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与高等教育 徐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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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与高等教育

在当代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人文教育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关系如何？人文教育对于理工教育有何助益？人文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求实利的价值取向起何作用？这些都是不容易讲清楚的问题，但它们又是关系到人文教育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因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谈谈自己的认识，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自然科学和多数社会科学的主要责任是引导学生“求真致用”，即引导学生追求真理，并学会把真理转化为技术或技能，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生产领域和经济领域，创造物质财富或打理物质财富，更好地解决人类的衣食住行问题。而人文科学不仅要引导学生求真、求利，而且要引导学生求善、求美。这就是人文科学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它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由此决定了人文科学在整个科学大系统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我们不仅要培养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而且要使他们成为有教养、有良心、有正义感、有审美鉴赏力的“绅士”（这里所说的绅士不是与体力劳动者对立意义上的绅士，而是“文明人”意义上的绅士）。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应该是“能人”，而且应该是“好人”和“雅人”，是能人、好人、雅人三位一体的新人。而人文教育中的艺术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教育，等等，对于“好人”、“雅人”的培养，对于有教养、有良知、有审美鉴赏力的“绅士”的培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在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实在是举足轻重，缺之，“真善美”这个三足之鼎便断了二足。

81年前，厦门大学的创办者陈嘉庚先生为厦门大学立下了“止于至善”的校训。“至善”不是低层次的善，而是最高的善。最高的善是真善美的统一。所以“止于至善”的校训为我们厦大人立下了一个奋斗的最高目标——创造和融入“真善美”的境界。这个目标与国内外高层次大学的办学理念——“全人教育”，是完全一致的。嘉庚先生的目光远大由此可见一斑。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他创办了厦门大学国学院，延聘鲁迅、林语堂、顾颉刚等人文科学大师来校任教，开创了厦门大学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

二、人文教育与高校学生素质的培养

在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已成共识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地想一想：素质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到底是什么？粗粗想来，人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知、情、意、欲、体这五个基本层面，以及与它们对应的真、善、美、圣、行等要素。除了智力以外，人的爱心、良知、责任感、正义感、审美鉴赏力，人的协调知与行、肉体与心灵、欲望与规范、感性与理性、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的能力；或者说，人的认知力、想象力、意志力、鉴赏力、语言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以及作为上述诸能力之综合的创新能力，等等，都是一个当代大学生应不同程度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造福人类，也幸福自我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素质和基本条件的培养，有哪一样离得开人文教育？我们可以艺术学、宗教学、哲学等学科为例来加以说明。

这几年，创新思维的培养，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话题。而艺术教育对于创新思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科学中的真是与美密切相关的。自然界的结构、科学理论的结构，都具有和谐、简洁、对称、谨严、精巧、井井有条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自然结构和科学真理所包含的美的要素，就像建筑艺术也包含这些要素一样。任何一个有一定审美鉴赏力的科技工作者，都能体验到这一点。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海森堡，在其名著《跨越界限》中，就以一章的篇幅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名为《精密科学中美的含义》。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杂乱无章的自然现象中找到简洁的规律，为自然界建构井井有条的秩序，并以精巧、严谨的理论体系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对美的追求，他们对科学理论的建构类似于建筑大师对建筑精品的建构。科学家对自然结构和科学定律之美，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之美的追求，往往能导致科学真理的发现。所以杨振宁先生在回顾、总结近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后得出结论：“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候，，如果你遵守你的本能提供的通向美的向导而前进，你会获得深刻的真理，即使这种真理与实验是相矛盾的。狄喇克本人就是沿着这条路得到了反物质的理论。”（《杨振宁科教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狄喇克、爱因斯坦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言论，恕不一一引证。由此可见，爱美之心和审美鉴赏力对于成功的科技工作者来说，确实是必不可少的素质。而艺术教育就是培育人的美感和审美鉴赏力的捷径。

艺术教育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形象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成分。逻辑思维对于创新固然重要，但创新不是演绎推理的产物，因为能够推导出来的东西，早就包含在推导的前提里面了，不是什么新东西；而归纳推理的结论是没有必然性只有或然性的。例如，万有引力定律，就既不是演绎推理的结论，也不是归纳推理的结果。如果牛顿受到苹果落地的启发而发现万有引力的传说是真的，那么，由苹果落地而引起的联想、类推，就应该是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加上灵感一起运转的过程。爱因斯坦在描述自己的思维过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我的思维机构中，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的明晰程度的表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地’再生和组合------这种组合活动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上述的这些元素就我来说是视觉的，有时也有听觉的。”这里所说的“视觉的”、“听觉的”、“有一定清晰度的表象”的“随意地再生和组合”，指的就是在爱因斯坦脑海里进行的有别于逻辑思维的形象思维，他把它叫做“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这种形象思维的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其高度发展却有赖于艺术的教育。现在的中小学为了应试，几乎把音乐、舞蹈、美术、手工等科目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的地步。如果大学再依法炮制，那么，创造性的人才可就难找了。遗憾的是，理工科的许多师生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把艺术教育、人文教育当着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轻”而远之。

我是教哲学，课堂上，有时会向同学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弱势文明与强势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如果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能够成功地融合，那么应以西方文明为主基调，还是以中华文明为主基调？或者无所谓主次？这个问题在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中也存在着。坦率地说，如此重大、复杂、困惑了几代思想家的大问题，哪里是一个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是提问题的老师能讲清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用意在于培养他们的一种素质。如果一个学生能有三五个此类大问题时常盘旋于脑海，反复思索，他就有望逐渐形成经邦济世的宏观战略眼光和兼收并蓄、容纳异己异见的雅量。因为在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射到全世界，而不能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必须上溯到人类各大文明的源头，并顺流而下，横向比较，展望未来，而不能局限在某个时段；他必须公正、客观、宽容地看待、评价和欣赏各种文明，而不能以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去考量。如此，才能克服小国寡民的心态，得到正确的结论。可见，哲学思考是训练宏观思维的体操，是培养博雅胸怀的雨露。而宏观思维与博雅胸怀恰恰是做大事者必备的两种基本素质，它们不是靠背几个数理化的公式或定律就可速成的。

宗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难道也有用吗？有用。老师对学生讲，佛教的最高境界是“空”，是“物我两忘”，是“无我无他”。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人人对金钱趋之若骛的当今世界，对学生讲“空”，讲“无我无他”，岂不是误人子弟？看似如此，实则不然。这十几年来，校园里很时髦辩论赛、演讲赛，为的是锻炼、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果一个人站在演讲台上，心里老是嘀咕着“我能不能讲得好？讲不好砸了锅怎么办？”这就是有“我”了。如果他还担心下面的听众笑他、嘘他，那就是有“他”了。处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的演讲者能讲得好吗？肯定讲不好，因为他患得患失，很紧张。所以演讲者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无他”，也就是“空”，空到不计成败得失。只有这样，才能进入角色，泰然自若地表达思想和感情。在股海、商海、政界中博击的弄潮儿，如果也有了这种旷达的情志，就不会在股市崩盘、生意做亏或官场失意的时候，想不开跳楼。所以，在同学们热乎乎于“WTO”、管理层言必称“WTO”的同时，把玩、把玩佛教的“空”、老庄的“无”，清凉、清凉，也是蛮有意思的。

三、人文精神、人文教育与高校学生的功利主义取向

自“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弘扬科学精神（“赛先生”）而奋斗不息。遗憾的是，在当今的许多大学校园里，科学精神却日渐衰微。这突出地表现在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已不再是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取而代之的是比尔"盖茨们、李嘉诚们或刘德华们。这表明青年学子的价值取向已经变了，他们已经不是把科学真理而是把实利、实惠作为追求的第一目标，科学已成为获取功利的手段。功利主义来势汹汹，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说是是好事。“君子罕言利”、“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古训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极左观念，已耽误中华民族太久太久了，不求物质利益的假道学早该退场了。也曾经说过，离开了物质利益，思想就会出丑。所以，功利主义在校园里应有它的一席之地。因此，我们既要追求真善美，也不能言不及利。

但是，在你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如果与另一个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他者发生了冲突，那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道德或法律就要登场了，人文精神和正义之剑就要起作用了，它指导你、帮助你正确地处理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和物我关系，而不至于沦为“小人”或罪犯。由于法律只是在出现违法行为时才起作用，所以，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利益冲突，更多地要靠道德指导下的协调来解决。法律只能警告你不能做坏人（不可损人利己），要求你做正当的人（利己而不损人）。而道德不仅劝导你不做坏人做正当的人，而且还引导你、鼓励你做好人（利己又利人），做高尚的人（克己为人）。可见，物质利益方面的追求和冲突，是必须通过以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来引导和制约的。

当前，大学生的求个人实利、实惠的倾向相当突出，这是市场经济包围圈内的大学校园的新特点。对此，我们不宜片面否定，而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的关系，教会学生妥善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这对于学生今后适应社会、溶入社会、改造社会、有所成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教书育人、提高学生素质的题内应有之义，更是人文教育的一个基本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寓教于乐、身教重于言教”的方式，指导学生力戒“见利忘义”的行为，守住“正当”的道德底线，努力地做一个好人，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

在这个方面，人文教育比理工教育更有优势。理工科的教师，固然也可以而且应该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引导，但这毕竟是他们专业之外的事情，因而往往力不从心，力有不逮。而人文科学的教师，则能够从容地把这方面的教育，巧妙地溶入有关课程，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例如，在中国文学史的课堂上，当老师和学生一起赏析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并溶入诗的意境时，同学们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中华先人的铮铮铁骨。这时，同学们既学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知识（真），也体验到悲壮的情感（美），而且受到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感染（善）。

四、人文教育与和理工教育

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愈来愈突出、愈来愈重要，以致于出现了把科学技术神化的倾向。与此相应的是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

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至高无上、独立不倚的，它的社会效果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和社会集团。它既可以转化为物质生产力，造福于人类；也可用于、毒气弹和细菌武器，为害人类，可以成为霸权主义炸使馆和恐怖主义撞大楼的利器。它就像一匹日行千里的烈马，须仰仗好的骑手来驾御。因此，科学技术必须有人文精神来制约。科学家、工程师必须有道德、有良知、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才能自觉地运用科学技术为全人类服务而不至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所以学理工的学生不仅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学习人文科学，在义理的学习和情操的陶冶中，培育、养护自己的徳性、德行，做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科技工作者。

学理工的学生之所以要学习人文科学，还因为他们需要正确的哲学理念与方法来指导他们的学习和研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玻尔曾经说过，“任何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信，他的工作最紧密地同哲学交织在一起，而且如果不认真地熟悉哲学文献，那么，他的工作将是徒劳无益的。我本人遵循这个思想，力图以此鼓励自己的学生——”（转引自《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60页）玻尔之所以重视哲学，是因为“互补性”这个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的提出和诠释，与他接受了“对立面互斥互补”的哲学理念有密切的联系。1947年，丹麦政府决定授予波尔“宝象勋章”，这个勋章上的族徽是波尔自己设计的。他在深思熟虑之后，采用了中国古代的太极图，因为他认为太极图所表达的阴阳互斥互补的思想，形象地表达了微观领域的互补关系。波尔本人“认真地熟悉哲学文献”，并鼓励他的学生这样做，而我们的大学生却往往把哲学课当做负担。这样一种倾向不纠正，中国能出科学大师吗？

全国各大图书馆都藏有一套《爱因斯坦文集》，这套文集的第一卷讲的主要不是物理学，而是哲学。它记录了爱因斯坦是如何在休谟、康德、马赫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影响下，终于冲破了死板的牛顿时空观，创立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它还记录了爱因斯坦与玻尔、海森堡等伟大的物理学家就某些哲学问题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如果说丰富的哲学素养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充分条件，那是夸张，但说它是必要条件则是世所公认的。翻开一部科学史，我们就会发现：超一流和一流的科学家敬重哲学，二流的科学家感受到哲学，三流的科学家藐视哲学。所以，李政道说，科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所以，在国外，学理科的，最后拿的是“哲学博士”的学位。由此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即辩证思维）。”在此，我要狗尾续貂地加一句：“一个力图成为一流学府的大学，如果没有哲学，就如同一个想成为贵族的人，却没有灵魂。”

学理工的同学之所以要学习人文科学，还因为，艺术教育所培育的形象思维，是创造性思维所不可缺少的。这已如前述，不再重复。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整个高等教育的作用，不应由我越俎代疱地来班门弄斧，而应由这些学科的专家来阐述。在这里我想引一段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培根语录：“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辨。凡有学者，皆成性格。”我还想提一提达尔文晚年的懊悔。他说：“如果我能活第二次，我必定规定自己每个星期都要读点诗和听点音乐，以使我的大脑的那些尚未衰退的部分在不断应用中保持活跃。”（转引自：加登纳，《艺术与人的发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419页）人能活第二次吗?咱们的大脑中有没有正在衰退的部分？但愿大家都不会有达尔文式的后悔。

综上所述，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不但要呼唤科学精神的回归，而且要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弘扬人文精神已成为每一个人文科学与人文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而人文精神是什么，见仁见智，争论太多了。我斟酌再三，勉力表述如下：

人文精神代表着人类使自己越来越成为“人”（而不是“猪”和“狼”）的渴望和努力；代表着人类不断地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使自己越来越高尚、越来越文明的奋斗。它是茫茫欲海中的航标灯，是器物世界的精神导向。人文、人文，就是要使人越来越文、越来越雅，就是要扬弃野蛮，扬弃粗俗。人文精神的高杨，意味着人之“人化”程度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堕落，意味着人性的堕落，意味着声色犬马、物欲横流，意味着机器、设备、网络奴役人，意味着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穷兵黩武、横行霸道。

为了防止这种可怕的情景的出现，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力加强人文科学的建设和人文教育的发展，已是刻不容缓！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功利精神三者必须相辅相成，“真、善、美、利”应该相辅相成，才能撑起世界一流学府的天空。从中国的大学校门，昂首步入新生活的同学们，应该是能够把对“真、善、美、利”的追求有机地协调的一代新人，必须是“能人”、“好人”、“雅人”三位一体的新人。培育这样的新人，是大学的全体员工，尤其是全体教师、全体政治思想工作者和最高管理层的神圣使命。
（这是几年前给学生开的一个讲座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