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用地格局演变的强度分析及其驱动力——以衡阳市为例(文章解读)

邓志位, 全斌, 祁剑青, 彭科, 樊雪姣. “三生”用地格局演变的强度分析及其驱动力−以衡阳市为例[J]. 土壤通报, 2023, 54(4): 768−780

 文章导读

随着人口增加、经济蓬勃发展及城镇扩张，人类赖以生存的农用地与生态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土地多功能平衡日益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土地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简称“三生”用地）在城镇发展中如何调整优化值得深入研究。目前，优化“三生”用地配置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实施的重要基础。

自2012年国家提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以来，许多学者从理论构建、识别提取方法、格局与过程以及生态环境效应等方面对“三生”空间用地展开研究。分析“三生”用地演化特征能为清晰区域生态保护、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之间关联提供科学依据。强度分析是由Pontius Jr等提出的一种层次分析方法，由间隔层、类别层和转换层组成，能够系统地剖析土地变化过程。该方法已在不同区域和尺度下开展土地变化研究，譬如流域、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以及区域比较等。Pontius Jr将土地利用变化成分划分为三个部分：数量（净变化）、交换和移位（分配变化），随后提出变化成分强度将类别变化与总体变化相联系[22]。数量变化是指地类的增加（转入）与减少（转出）的差值绝对量，此外，交换和移位变化分别指两种地类和三种地类及以上在空间上发生的位置变化。相较于仅考虑监测期间地类数量变化，变化成分方法能够揭示类别变化差异更多的信息。

图1 强度分析框架图

但是，目前从变化成分和多层次视角下研究“三生”用地的报道还尚不多见。衡阳市位于湘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属于南方红壤丘陵，是典型生态环境脆弱区。由于迅速的城镇化建设和长期不合理的山丘坡地资源开发，致使优质农用地和生态资源削减，粮食安全面临威胁，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李涛等通过InVEST模型研究了衡阳市城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胡最等基于元胞自动机构建了衡阳市城区扩张图谱，并分析了城区扩张特征，也有学者从社会经济数据出发，利用主成分分析对该区域土地开展生态安全评价。然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从“三生”功能视角对该区域开展土地变化研究仍然不足。随着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进与中部地区崛起核心增长极的逐步形成，衡阳市担负着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承接的功能，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冲突日渐加剧。因此，迫切需要厘清衡阳市“三生”用地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衡阳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变化成分和强度分析方法研究1995 ~ 2020年“三生”用地时空演变过程及其特征，采用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PLUS）模型揭示空间要素对“三生”用地变化过程的影响，为后续当地“三生”用地配置优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此外，该研究对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土地利用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图2 衡阳地理区位图（研究区）

随着土地自然、社会经济属性与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的相互影响，土地系统表现出多种功能，主要可划分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不同的地理环境、利用方式以及利用对象促使土地多种功能表征出不同地位。张红旗等提出中国“三生”用地分类体系，其包涵生态用地、生态生产用地、生产生态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本文以该体系为基础，参考最新修订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并根据研究区实地调查和前人研究成果，构建衡阳市“三生”用地分类体系。

图3 “三生”用地分类体系

结果表明，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态用地为研究区主要用地类型，其呈缩减趋势；“三生”用地变化成分呈现出数量为主转变成交换为主，且各类别变化成分差异明显；1995—2015年“三生”用地变化强度低于2015—2020年，后期呈现更快速的变化；生活生产用地和生态生产用地变化活跃；1995—2020年生活生产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于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态用地，其转换强度表明生产生态用地稳定趋向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相反，生态用地稳定避免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

图4 1995 ~ 2020年衡阳市时间间隔层次“三生”用地年均变化强度

衡阳市生活生产用地扩张强度持续上升，主要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素驱动，致使大量生产、生态功能用地被侵占，该区未来应通过规划统筹与政策导向优化“三生”用地结构。

图5 1995 ~ 2020年衡阳市用地类别层次三生用地年均变化强度

注：图中“+”表示净增加；“-”表示净减少；年均变化大小指该变化占研究区面积的比重，年均变化强度指各变化成分占总变化的比重。

图6 衡阳市不同时期各地类变化成分分析

图7 1995 ~ 2020年衡阳市用地转换层次下其他用地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的面积和强度

关于变化成分与强度分析的浅析

从数据本身考虑，交换与移位变化能表征潜藏在土地利用遥感制图过程中的数据误差[21]。通常解译影像后，可计算得到混淆矩阵以表达数据监督解译中的分类误差。故基于变化成分分析框架，可计算混淆矩阵中误差成分：数量、交换与移位。若林地与草地的交换成分非常大，在定量监测地类变化时，可将其合并为“林草地”类别，从而能消除林地与草地之间在分类时带来的误差，为区分遥感制图误差提供新的视角。

不同土地类别间的转换信息的比较是开展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基础。地类之间转换的规模大小通常被作为反映区域土地变化剧烈的信号或主要特征。徐睿择等利用转换矩阵分析了郑州市土地利用流向特征，发现流向建设用地的规模耕地>草地>未利用地。若根据强度分析，研究则会得到流向建设用地的强度未利用地>耕地>草地。若仅依托转换规模判断地类变化剧烈程度是不当的，因为与变化规模相比，比重（强度）发生变化会更易引起生态系统功能发生质性且不可逆的改变。从发生概率看，规模更大的地类扩张或被占用的概率更大，致使无法以转换规模作为直接依据推断地类变化剧烈与否。基于变化比率计算强度，强度分析能够量化和阐明为什么地类i转化为地类j的规模大于其他地类转化为地类j的规模，并辨析两大原因：其一，如果在初始时间点地类i的面积大于其他地类，那么自然拥有更多面积用于转换成j。倘若地类j只以均衡转换强度从其他地类获得转换土地时，地类j也会从地类i获得更多的面积转换；其二，地类j从地类i处获得转换面积，相比从其他地类处拥有更大的强度来获得转换土地。有时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相较于直接利用转移矩阵分析不同地类转换的面积信息，强度分析方法会关注以下信息：转换过程中来源地类的初始面积；各层次中均衡强度，如U、Xt、Rtin；某一类别的转换强度和均衡转换强度之间的偏离（差值）。综上，该方法从比重（比率）出发，系统地计算各层次下变化强度，为土地利用变化监测及其定量化表达带来新的思路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