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张朝阳开始冷落时尚媒体，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和产品投入更多精力。获得北京奥运赞助商资格，推出用户数庞大的搜狗输入法，网络游戏也做得有声有色，张朝阳鼓吹了数年的搜狐“矩阵”初见成效。2008年，公司10周年庆，搜狐业绩和市值首超新浪，其股价更是一度摸高91.50美元。
现在是张朝阳的第二春。无论在股东、员工还是公众面前，他都说话管用。要知道，一直以来，中国互联网新闻门户的风头被新浪抢尽，利润丰厚的网络游戏则被网易、盛大等瓜分，后起之秀百度、腾讯更是以极具侵略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权倾一时。张朝阳重回舞台中央的难度，简直不亚于当年让搜狐赶在纳市崩盘前上市。
过了一会儿，有个穿粉红T恤衫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的样子很逍遥，一手拿着星巴克，一手插裤兜里——这不就那谁吗？我们尾随他进了电梯，不事声张。电梯里起码有十个搜狐员工，可没一个人跟他们的老板打招呼。倒不像是怕他，因为大家照样说笑，小声谈论着中午的饭菜和彼此的衣着。他独自站在电梯的最外头，几乎紧贴镜面，可他既不打量自己，也不回避目光。他只是站在那里，对别人和自己都习以为常的样子。
一出电梯，右首走几步竖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保持安静、绕道而行”。再往里走就是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的办公室了。后来，他自己跟我们说，他怕热闹，人家一闹腾就会影响他思考。“我是一个有距离的人，不会跟人特哥们。你看那些中国企业家，我从不跟他们扎堆。”
这样一个“孤独散步的思考者”的形象，和媒体上那个热衷作秀的张朝阳太不一样了。瞧瞧他的多彩人生：送女明星首饰、半裸登上时尚杂志、“快乐号”游艇……就算他不是一个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也至少给大家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特别愿意跟娱乐圈打交道，喜欢作秀，享受别人对自己的关注。
假使他是个缺乏控制力、耽于享乐的人，他怎么可能在互联网的同代人都渐已沉寂还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
用他自己的话说：“你们老觉得我肤浅，其实我老谋深算。”
既然他自认深沉，我们就问了他一个深沉的问题：“当你对华尔街失望之后，在东方的精神资源里找到了什么支撑？你觉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斯·韦伯？”
张朝阳整整沉默了半分钟。他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最后他开口了，开始大谈人生终极问题，如自由、权力、婚姻、儒家文化……总有两个张朝阳。一个张朝阳需要另外一个张朝阳的救赎和掩护。
一个张朝阳入世，冷血而理性，追求掌控和效率，充满世故心机。一个张朝阳出世，行云流水，孤独沉默，游戏人生。一个张朝阳是形而下，一个张朝阳是形而上。一个张朝阳该干吗干吗，一个张朝阳想干吗干吗。一个张朝阳是行动者，一个张朝阳是思考者。一个张朝阳是快意的唐璜，一个张朝阳是忧郁的哈姆雷特。在快乐的猪和痛苦的思想者中间，张朝阳拒绝成为任何一个。
十年前，他曾经因为焦虑而过度分析自己，现在，他正在“从思考到不思考”，“把奋斗变成不奋斗”，同时坚持吃素、运动和一切俗世的享乐，争取活到150岁（嗯哼！）。他自己说：“以出世的态度入世。最后，商业竞争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的负担，就觉得好玩。”
无论华尔街、佛教、克里希那穆提、儒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信徒，哪头的好，只要对他有利他就打算使用。这么看来，他倒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呢。
以下为张朝阳的自我分析：
我不断删除自己，到现在，还没删完
1999年有个女记者写我的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题目不好。什么叫做“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我当时知道为什么而奋斗——我为了追求公平而奋斗。
我那时候还是海归派，刚回来不久，后脚还在美国，特别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当时我已经出了很大的名气。但是，利还没有获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着。1999年尽管搜狐融资很多，但是作为公司CEO，我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没有消除。
后来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确是这样。用了8年，现在金融不安全感彻底消除了。现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知道要干吗。自然界给人的寿命大概一百多年，就是四万多天，这四万多天是不是高兴？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这个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种最行云流水的状态？
我的奋斗就是要把奋斗变成不奋斗。我现在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几年前，我每天很早到了办公室，随时找我都能找到，几点、下一步干什么，一切都安排好。现在我把主动权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谁开会，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没有权力找我开会的。甚至你发一个短信，我都有权力不回。
我拒绝跟任何人吃饭。以前有很多广告商要见，现在广告商我都不见。见广告商可能会帮助这个季度的销售，但是我对这个季度和下个季度的销售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公司长久的竞争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们要跟我谈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从来不谈——这是我下班时间，你跟搜狐合作，应该去找相应的部门。
这样一来，我可以不被干扰地来关注我认为这段时间公司最重要的事情。我努力做到每天在我专注工作的这几个小时里，能够达到绝对100%的关注。这样的话，我能想到以前想不到的事情，这样才有创造性——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提供创造性。我现在有一批管理者帮我运营公司，不需要我来运营。就像一个轮船，我没事拎着榔头在里头走来走去，走到哪里敲两下，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如果我现在全然退休的话，肯定活得更高兴，因为我有太多兴趣了——思想、音乐、运动、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还需要证明自己吗？这个世界不是由黑白构成的，在证明和不证明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地带。我相信，我在中国做企业的人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我需要证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是最弱的。
中国很多做企业的人其实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在证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
他们都在一种价值观下朝前走。这个价值观是社会定义的，源自从小父母的教育、学校老师的教育、中央电视台的教育、报纸杂志的教育。这就像一条河，一棵大树横过来架在河上，就这一条道，无数蚂蚁沿着大树爬，看谁先奔到对岸——可我连这棵树都砍了，还有什么道？我干吗要过这个河？大家都是在一个价值体系下往上爬，而我是没有价值体系。这样我焦虑很少、活得很轻松、很年轻，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样，大家都愿意来听我讲课——可能那就是我的归宿。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须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责任和义务从我的辞典里删去。这几年我就是一个不断删除的过程。目前来说，还没有删完。比如说，我的自由就必须建立在我江山稳固的基础上。“必须”二字还是在我的辞典里：我必须得从善如流，必须得处理各种“政治”，各种管理方面的事情我必须得去掌控才行。
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明。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做我自己的人体实验。一个人健康是怎么来的，思维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影响。我就想做一个实验：当我停止思维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得病了，也不衰老了，可能也不死，就会活得很长，活到150岁。
到今天，只有我没被干掉
今天，想想那些当初一起出道、如今逐渐沉寂、下落不明的人，我当然是得胜者的心态，肯定是很牛，很得意的。2000年互联网的冬天，谁都说张朝阳是最弱的、最先死的，可是活得最久的就是我。
说到我自己，我这人心理上有过很多沉重的包袱，但是我吸收了很多东方的智慧，才导致到今天我依然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不被干掉。
从1999年到2002年，我面对的是西方沙文主义。那是一种西方百年商业成功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MBA教材，它对于中国是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复杂性和博弈性没有真正理解，往往显得粗暴、武断。当时我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面对这样俯视的挑衅，就像是学生面对先生，被拿着尺子抽了一顿。我的董事说一句话，我要特别认真对待，如果不认真对待，说着说着把我CEO就说没了。
到了现在，搜狐的董事会就剩下一个外国人，其他都走了。这当然是我争取过来的。本身我这个人就不着边际、异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我摆脱压力、能自由决定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华尔街。在搜狐的建立过程中，确实吸收了西方的商业理论。它有硬指标，不像中国那么玄妙。在它的框架下运作特别累，但也特别务实、特别具体、特别解析。但是我也看到他们的两个弱点：一个是看局部不看整体，一个是看时间点不看时间段——这就像拳击和太极拳的差别。但是，终极意义上，二者是相通的。西方很多在制度下的博弈过程、人的权利争夺和在表面规则背后的性格碰撞、地盘争夺、互相倾轧，跟中国是一致的。
在2005、2006、2007年我是可以比较自由地施展我的管理哲学的——现在几乎可以算是我最自由的时候了。但是之前，我不能施展。之前我是狼狈的状态，2001、2002年我是被推着走的，你应该干这个，你应该干那个，公司季度怎么办，这个董事说话，那个董事说话，这个人要离职了，那个人要招聘了，一天到晚各个部门需要我具体地管。
这几年搜狐的管理越来越下沉。
管理无非就是一件事——经过大浪淘沙，把公司里聪明能干、有品德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让这些人看到公司的希望，愿意保持一致、拼命地工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自由抽出身来，隔一段时间挑一个主题跳进去。比如说，我在2005年、2006年尤其2007年关注技术和产品，就会跟很多技术人员讨论问题。比如在奥运期间做宣传，我就会跳出来当记者。
我希望我不是一个瞎忽悠的老板。我言而有信，就像商鞅，说你把这根杆子抬过去我就给你金条。我有特别温和的一面，也有特别理智和冷血的一面，我冷血起来特别冷血。不过，最近几年，我认为我性格里面有点宽松的、柔和的、像水一样的东西，这些方面不适合公司的发展，所以我安排手下有些人比较强势，弥补一下我的行云流水。
有人说我是铁腕人物。其实权势这个东西，往往表现出来特别有权势的人实际上没有权势，表现出来比较温和随意的人是有权势的。我宁愿是后者。对于权力，我已经快到收放自如的阶段了。这是一个从思考到不思考的过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没人能真正了解我。我觉得我很适合做特工，我的感受特别隐蔽。我不愿意别人了解我。我是跟人有距离的人，不会特像哥们。就算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活明白了，但是我还是不可能跟你和盘托出——要解释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那恐怕要等到我百年之后了。
所以，奇怪的是，外界所说的我的艰难时刻，跟我自己感受的艰难时刻，有时候根本不搭调。
我曾经面临人生的刀锋。从1999年到2002年是我人生的噩梦。那几年过得比较惨——人都彻底凉了，头都要炸了的感觉，每天睡不好觉，每天应付很多事情，每天到公司都特难受，还要装得跟正常人一样，不敢被别人知道。那时候我身心憔悴，被折磨得不行了。从2002、2003年开始，我逐渐自己着手医治创伤、恢复。
我看了很多书。我不看小说，不看任何臆造的东西，我只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开始，我看心理学、社会学和西方经济学。过度分析自我，结果搞到走火入魔。直到2007年，我内心深处发生了一场革命——我接触了佛教的精神和释迦牟尼的思考方法，觉得它更能反映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它让你停止思考，因为思考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后来印度的东西又让我茅塞顿开，我看了克里希那穆提（注：世界著名性灵导师）的书。到了2008年，我真正(从过度分析自我中)恢复。
我常常一个人散步，边散步边想这些问题，花时间了解自我的历程。这么多年来，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了了解我自己上。你也可以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自由主义者。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打破了——包括自我。我没有自我，我努力消除自我。
当然，我肯定是入世的。我在董事会上绝对不会大谈佛教。我在入世的时候是需要策略的：声东击西、孙子兵法、太极拳、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在入世的层面，我追求人生的掌控和效率，但是在精神层面，我强调空性。一手是克里希那穆提，一手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最牛的一句话就是“走为上”。不是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就是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就跟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精神负担，就是好玩。
长期以来都有人说我肤浅、作秀，我就是觉得好玩，这是我的一个活法，我现在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在企业界，我可能有点非主流。我不扎堆。老实说，那些人的味儿我都不喜欢。我是个对气味非常敏感的人。我吃肉吃得很少，我还通过运动排毒，人就特别清爽。我连睡觉的规律都打破了，没有说什么时候睡觉，都没有规律。我每天只需要睡三到四个小时。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10年前，命运没有安排我们这批人进入互联网，我们会去干吗？我肯定是离经叛道的人，肯定会创业，因为生意是给人自由的。我是向往自由的，我是真的向往自由的。
张朝阳语录
我是自由主义者。我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所有的价值观都打破了——包括自我。我没有自我，我努力消除自我。”
如果10年前，命运没有安排我们这批人进入互联网，我们会去干吗？我肯定是离经叛道的人，肯定会创业，因为生意是给人自由的。我是向往自由的，我是真的向往自由的。”
在企业界，我可能有点非主流。我不扎堆。老实说，那些人的味儿我都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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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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