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盛、中、晚唐时期

唐朝初唐时期（618年—712年）

初唐是唐朝历史的奠基阶段，从李渊建立唐朝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前（开元之前），历经高祖、太宗、高宗、武周及中宗、睿宗等时期。这一时期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恢复、文化融合，奠定了唐朝走向鼎盛的基础。

一、政治格局与统治集团

1. 唐朝建立与统一（618年—628年）

   • 李渊开国：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结束隋末战乱。随后其子李世民率军平定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至628年统一全国。
   • 玄武门之变（626年）：李世民发动政变，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被立为太子，次年即位，即唐太宗，开启“贞观之治”。

2. 贞观之治（627年—649年）

   • 纳谏与吏治：唐太宗李世民以“兼听则明”为治国理念，重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完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加强中央集权。
   • 法律与制度：修订《贞观律》，强调“礼法合一”；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稳定民生；完善科举制，打破门阀垄断，吸纳寒门人才。

3. 武周政权（690年—705年）

   • 武则天称帝：唐高宗李治后期，皇后武则天逐渐掌权，690年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唯一女皇。她打击门阀世族，提拔寒门官僚（如狄仁杰），增设殿试和武举，进一步完善科举。
   • 统治影响：武则天统治期间，社会相对稳定，但晚年朝政动荡，705年“神龙政变”后，中宗复位，唐朝复辟。

4. 从“韦后乱政”到“开元盛世”前奏

   • 中宗、睿宗时期，韦后、太平公主等势力争夺权力，直至712年李隆基（唐玄宗）即位，铲除太平公主集团，结束长期政争，开启“开元之治”的序幕。

二、经济恢复与发展

1.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 初唐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减轻农民负担；租庸调制（纳粮为租，服劳役为庸，纳布帛为调）保障国家赋税，促进农业恢复。至武则天时期，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2. 手工业与商业

   • 丝织业（如益州绫锦）、陶瓷业（邢窑白瓷、越窑青瓷）技术精进；商业城市兴起，长安、洛阳成为国际大都会，西域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来香料、珠宝，中国的丝绸、茶叶远销中亚、欧洲。

3. 水利与屯田

   • 政府重视水利建设，修复关中、江南的灌溉工程；在边疆推行屯田制，如西域、河北地区，既解决军粮问题，又促进边疆开发。

三、军事扩张与边疆治理

1. 灭突厥与开疆拓土

   • 唐太宗时期，派李靖等将领灭东突厥（630年）、薛延陀（646年），设立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征服高昌（640年），设立安西都护府，控制西域，保障丝绸之路安全。
   • 唐高宗时期，灭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高句丽（668年），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南至越南，形成“天可汗”的国际秩序。

2. 府兵制与边防体系

   • 初唐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由十二卫统辖；在边疆设都督府、都护府，派驻节度使（后期逐渐权重），形成“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

四、文化繁荣与中外交流

1. 文学：初唐四杰与诗风转变

   •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打破宫廷诗的局限，将题材扩展至社会现实，代表作《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
   • 山水田园诗（王维、孟浩然）与边塞诗（高适、岑参早期）萌芽，为盛唐诗歌高峰奠定基础。

2. 艺术与宗教

   • 书法：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继承晋唐传统，形成楷书典范；
   • 绘画：阎立本《步辇图》记录汉藏交流，吴道子（初唐至盛唐）开创“吴带当风”的画风；
   • 宗教：佛教经玄奘西行（627年—645年）带回大量佛经，推动唯识宗等宗派发展；道教被奉为国教，老子被追尊为“玄元皇帝”。

3. 中外交流鼎盛

   • 长安成为国际文化中心，波斯、阿拉伯、日本、新罗等使节、商人、留学生云集；日本遣唐使多次到访（如吉备真备），学习唐朝制度、文化；玄奘译经、义净赴印度求法，促进佛教中国化。

五、社会与民族融合

• 门阀与寒门并存：尽管科举制兴起，山东士族（如崔、卢、李、郑）仍有影响力，但寒门士子（如马周）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社会流动性增强。
• 民族政策包容：唐朝推行“华夷一家”政策，任用突厥、回鹘、契丹等民族将领（如阿史那社尔），长安有大量胡人居住，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

初唐的历史地位

初唐近百年的经营，实现了从隋末战乱到稳定发展的过渡，政治上确立了三省六部、科举制等影响后世的制度；经济上恢复生产，奠定盛世物质基础；军事上扩张疆域，建立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文化上融合南北、中外，形成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尽管武周时期经历短暂动荡，但整体为“开元盛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是唐朝从初创到鼎盛的关键奠基期。

唐朝盛唐时期（712年—755年）

盛唐是唐朝发展的巅峰阶段，以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为标志，涵盖开元（713年—741年）至天宝（742年—756年）前期，历时约40年。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璀璨、疆域辽阔，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局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中心之一。

盛唐通常以 “开元盛世”（713 年）为起点，755 年 “安史之乱” 爆发即标志其终结，但因 712 年唐玄宗即位，756 年长安陷落。

一、政治清明与统治巅峰

1. 开元之治：唐玄宗的改革

   • 选贤任能：玄宗即位后，罢免冗官，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推行“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整顿吏治，强调“不历州县不拟台省”，要求官员具备基层治理经验。
   • 完善制度：修订《唐六典》，规范政府机构职能；改革科举，增设“开元礼”，强化礼法治国；抑制权贵，打击太平公主余党及门阀势力，巩固皇权。

2. 边疆与节度使制度

   • 为巩固边疆，在边境设10个节度使（如范阳、平卢、河西等），统辖军事、财政、民政，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布局。节度使权力膨胀虽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隐患，但在盛唐时期有效保障了边疆安全（如高仙芝征中亚、哥舒翰守陇右）。

3. 由盛转衰的伏笔

   • 天宝后期，玄宗怠政，宠信李林甫、杨国忠，朝政逐渐腐败；节度使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北方军事大权，最终于755年发动安史之乱，盛唐终结。

二、经济鼎盛与物质繁荣

1. 农业与土地制度

   • 均田制因土地兼并逐渐瓦解，但盛唐时期农业技术进步显著，曲辕犁、筒车广泛使用，江南“圩田”开发，粮食产量大增，“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
   • 政府重视赈灾与水利，玄宗时期设“劝农使”，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全国耕地面积达6.6亿亩，人口增至约5300万（天宝年间）。

2. 手工业与商业的巅峰

   • 手工业：丝织业以益州“蜀锦”、广陵“锦袍”闻名，花色品种达30多种；陶瓷业“南青北白”（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体系成熟，唐三彩（低温铅釉陶）成为艺术代表；冶铁、造船、制盐规模扩大，定州（今河北）成为北方纺织中心。
   • 商业与城市：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都）为四大商业都会。长安人口超百万，设东市、西市，有来自波斯、大食（阿拉伯）、新罗、日本的商人，“胡商”“胡姬”成为城市特色；商业税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柜坊（银行雏形）、飞钱（汇兑券）出现，货币经济活跃。

3. 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

   • 盛唐控制西域，设安西都护府（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都护府，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商队从长安出发，经中亚至波斯、罗马，输入香料、珠宝、马匹，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广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阿拉伯商船经南海抵达中国。

三、文化璀璨与多元包容

1. 诗歌的黄金时代

   • 流派纷呈：
     • 山水田园诗：王维“诗中有画”（《山居秋暝》），孟浩然“清淡自然”（《春晓》）；
     • 边塞诗：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描绘边疆风光与将士豪情；
     • 浪漫主义：李白“诗仙”，代表作《将进酒》《蜀道难》，风格豪放飘逸；
     • 现实主义萌芽：杜甫“诗圣”，天宝后期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揭露社会矛盾，预示中唐新乐府运动。
   • 诗歌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文人宴饮、科举应试、宫廷唱和频繁，现存《全唐诗》中盛唐诗人占比近半。

2. 艺术与科技的高峰

   • 书法：张旭、怀素创“狂草”，突破传统束缚；颜真卿（盛唐至中唐）开启楷书新风格，《多宝塔碑》为早期代表作。
   • 绘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人物画“吴带当风”，代表作《送子天王图》；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创“青绿山水”，奠定山水画传统。
   • 音乐与舞蹈：宫廷乐舞融合胡汉元素，《霓裳羽衣曲》（玄宗作曲）、《胡旋舞》（来自粟特）风靡长安，龟兹乐、琵琶等胡乐乐器广泛流行。
   • 科技：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长度，修订《大衍历》；孙思邈著《千金方》，医学成就领先世界；雕版印刷术萌芽，天宝年间已有佛经刻印。

3. 宗教与思想的融合

   • 道教被奉为国教，玄宗亲注《道德经》，册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佛教宗派林立，禅宗（慧能）、净土宗兴盛，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如《飞天》）体现佛教艺术巅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伊斯兰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随胡商传入，长安设波斯寺、大秦寺。

四、军事扩张与国际秩序

1. 疆域极盛与“天可汗”体系

   • 盛唐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达咸海（今哈萨克斯坦），南至越南，北抵贝加尔湖，设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羁縻府州（自治藩属）达800多个。
   • 周边政权（新罗、渤海国、日本、吐蕃、南诏）纷纷向唐朝朝贡，接受册封，形成以唐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遣唐使规模达19次，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长期留唐，推动日本大化改新。

2. 对外战争与边疆危机

   • 为争夺中亚霸权，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爆发怛罗斯之战（751年），唐军因葛逻禄部临阵倒戈战败，停止向西扩张；
   • 与吐蕃长期争夺河西、剑南，天宝年间哥舒翰筑神威城、张守珪守幽州，维持边疆平衡，但过度依赖节度使统兵，导致地方军事实力坐大。

五、社会风貌与多元生活

• 社会开放：女性地位提升，贵族女性（如太平公主、虢国夫人）参与政治，民间流行胡服、男装，自由改嫁现象普遍；
• 娱乐丰富：长安有“戏场”“勾栏”，百戏（杂技、幻术）、马球、蹴鞠（足球）盛行，玄宗亲自在兴庆宫“龙池”畔观赛；
• 民族融合：突厥、回鹘、粟特人定居长安，通婚普遍，胡食（胡饼、奶酪）、胡乐、胡舞成为时尚，形成“胡汉一家”的多元社会。

盛唐的历史意义

盛唐不仅是唐朝的巅峰，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时期：政治上完善了三省六部、科举制等制度；经济上创造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空前繁荣；文化上孕育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外交往中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圈。尽管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但它所代表的开放、自信、包容的精神，成为后世中国人的文化符号，至今仍被视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唐朝中唐时期（763年—820年）详细介绍

一、历史背景与时间范围

中唐始于安史之乱（755—763年）结束，终于唐宪宗元和中兴（820年）前后，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唐朝面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财政危机等挑战，同时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呈现新旧交替的特征。

二、政治格局：动荡与调整

1. 藩镇割据的形成

   •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安抚降将和酬赏功臣，在华北、江淮等地设立节度使，形成“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等割据势力。这些藩镇拥兵自重，自行任免官员、掌控财税，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 中央与藩镇的冲突贯穿中唐，如德宗时期的“四镇之乱”（781—786年）和宪宗时期的“削藩战争”（平定淮西、淄青等镇）。

2. 宦官专权的加剧

   • 安史之乱后，宦官因掌握神策军（中央禁军）兵权而干预朝政。代宗时期李辅国首开宦官专权先河，德宗以后宦官权势更盛，甚至操控皇帝废立（如顺宗禅位、宪宗被弑）。

3. 官僚党争的萌芽

   •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开始党争，虽未达晚唐激烈程度，但反映了士族与寒门官僚的权力博弈。

4. 皇帝的改革尝试

   • 代宗（762—779年）：整顿漕运，依赖刘晏恢复经济；对藩镇采取妥协政策。
   • 德宗（780—805年）：推行“两税法”改革税制，但因急于削藩引发泾原兵变（783年），被迫流亡。
   • 顺宗（805年在位）：启用王叔文、柳宗元等开展“永贞革新”，试图抑制宦官和藩镇，但仅持续半年即失败。
   • 宪宗（805—820年）：重用李愬、裴度，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短暂恢复中央权威（“元和中兴”），但未能根除藩镇问题。

三、经济与社会：转型与挑战

1. 均田制崩溃与两税法实施

   • 战乱导致人口流失、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按土地和资产征税，取代租庸调制，成为中唐以后主要税制。

2. 江南经济的崛起

   • 北方战乱促使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成为粮食、丝绸、茶叶的主要产区，“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漕运（通过运河连接南北）成为国家命脉，刘晏改革漕运制度，提高运输效率。

3. 财政与专卖制度

   • 为解决财政危机，唐朝实行盐铁专卖（第五琦、刘晏主持），垄断盐业利润；同时设立“户部”“盐铁使”“度支使”等机构，加强财政管理。

4. 民生与社会矛盾

   • 藩镇割据下，百姓赋税沉重，加上天灾频发（如785年关中大旱），导致小规模农民起义（如807年浙东裘甫起义前奏）。

四、文化与思想：多元与革新

1. 文学的黄金时代

   • 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元稹等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通过《卖炭翁》《琵琶行》等作品反映社会现实。
   • 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先秦两汉散文，强调“文以载道”，推动文学革新。
   • 诗歌流派：韩孟诗派（韩愈、孟郊）追求奇崛险怪；刘长卿、韦应物等延续山水田园诗风；李贺以浪漫主义和诡异意象独树一帜。

2. 思想与宗教的融合

   • 儒学面临佛道冲击，韩愈著《原道》力主复兴儒学，提出“道统”说；佛教中禅宗（六祖慧能后）兴盛，主张“明心见性”，深入民间；道教在皇室支持下（如宪宗崇道）保持影响力。

3. 艺术与科技

   • 绘画：周昉创“仕女画”，《簪花仕女图》展现贵族生活；书法：颜真卿变法，楷书雄浑大气（《颜勤礼碑》）。
   • 科技：雕版印刷术萌芽，868年《金刚经》（晚唐）为现存最早标有年代的印刷品。

五、对外关系：收缩与维系

• 边疆压力：西域被吐蕃占据（763年吐蕃陷长安），安西、北庭都护府失联；南诏在云南崛起，时叛时服。
• 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阻，陆上贸易衰落，但广州、扬州等港口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渐兴。
• 文化输出：日本遣唐使（如空海、最澄）继续来华，学习佛教、儒学及制度，推动“唐化”改革。

六、中唐的历史地位

中唐是唐朝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也是制度、文化转型的关键期：

• 政治：藩镇与宦官问题埋下晚唐乱局伏笔，但宪宗的削藩尝试显示中央仍有恢复能力。
• 经济：两税法和江南经济奠定后世税制与经济格局。
• 文化：古文运动、新乐府等为宋代文学和儒学复兴铺路。
• 社会：科举制推动寒门上升，士族门阀逐步衰落。

中唐的复杂性，既体现了帝国的韧性，也预示了晚唐的困局，成为理解唐宋变革的重要纽带。

您提到的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以下结合历史分期和具体史实进行补充说明：

甘露之变和经济中心南移

一、关于“甘露之变未提及”的说明

甘露之变（835年）不属于中唐时期，而是晚唐的标志性事件。

• 中唐时间范围：通常界定为安史之乱结束的763年至唐宪宗去世的820年（或穆宗至文宗初年），核心特征是藩镇割据形成、宦官专权加剧、两税法推行等。
• 晚唐起点：820年宪宗遇弑后，唐朝进入晚唐阶段（820—907年），甘露之变发生在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是晚唐宦官势力巅峰的产物（宦官仇士良屠杀朝臣），属于中唐之后的历史阶段。因此之前的中唐介绍未涉及该事件。

二、中唐“经济中心南移”的补充细节

您提到的“经济中心南移”是中唐最显著的经济特征，可从以下三方面深化理解：

1. 南移的背景与原因

• 北方战乱破坏：安史之乱（755—763年）及后续藩镇割据（如河朔三镇长期混战）导致北方人口锐减、农田荒废。据《旧唐书》记载，战乱后关中“居人散亡，百不存一”，河南“东至于海，人烟断绝”。
• 南方相对安定：江南、剑南（今四川）、淮南（今江淮）等地未受大规模战乱波及，成为北方士族、平民的避难所，《新唐书》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 政府政策推动：代宗、德宗时期，刘晏主持漕运改革，疏通汴渠、邗沟，打造“漕运专线”，确保江南粮食（每年最高达120万石）源源不断运往长安，直接依赖南方财赋维持运转。

2. 南移的具体表现

• 农业：水利与产量飞跃
  • 江南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如润州（今镇江）的练湖、湖州的荻塘，稻田面积扩大，出现“畬田岁一收，沃土岁再熟”的双季稻，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 茶叶、桑蚕业成为南方支柱产业，祁门（今安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湖州顾渚山成为贡茶产地，推动商品经济发展。
• 手工业与商业：重心南移
  • 纺织业：越州（今绍兴）的“越罗”、宣州（今宣城）的“红线毯”名冠全国，扬州成为漕运、盐铁转运中心，“雄富冠天下”。
  • 海外贸易：广州设市舶使（714年），中唐后阿拉伯、波斯商船多从南海入港，《唐国史补》记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推动岭南经济崛起。
• 人口与赋税：南方反超北方
  • 据《元和郡县图志》，810年江南道（今江苏、浙江、福建等）户数占全国37%，远超河北道（17%）、河南道（15%）；德宗时，江南赋税已占中央财政收入的60%以上，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3. 南移的影响与局限

• 积极意义：奠定了中国古代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为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铺路；推动南方文化教育发展（如江西、福建科举进士数量中唐后激增）。
• 潜在矛盾：南方赋税繁重，如浙东观察使薛兼训“重赋殖以资军用”，导致860年裘甫起义（中唐后首次大规模民变），反映经济重心南移中的社会压力。

三、总结：中唐与晚唐的分界及核心特征

• 中唐（763—820）：聚焦“恢复与转型”，经济上依赖江南、推行两税法，政治上藩镇割据与中央博弈，文化上开启古文运动、新乐府诗潮。
• 晚唐（820—907）：走向“衰亡与裂变”，甘露之变（835）、牛李党争（持续至846）、黄巢起义（875）等事件频发，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但社会矛盾激化。

甘露之变作为晚唐宦官专权的极端案例，虽未在中唐部分提及，但中唐宦官掌控神策军（如德宗设护军中尉）的制度，实为晚唐宦官权势膨胀的伏笔，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

晚唐（820年—907年）：衰亡与裂变中的帝国余晖

晚唐是唐朝历史的最后阶段，始于唐宪宗遇弑（820年），终于朱温篡唐建梁（907年）。这一时期，唐朝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频发、民变迭起的多重打击下走向崩溃，同时也在文化与经济领域呈现出复杂的转型特征。以下从政治乱局、经济困境、社会动荡、文化余晖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政治乱局：皇权崩塌与权力博弈

1. 宦官专权登峰造极

• 神策军掌控与皇帝废立：中唐以来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在晚唐成为左右皇权的核心力量。自宪宗被宦官陈弘志弑杀后，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均由宦官拥立或废黜，形成“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宦官机构），宰相行文书而已”的局面（《资治通鉴》）。
• 甘露之变（835年）：文宗联合李训、郑注试图诛杀宦官仇士良，事泄后，宦官血洗长安，屠杀朝臣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旧唐书》），至此宦官完全凌驾于皇权之上，皇帝沦为傀儡。

2. 牛李党争与官僚内耗

• 持续四十年的党争（808年—846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科举官僚）与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世族官僚）围绕选官制度、藩镇政策等激烈倾轧。武宗时期李党执政，推行会昌灭佛、削弱藩镇；宣宗继位后牛党复辟，李德裕被贬崖州（今海南），党争耗尽朝廷元气，时人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唐文宗语）。

3. 藩镇割据深化与“五代雏形”

• 河朔三镇世袭化：魏博、成德、卢龙节度使完全世袭，如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家族统治长达42年（822年—864年），“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新唐书》）。
• 中原“骄藩”崛起：宣武（汴州）、武宁（徐州）等藩镇介于南北之间，成为朝廷与河朔的缓冲带，但亦拥兵自重，如武宁军牙将庞勋于868年发动兵变，虽被镇压，却揭开晚唐民变序幕。
• 南方藩镇经济化：江南、剑南藩镇成为财赋来源，但节度使兼理盐铁、漕运，如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募兵聚粮，窥伺浙西”，为后来吴越、南唐等政权奠基。

二、经济困境：重赋与失衡

1. 南方赋税苛重与民生危机

• 两税法的异化：中唐推行的两税法本为简化税制，然晚唐地方官为邀功，“常赋之外，旁议率配”（《旧唐书》），江南赋税较中唐增长30%以上。例如，宣州刺史杨收“重敛以济军”，导致875年王仙芝起义前，江淮“百姓流殍，无处控诉”（《资治通鉴》）。
• 漕运与盐铁专卖失控：漕运依赖江南，但藩镇常截留粮赋，如880年黄巢军逼近洛阳时，江淮漕运断绝，长安“斗米三十千，人相食”（《旧唐书》）；盐铁使垄断盐业，盐价涨至每斗三百文（中唐约一百文），迫使百姓“淡食”，私盐贩子（如黄巢、王仙芝）成为反抗主力。

2. 北方经济崩溃与南方畸形发展

• 关中“虚耗”：自840年代起，关中连年灾荒，877年“关内大饥，人相食”，朝廷无粮可赈，依赖剑南、淮南漕运续命。
• 南方“富而不强”：江南虽为财赋重地，但手工业（如越窑青瓷、宣州银器）与商业（扬州、益州“扬一益二”）的繁荣建立在苛税之上，平民“春取橡实，冬煮野菜”（皮日休《橡媪叹》），社会矛盾激化。

三、社会动荡：民变与王朝崩塌

1. 大规模民变频发

• 裘甫起义（860年）：浙东农民不堪重赋，裘甫率百人起义，数月内聚众三万，建“大历国”，虽被镇压，却首现“平均”口号：“吾欲使天下均平”（《资治通鉴》）。
• 庞勋兵变（868年）：桂林戍卒因久戍不得归，推庞勋为首北返，攻克徐州后拥兵二十万，“南通江淮，北距齐鲁”，朝廷调动沙陀骑兵才将其平定，消耗军费百万贯，史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庞勋”（《新唐书》）。
• 黄巢起义（875年—884年）：
  • 流动作战与政权建立：黄巢率盐贩、农民军转战大江南北，提出“均平”口号，880年攻克长安，建“大齐”政权，称帝后“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资治通鉴》）。
  • 破坏力与后遗症：起义军长期流窜，江南“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旧唐书》），唐朝赖以生存的财赋基地被摧毁；同时，各地藩镇借平叛扩张势力，如朱温（宣武节度使）、李克用（河东节度使）崛起为割据巨头。

2. 皇权沦为傀儡与朱温代唐

• 昭宗被囚与“白马之祸”（904年）：朱温控制朝廷后，杀昭宗，立哀帝，905年在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屠杀宰相裴枢等朝臣三十余人，投尸黄河，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彻底清除李唐官僚集团。
• 禅代与唐朝灭亡：907年，朱温逼哀帝禅位，建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期。

四、文化余晖：乱世中的多元绽放

1. 诗歌：哀婉与讽喻并存

•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李商隐善写朦胧诗，《无题》系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道尽晚唐文人的迷茫；杜牧以史讽今，《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痛斥统治集团腐朽。
• 苦吟派与现实主义：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代表乱世文人的孤独；皮日休、聂夷中直面民生，《正乐府十首》《田家》等揭露“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残酷现实。

2. 词的兴起与市井文化

• 温庭筠“花间词”鼻祖：其词多写闺阁情思，“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菩萨蛮》），奠定词的婉约风格，与韦庄（《花间集》代表）共同推动“诗余”向独立文体发展。
• 俗文学萌芽：敦煌变文（如《伍子胥变文》）、曲子词流行，反映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

3. 佛教与思想转型

• 禅宗兴盛：中唐慧能开创的南宗禅，在晚唐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契合乱世士人心态，成为佛教主流，临济宗、曹洞宗等宗派形成，影响后世中国文化甚深。
• 儒学复兴先声：韩愈弟子李翱著《复性书》，融合佛道思想，为宋明理学铺路；啖助、赵匡等“新《春秋》学派”质疑汉唐注疏，开启疑经辨古之风。

五、历史定位：崩溃与新生的过渡期

晚唐的崩溃并非单一因素所致：宦官与皇权的恶性博弈摧毁了中央权威，藩镇割据瓦解了行政体系，重赋与民变掏空了经济根基，而文化上的多元探索则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尽管唐朝灭亡，但晚唐的藩镇格局为五代十国提供了政治模板，南方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繁荣奠定基础，文学艺术的世俗化更成为宋元文化的先声。这一时期既是帝国的挽歌，也是中国中世纪向近世转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