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始终能从一些意外和特殊的文坛奇迹上体味出来。当另一座城市矗立在地平线上时,人们大为喟叹,认为历史的不公终于得到了反正,于是争相叩伏于这座城市,尽管这是一座极小的“边城”,然而,人们还是毫不吝啬地给它的建造者沈从文先生奉上一顶“文化泰斗”的桂冠。
我对于“泰斗”这两个字向来谓之神秘而又神圣。我以我浅陋的见解固执地认为,是“泰斗”,就应该观其生前,其人能否在当时影响于社会或主导文坛的价值走向;观其生后,其作品的经典性能否成为永恒的典范,其人其作品当为等身。纵观两者,还不能说沈从文先生已名副其实。沈从文作品的影响突然被放大,是非常人为化的个案。我曾经长久地仰望着这位我十分崇敬钦佩的天才作家,直到今天我依然会长久地注视着这个文坛风云人物。只是,当我深入探究到某个现象实质的骨髓中去,打这之后我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沈从文的一些短篇如《柏子》、《虎雏》、《八骏图》、《丈夫》等,不过就其整体作品来看,大多是有故事、无形象,有立意、无境界的类型化作品,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社会反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责怪当时胡适、鲁迅们参与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竟没有选取一篇沈从文的小说,是一严重的错误,也不能责怪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上竟没有将沈从文作为大家来重重的写上一笔是有意的轻视他。
我欣赏沈从文作为独立自由作家的个性,可是,作品的价值并不能因此种身份而升值,人与作品毕竟是两回事。
如果老舍来写这个故事,最多用《月牙儿》的篇幅就够了,这说明故事拉杂,并不精炼。苏雪林就曾批评过沈从文作品行文“很有疵病”。我仔细反复地阅读过沈从文的文字,感觉沈的文章多是不规范的语言,例如《边城》中写“祖父要她去烧火煮饭,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哭得可笑,一个人便回到屋中去……,”到底谁哭得可笑,谁回到屋中,读者无从明白,要联系上下文的意思,方知是指翠翠。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我们不能把这类文章拿来作白话文的典范。
从反思文坛痛苦的历程这一角度来看沈从文先生,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作家。但是将其誉为“文坛泰斗”甚或“民族的灵魂”不知是太夸张还是太讽刺?不要说《边城》,就是《长河》这只大头蜻蜓难道能和《四世同堂》、《家》相比吗?显然差得太远。可是人们为什么把沈从文抬到那么高的云端去呢?一部《边城》,被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二,齐与鲁迅比肩,活脱脱一个现代神话!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奇特现象呢?我来揭这个底吧——跟钱钟书与《围城》梅开二度一样,沈从文与《边城》也是海外某些准文化人从朋党意识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角度抬将出来的,这其中当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台词。若说这是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们的遭遇及摧残文化行为的一种“反动”,甚至是一种复仇,都理应引起同情,但矫枉过正,便又产生新的造“神”运动。当今的审美观念已经戏剧性地审视到作家个人的履历,其受苦受难的遭遇也成为作品升华的前提。不过窃以为,许多新兴批评家们,往往是激愤大于理性,反弹多于反思。而没有客观,哪来公正!
当年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大大地调侃了一下沈从文,郁请沈吃饭、赠围巾,对沈很友善,但大概不会认为沈在文学上有什么造脂,因此戏谑他干脆去偷去抢——那是沈从文人生非常艰难的时候,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想从文,着实令人敬佩。几十年后,当年的郁达夫万想不到沈从文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泰斗”。历史真会嘲弄人啊!然而,沈从文自己也嘲弄了自己一回:他既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可是他作品的视野范围依然是伊甸园、桃花源。人性美不是建立在故事美的架构上,人类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激情只有在与现实社会中强烈碰撞才会产生崇高的人性——没有灵魂的震撼,遑论什么人性之美!
司汤达生前也寂寞,死后其《红与黑》、《巴马修道院》才声誉渐隆,可法国人从未封他做“泰斗”,沈从文的《边城》能与《红与黑》媲美么?——这样的类比或许甚荒唐,然而文学的精神内核就是人类视野的比较学,抛却这一点,任何文学都将不是文学。
——转自易道禅《思想的罗盘》
就说《边城》吧,故事写得很美,美好得如同童话。跟沈先生大部分作品一样,人世的苦难,内心的挣扎是没有的。一帮文人食客说,这部书描写了人性的美、淳朴的民风,我怎么看见的是人性的愚和杂乱的民风呢?我们来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地区吧:“买卖媳妇”是其生意经之一,“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抒写着这种民风。在《边城》里,不仅军队是乐园,且“军民同乐”,在这里,没有贵贱之分,“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生乐。”你能相信这是在写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的某一隅么?《边城》通篇是牧歌情调,世上所有的事物在这里都是美好的。倘标明是童话或寓言尚可,然则这是活生生的湘西地区啊,老湘西人不便拂了他们当地产生的文豪的面子,但私下对我说,那时的湘西苦得很,那里来什么“安分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