唠叨，你知道职业经济学家的职业回答吗？威廉斯说：“你这么担心我，是因为我给自己买的保险不够高。”哄堂大笑之余，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永不忘记，他们领教过一次冷酷经济学中的深蓝。

最近吴向宏先生批评我：“薛兆丰有些时候不免马失前蹄，挂一漏万，如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贬斥”*。我回应：十年前，有人说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J. M. Buchanan）投书报社反驳，指经济学者若离经叛道，就只会堕落为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随营娼妓”**。我是布坎南的学生，且老师中没有一个赞成最低工资法。若因此说我“缺乏终极关怀”，我却之不恭。

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科。是的，很多政策建议，其用意是善良的，但经济学的作用，恰恰是指出这些善良建议所带来的恶果。当经济学者（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已经16年，我早就习以为常，但真的想学点扎实经济学（sound economics）的新朋友，可不能忘记这“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注释：

* 吴向宏，“薛兆丰的基尼系数无用论简直是信口开河”，2006年07月21日《南方都市报》，见于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60721/16302753112.shtml

** J. M. 布坎南，A20版读者来信，《华尔街日报》，1996年4月25日：“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PS:

吴向宏：薛兆丰的基尼系数无用论简直是信口开河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7月21日 16:30 南方都市报
 
　　经济人之吴向宏专栏

　　薛兆丰是一位让我又喜又忧的经济学研究者。喜的是他酷爱经济学，笔耕不辍，听说又在美国著名学府攻读学位，假以时日应有成就，不至于像我这样一辈子都只能是个学术上的半瓶醋。忧的却是他定见太强，又好做权威之断语。有些时候的确能一针见血，如他对“加税能打压房价”之荒谬学说的批评；另一些时候却不免马失前蹄，挂一漏万，如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贬斥。

　　最近他博客上一篇文章，宣称基尼系数“没有说服力”，在我看来，就不止是挂一漏万，简直是信口开河了。他的基本立论，无非是一套书呆子的逻辑，即认为:目前各种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都是以人群的“即时收入”为基准的。但事实上，收入的差异应该从“终身收入”的基准去考察。比如说:一个20岁的人年收入1万，另一个40岁的人年收入10万，但不能说两者之间就一定有“贫富分化”，因为前者到40岁时也许同样挣10万。若比较终身收入，两人其实是一样富裕的。由此推论，薛兆丰就认为，目前各种以“即时收入”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不能真正说明是否存在贫富差距。

　　薛兆丰的论证，无非是说明基尼系数不能度量一个社会“内部”真实的贫富分化程度。但事实是，除了书呆子以外，没有多少人真会拿基尼系数作这个用途。

　　基尼系数最趁手的用处，是比较不同社会之间的贫富分化相对程度。薛兆丰说对了:由于存在“收入的生命周期”，任何社会中，任何时候，总存在一种“天然的贫富分化假象”。即使收入绝对平均的社会，基尼系数也不会等于零。问题在于:这又有何妨碍呢？天下没有身高为零的人，难道说“身高”这个概念就没有用了吗？一米九的人还不是照样比一米七的人高吗？因生命周期导致的收入分化，在任何社会都同样存在，因此在比较两个社会谁的贫富分化更严重时，就并不会影响结果。甲国基尼系数为0.35，乙国为0.55，假如其中同样有0.30来自收入生命周期，并不会改变乙国的贫富悬殊高于甲国的结论。

　　当然，不同社会中，由于人口结构和收入生命周期波动性的不同，“天然贫富分化”的程度会有一定差异，但是有理由相信，除非一个社会人口结构十分畸形或收入生命周期波动特别大，否则这种差异并不足以让基尼系数指标失效。实证结果也表明，凡是实行了高福利、高累进税、收入较平均的国家，测量出来的基尼系数也比较低；凡是低福利、低累进税、收入差距大的国家，测量出来的基尼系数也比较低。多数情况下，基尼系数和人们直观观察相一致，也和一个社会内部的切身感受相一致。无论理论和实践都支持基尼系数为一种有效的、比较不同社会之间贫富分化程度的工具。

　　基尼系数的另一有效用途是跟踪同一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变动。在同一社会中，人口结构和收入生命周期如果假定为基本不变，则基尼系数如果不断上升，一定说明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剧。即使考虑人口结构和收入生命周期变动的因素，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同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因为这往往说明或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波动加剧了，或者说明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动。此外，如果想比较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情况，基尼系数都是便利的指标。怎么能说基尼系数不说明问题呢？

　　我同意薛兆丰说的一点:所谓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并没有多少根据。并不是说基尼系数超过某个值就会天下大乱。但是反过来，基尼系数越高，就越可能存在激烈的贫富矛盾，这难道不是显见的道理吗？难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明天高到了0.6、0.7，仍然不值一哂吗？我向来反对那些用贫富分化说事、渲染恐慌气氛的做法，但是也绝不可以若无其事、灌天下太平的迷魂汤。

　　(作者系Manatt　Jones战略咨询公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