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坛上频繁地树起新偶像，成了当今文化现象的主流。而今的新偶像，分“为人”与“为文”两大类。“为人”楷模一类有陈寅恪、钱穆等，对于他们留给我们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遗产，我从来不认为仅用“为人”这类抽象而毫无价值准则的字眼就能准确地把握他们的行为标高及美学意义。“为文”标本一类，钱钟书便是其一，早被誉为“文化昆仑”，横空出世一门“钱学”。
既称为“学”，想必应该自有博大精深的体系，以及自我独立的原创思想。我常常琢磨，我们一些号称文化思想家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体系到底在哪里？我不想拐弯抹角，如果有人说我习惯以挑战的性格和犀利的语言来对待我们的前辈，那也只好由他。说到思想的建树，无论是在哲学方面还是美学方面，抑或社会学、文化学方面，在认真而仔细地研读了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篇》等著作之后，你休想发现有钱先生自己的东西，倒是发现了古今中外太多的名人及格言，以及对其进行的阐释。这种码字功夫、这种掉书袋之集大成者的行文方式，除了喜欢寻章摘句的书蠹和引经据典的书痴们愿意生吞活剥而后炫耀博学以外，真正有思考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人读了只会伤胃和贫血。我并不排除《谈艺录》、《管锥篇》一类文章偶有一闪的思想火花，但这种火花，其实任何一个喜欢写写杂文之类的人都会经常闪现，不过火花未必就是思想的火焰。
我看着书中那些打满双引号的大段大段的篇章，恶作剧地想，钱先生为什么不去编一部名人名言大辞典呢？他那满腹的锦绣文章，居然有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字数是人家写的，他原样拿来就是。除了增加文章的学识广博，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各种思想的草茎杂烩在一起熬了一锅药汤。到底这药性属于哪种草茎呢？大概都不是了，这味药只能属于钱先生自己——这就是“”钱学。
“钱学”现象近来已有所降温，这好比钱先生那帮文化食客们建造的“围城”，城里城外的人都已不知所措。这座“围城”谁能来拆掉呢？方鸿渐们大概是靠不住的，也别指望那些“钱学”家们。而依我之管见，“围城”本不必拆，它只是某个时期人为的特定现象而已。说到那部代表钱钟书最高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围城》，那就更有深层的含义。好像以前的中国人都是白痴一般，居然没有发现这部天才之作，有一天，海外某某大评论家褒扬了那么一番，这座城市便突兀地陡立于地平线上。于是乎，人们欢呼雀跃，终于为中国人拥有了一部现代文学经典而翘首遥拜。
我跟许多人一贯坚持的观点一样，认为《围城》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但并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该书有很多优点，譬如说机智、幽默、有才情、善比喻。然而比喻太滥，总显得不甚恰当。其主要败着常常是钱氏文体所造成的致命伤，那就是漫天立论似的漫无目的，写到哪里算哪里，信笔所至，无法收场。幸好钱先生收场了（尽管出于无奈），否则，依钱先生那支笔，照书中毫无章法、流水帐式的程式发展，不知要信手涂鸦到哪年哪月。香港文史学家司马长风说“全书缺乏通体计划，行云流水，信笔而写”，基本上说到了点子。不过我不赞成有一本《十作家批判书》，内有一篇文章将《围城》说成是一部“伪经”，这未免远离批判之道——《围城》依然是一部好小说，书中的幽默与插科打诨总是人世间某些具像的再现，而且它是生活化的衍生物，揭示事物背景的情节给我们以会心的微笑。只是，倘有人硬将它誉为什么“新儒林外史”，甚至惊呼为“现代红楼梦”，那也实在太离谱。现在很多人抢着重修文学史，我以为非常有必要。但重修文学史，并非是感情用事，抬出几个新偶像，另放到几个牌位。历史不是行帮意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一部《围城》大红大紫了钱钟书，使其一眨眼间便成为大师级人物，进入各种教科书，进入中文经典小说一百强之列。仅靠一本长篇小说，晋升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据说有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造访钱先生，钱对人家说：“你又跑到我这儿神气活现来了。”姑且就算真有这回事吧，那神情也无异于告诉世人，真正神气活现者，并非那位造访者。
中外文学史上，靠一本书而奠定文坛大家地位的现象并不少，但这一本书必须是真正的文学巨著，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凡品质。本国如曹雪芹之《红楼梦》，外国如赫尔岑之《谁之罪？》、勃朗特之《呼啸山庄》、帕斯捷尔纳克之《日瓦戈医生》、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等等，那种艺术情怀，那种人文精神都是具有深刻地启示性的，绝不是靠油滑调侃、无聊兼无奈似地大耍贫嘴——抽调世俗的情节，只有苍白的“小智慧”。
钱钟书现象也该收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本身价值早就赤裸裸地摆在那里，任意吹捧拔高，到头来，总会使被捧者受到更大的伤害。“文化昆仑”毕竟只是誉美之辞。对于钱钟书先生，如果事实求是、公正而客观地评价，只是一个标准的文化学者，但绝不是一个思想家；只是一个写过一部《围城》小说的作家，但绝不是一个文学大师。这两大概念，惟望那些靠“钱学”吃饭的人能够头脑清晰起来罢。
——转自易道禅《思想的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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