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局限
译者序
这是一本每一个关心改革过程中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书。本书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经验教训，虽然书中没有关于中国的案例，但里面讲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与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有关。众所周知，私有化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及其走向的一个重大现象。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私有化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取得了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结果，及时回顾总结当代世界的这一段历史，找出其经验教训，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魏伯乐等三位教授主编的这本名为"私有化的局限"的著作是提交给世界著名的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大量实证案例的基础上对全球范围的私有化做了客观的批评性回顾总结，对我们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并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讨论私有化的，"指的是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在这些事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导言)。本书的立场观点非常鲜明：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关于私有化的好处，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特别是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和推崇，私有化能提高效率，促进发展，增加财富，从而有助于消除贫穷和落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共识"。至于私有化有局限，推行私有化一旦越过了这一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带来很多负面问题，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就不像上述共识那样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忽视私有化的局限，更加剧了人们对私有化理解的这种偏颇，并且已经在许多实践中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鉴于这种状况，本书的重点落在私有化的局限上，反复强调的是谨防极端。
那么，什么是私有化的局限呢?首先，从经济层面上看，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经济效率可能提高了，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增加了，有时甚至会大大超过企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比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却上升，等等。其次，从社会层面上看，私有化会加尉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再从政治层面上看，私有化会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由此也会侵蚀民主参与的重要地位。最后在文化层面上，私有化可能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于商业利益的需要。
虽然私有化有上述的局限，但并不是所有的私有化都造成了同样严重的问题，导致了同样的消极后果。正如本书在导言中所说，并在全书反复强调的那样，私有化的结果"因境而异"(context specific)。有成功的私有化，也有失败的私有化。同样内容、同样性质的私有化改革在甲地非常成功，在乙地却可能一败涂地。对私有化做抽象的学理讨论只会引发意识形态的论战，而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私有化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只有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书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决定私有化成败得失的具体原因和条件。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说的：
"因此将私有化或自由化结果置于特定背景下，而不是在普遍化基础上来对特定情况进行评价和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不屑于在抽象学理上做意识形态的论战，而是通过分析大量实证案例来为我们总结私有化的经验教训，并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供实践的行动纲领。
下面就是本书结论部分为我们列出的关于私有化经验教训的一份简要总结：
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在有些情形下，私有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健康的认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拥护或拒绝。为了使两方面都达到最好，我们需要强大的私营企业和能干的政府机构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协作。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可以简要总结为：
•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
•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以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
•决不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
•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
•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佥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接着作者特别强调，实施私有化要因事、因地制宜，要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要有强有力的完善程序。最后，作者还给出了一份推行私有化时应该遵循的行动清单：
公共决策者总体上对整个社会负责，因此在与其私营部门的合作者订立协议的时候应坚持这一授权。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应该：
•维持或建立一个明确私营者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可靠监管框架。
•确保公平的、有意义的竞争，确保一个竞争性的、透明负责的投标过程。
•用一种使市民或者有关国家、省市政府信服的方式对业绩进行监控。
•必要时实施处罚。
•让市民社会参与并利用地方性知识。
•考虑外部成本，努力建立一个激励体系来促使私营者避免外部性。
•保护弱势并处理(转型)社会成本。•如果"横向补贴"是维持非营利性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的最好办法，那么就使用横向补贴，因为这种社会服务是社会公平所必需的。
•保护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例如，要防止诱使私营参与者过度使用，特别是破坏公共产品的激励结构。
•防止将自然垄断转为商业垄断。
•确保有充足的财力，当消费者没有能力来支付成本价的时候，能够就必要服务(例如用水、教育、能源、通信以及交通)对私营者进行补偿。
通读全书，本书作者们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怀和对民主参与的极度重视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强烈深刻的印象。他们强调推行私有化，公平和效率应是同一个目标的不可偏废的两个侧面，而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保证。众所周知，公平和效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如熊掌和鱼之不可兼得。一些主张效率优先的观点因此认为，为了实现效率，公平目标应该放到经济发展了以后再来考虑。但本书认为，公平和效率这两者不可兼得并不等于对两者不该兼顾。在推行私有化时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即确保公平的、有意义的竞争，而且要兼顾结果的公平，即保护弱势群体，不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来实现效率，而是要使效率提高的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共享。实现这样的双重目标，不仅要求政府对整个社会负责，发挥主导作用，还要求企业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来做保证。
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但是再善意、再强势的政府要时刻和始终做到对社会对企业公平合理、全面有效的治理和监管也是不可能的。再从企业这一方面说，虽然企业对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企业职工的、消费者的及企业所在社区等的利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仅仅诉诸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或指望企业的善意是不能保证所有企业(无论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始终对社会利益负责的。那／z,，怎样才能在政府和企业的能力或意愿有缺失的情况下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被私有化牺牲呢?本书给我们的答案是依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公有／国有企业是全社会的公有财产，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因此不是只涉及买卖两方的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而是牵涉到社会各方利益的一场博弈。只有利益相关各方根据合理透明的游戏规则来做公平竞争，博弈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认定(而不仅仅是出让企业之资产的定价)和保证。对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相对处于弱势的各利益群体(如企业职工、消费者群体、社区市民等)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博弈过程中去，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尤为重要。本书因此把市民社会称为私有化治理中的第三个支柱，而与政府和私营企业这两个支柱并列，并强调只有维持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才能有效地应对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也就是说，只有依靠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私有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弊端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各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强调广泛的民主参与，对各级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作者因此提出了"授能政府"(enabling state)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政府要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努力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政府有责任为广泛的民主参与搭建一个制度平台，提供充分和透明的信息，让私有化过程中每一个利益相关群体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信息，表达意见，参与决策。而市民的积极参与反过来会赋予政府在私有化治理，广而言之社会治理上更强有力的政治授权，使政府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更独立的政治立场来调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来保护弱势群体。广泛的民主参与因此不仅能创造一个多赢的局面，培育一个积极、自觉、健康的市民社会，而且能造就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效率、更具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我觉得本书强调的民主参与和授能政府这些思想不仅对私有化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更一般地，对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建设性的价值。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不是光靠政府一方的努力就能建成的，它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和贡献。那么，提倡大家互谦互让、和睦相处是否就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和谐社会不是无冲突社会，靠一群谦谦君子是建不成和谐社会的。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希望大家都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消弭冲突、实现和谐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再和谐的社会也不可能消除而只能设法协调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正确的途径应该是让这些不同的利益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进而得到合理协调。什么是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显然，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是要靠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充分自觉和关切，并能积极追求和争取的公民来共同创建和维护的。而公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努力不正是民主参与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吗?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本书对私有化的讨论涉及了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以及私有化影响所及的方方面面，并把私有化置于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所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认识中国已经经历的改革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一面非常有用的镜子。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相信读者阅读本书后一定会更有收获。本书平易浅显，没有高深的理论、晦涩的术语、复杂的数学公式，任何一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读懂。虽然这里面没有中国的案例，但它讨论的故事对中国读者不会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故事都和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感谢周缨和王小卫夫妇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确流畅的译本，可以让中国读者在最快的时间内分享书中的真知灼见，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社长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高等教育图书公司的何元龙总经理对出版本书的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魏伯乐教授对本书中文翻译的支持。2005年初，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本书的主题做讲演，讲演后和我们(陈平、王小卫和我)座谈讨论。他不仅当场把中译本的版权给了我们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而且授权我们增写有关中国的章节，并希望篇幅越多越好。惭愧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研究，未能写出他所希望的章节。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其时间和空间跨度及其对社会历史影响的深度，都足以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经验做比较。但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至今对中国的经验还没有多少有分量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理论界、学术界工作中的一大缺失。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促进和推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能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吸取的教训，为我们今后的改革提供启发和思路，并向魏伯乐先生和本书的其他作者、向国际学术界做出我们应有的回馈。
文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于农历乙酉年岁末
序言：谨防极端
谨防极端!这是呈献给罗俱乐部的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话。这决非危言耸听，这个世界正因走向极端而遭受痛苦：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却一味让极端贫困持续极端的不平等引发了仇恨和绝望；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试图用暴力和恐怖袭击来拯救世界；而基于落后工艺的无节制增长正导致生态灾害。
罗马俱乐部一贯对国际事务持不偏不倚的观点。我们曾反思过增长的局限、确定性的局限以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政府控制力的局限。这份报告则是对私有化的局限性的反思。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私有化案例。电话服务业的私有化往往被视作是迈向现代化的一大进步：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但是在邮政服务业的案例中，私有化却并没有使价格降低，相反，价格上升了。英国铁路业的私有化经历了彻底的失败，近来已部分恢复原状。在智利、哈萨克斯坦和美国，教育系统的私有化可能使高等教育的质量得以提高，但却削弱了基础教育。
正如报告的副所指出的，私有化是一件好事。在特定目的、特定条件之下，这确实是一件好淳。经过十年无计划的实践后，现在正是试着找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私有化才可以造福于民众的时候了。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私有化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以及使哪些人的境况变得更为糟糕。
私有化本来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显然已做到了。但是，光是效率本身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以及分配公平，后者正是民主政府的任务。
另一方面，民主可能会有被私有化进程削弱的危险。民主意味着鼓励市民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分穷人和富人。但是，如果市民们看到最现实的公共事务从市政当局的日程表中消失，而转移到了私营企业的日程表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的情况呢?市民们将不会被鼓励参加那些遥远的不知名的外国企业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他们可能会耸耸肩来表达他们对民主的失望。
本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应该完全保持对服务质量的定义和监管权。如果市民不满意的话，应该有权抱怨，不仅是作为消费者个体，而且是作为积极的政治人。
罗马俱乐部非常感谢收到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对私有化的经验性评价。报告第五部分"从私有化得到的经验教训"(如果不是整个报告的话)应该作为世界银行的官员们、世界范围内中央和地方各级的政治家们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经理们的普遍必读材料。
罗马俱乐部
2004年10月于约旦安曼
译者序
这是一本每一个关心改革过程中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书。本书讨论的是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经验教训，虽然书中没有关于中国的案例，但里面讲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与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有关。众所周知，私有化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及其走向的一个重大现象。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私有化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取得了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结果，及时回顾总结当代世界的这一段历史，找出其经验教训，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魏伯乐等三位教授主编的这本名为"私有化的局限"的著作是提交给世界著名的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大量实证案例的基础上对全球范围的私有化做了客观的批评性回顾总结，对我们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并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讨论私有化的，"指的是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来增加私营企业在这些事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导言)。本书的立场观点非常鲜明：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关于私有化的好处，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特别是由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吹和推崇，私有化能提高效率，促进发展，增加财富，从而有助于消除贫穷和落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共识"。至于私有化有局限，推行私有化一旦越过了这一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带来很多负面问题，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就不像上述共识那样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忽视私有化的局限，更加剧了人们对私有化理解的这种偏颇，并且已经在许多实践中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鉴于这种状况，本书的重点落在私有化的局限上，反复强调的是谨防极端。
那么，什么是私有化的局限呢?首先，从经济层面上看，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为目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经济效率可能提高了，但相应的社会成本也增加了，有时甚至会大大超过企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比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却上升，等等。其次，从社会层面上看，私有化会加尉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再从政治层面上看，私有化会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由此也会侵蚀民主参与的重要地位。最后在文化层面上，私有化可能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于商业利益的需要。
虽然私有化有上述的局限，但并不是所有的私有化都造成了同样严重的问题，导致了同样的消极后果。正如本书在导言中所说，并在全书反复强调的那样，私有化的结果"因境而异"(context specific)。有成功的私有化，也有失败的私有化。同样内容、同样性质的私有化改革在甲地非常成功，在乙地却可能一败涂地。对私有化做抽象的学理讨论只会引发意识形态的论战，而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私有化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只有走出大学和研究所的书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决定私有化成败得失的具体原因和条件。正如本书导言中所说的：
"因此将私有化或自由化结果置于特定背景下，而不是在普遍化基础上来对特定情况进行评价和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它不屑于在抽象学理上做意识形态的论战，而是通过分析大量实证案例来为我们总结私有化的经验教训，并试图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供实践的行动纲领。
下面就是本书结论部分为我们列出的关于私有化经验教训的一份简要总结：
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在有些情形下，私有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也许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健康的认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拥护或拒绝。为了使两方面都达到最好，我们需要强大的私营企业和能干的政府机构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协作。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可以简要总结为：
•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制和监管制度。
•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以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
•决不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
•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
•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佥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接着作者特别强调，实施私有化要因事、因地制宜，要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要有强有力的完善程序。最后，作者还给出了一份推行私有化时应该遵循的行动清单：
公共决策者总体上对整个社会负责，因此在与其私营部门的合作者订立协议的时候应坚持这一授权。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应该：
•维持或建立一个明确私营者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可靠监管框架。
•确保公平的、有意义的竞争，确保一个竞争性的、透明负责的投标过程。
•用一种使市民或者有关国家、省市政府信服的方式对业绩进行监控。
•必要时实施处罚。
•让市民社会参与并利用地方性知识。
•考虑外部成本，努力建立一个激励体系来促使私营者避免外部性。
•保护弱势并处理(转型)社会成本。•如果"横向补贴"是维持非营利性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服务的最好办法，那么就使用横向补贴，因为这种社会服务是社会公平所必需的。
•保护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例如，要防止诱使私营参与者过度使用，特别是破坏公共产品的激励结构。
•防止将自然垄断转为商业垄断。
•确保有充足的财力，当消费者没有能力来支付成本价的时候，能够就必要服务(例如用水、教育、能源、通信以及交通)对私营者进行补偿。
通读全书，本书作者们对社会公平的高度关怀和对民主参与的极度重视给我们留下了特别强烈深刻的印象。他们强调推行私有化，公平和效率应是同一个目标的不可偏废的两个侧面，而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保证。众所周知，公平和效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如熊掌和鱼之不可兼得。一些主张效率优先的观点因此认为，为了实现效率，公平目标应该放到经济发展了以后再来考虑。但本书认为，公平和效率这两者不可兼得并不等于对两者不该兼顾。在推行私有化时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即确保公平的、有意义的竞争，而且要兼顾结果的公平，即保护弱势群体，不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来实现效率，而是要使效率提高的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共享。实现这样的双重目标，不仅要求政府对整个社会负责，发挥主导作用，还要求企业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来做保证。
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但是再善意、再强势的政府要时刻和始终做到对社会对企业公平合理、全面有效的治理和监管也是不可能的。再从企业这一方面说，虽然企业对社会公共利益(包括企业职工的、消费者的及企业所在社区等的利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仅仅诉诸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或指望企业的善意是不能保证所有企业(无论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始终对社会利益负责的。那／z,，怎样才能在政府和企业的能力或意愿有缺失的情况下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被私有化牺牲呢?本书给我们的答案是依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公有／国有企业是全社会的公有财产，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因此不是只涉及买卖两方的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而是牵涉到社会各方利益的一场博弈。只有利益相关各方根据合理透明的游戏规则来做公平竞争，博弈各方的利益才能得到认定(而不仅仅是出让企业之资产的定价)和保证。对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相对处于弱势的各利益群体(如企业职工、消费者群体、社区市民等)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博弈过程中去，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尤为重要。本书因此把市民社会称为私有化治理中的第三个支柱，而与政府和私营企业这两个支柱并列，并强调只有维持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才能有效地应对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也就是说，只有依靠充分广泛的民主参与，私有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弊端才能得到有效防范，各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强调广泛的民主参与，对各级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作者因此提出了"授能政府"(enabling state)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政府要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努力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政府有责任为广泛的民主参与搭建一个制度平台，提供充分和透明的信息，让私有化过程中每一个利益相关群体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信息，表达意见，参与决策。而市民的积极参与反过来会赋予政府在私有化治理，广而言之社会治理上更强有力的政治授权，使政府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更独立的政治立场来调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来保护弱势群体。广泛的民主参与因此不仅能创造一个多赢的局面，培育一个积极、自觉、健康的市民社会，而且能造就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效率、更具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我觉得本书强调的民主参与和授能政府这些思想不仅对私有化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更一般地，对我们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建设性的价值。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不是光靠政府一方的努力就能建成的，它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和贡献。那么，提倡大家互谦互让、和睦相处是否就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和谐社会不是无冲突社会，靠一群谦谦君子是建不成和谐社会的。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希望大家都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消弭冲突、实现和谐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再和谐的社会也不可能消除而只能设法协调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解决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正确的途径应该是让这些不同的利益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进而得到合理协调。什么是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显然，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是要靠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充分自觉和关切，并能积极追求和争取的公民来共同创建和维护的。而公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努力不正是民主参与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吗?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本书对私有化的讨论涉及了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以及私有化影响所及的方方面面，并把私有化置于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所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认识中国已经经历的改革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一面非常有用的镜子。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相信读者阅读本书后一定会更有收获。本书平易浅显，没有高深的理论、晦涩的术语、复杂的数学公式，任何一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读懂。虽然这里面没有中国的案例，但它讨论的故事对中国读者不会陌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故事都和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感谢周缨和王小卫夫妇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确流畅的译本，可以让中国读者在最快的时间内分享书中的真知灼见，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社长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高等教育图书公司的何元龙总经理对出版本书的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魏伯乐教授对本书中文翻译的支持。2005年初，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本书的主题做讲演，讲演后和我们(陈平、王小卫和我)座谈讨论。他不仅当场把中译本的版权给了我们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而且授权我们增写有关中国的章节，并希望篇幅越多越好。惭愧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研究，未能写出他所希望的章节。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其时间和空间跨度及其对社会历史影响的深度，都足以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同类经验做比较。但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至今对中国的经验还没有多少有分量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理论界、学术界工作中的一大缺失。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出版能够促进和推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使我们能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吸取的教训，为我们今后的改革提供启发和思路，并向魏伯乐先生和本书的其他作者、向国际学术界做出我们应有的回馈。
文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于农历乙酉年岁末
序言：谨防极端
谨防极端!这是呈献给罗俱乐部的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话。这决非危言耸听，这个世界正因走向极端而遭受痛苦：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却一味让极端贫困持续极端的不平等引发了仇恨和绝望；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试图用暴力和恐怖袭击来拯救世界；而基于落后工艺的无节制增长正导致生态灾害。
罗马俱乐部一贯对国际事务持不偏不倚的观点。我们曾反思过增长的局限、确定性的局限以及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政府控制力的局限。这份报告则是对私有化的局限性的反思。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大量的私有化案例。电话服务业的私有化往往被视作是迈向现代化的一大进步：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但是在邮政服务业的案例中，私有化却并没有使价格降低，相反，价格上升了。英国铁路业的私有化经历了彻底的失败，近来已部分恢复原状。在智利、哈萨克斯坦和美国，教育系统的私有化可能使高等教育的质量得以提高，但却削弱了基础教育。
正如报告的副所指出的，私有化是一件好事。在特定目的、特定条件之下，这确实是一件好淳。经过十年无计划的实践后，现在正是试着找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私有化才可以造福于民众的时候了。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私有化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以及使哪些人的境况变得更为糟糕。
私有化本来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点显然已做到了。但是，光是效率本身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以及分配公平，后者正是民主政府的任务。
另一方面，民主可能会有被私有化进程削弱的危险。民主意味着鼓励市民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分穷人和富人。但是，如果市民们看到最现实的公共事务从市政当局的日程表中消失，而转移到了私营企业的日程表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的情况呢?市民们将不会被鼓励参加那些遥远的不知名的外国企业的董事会或股东会。他们可能会耸耸肩来表达他们对民主的失望。
本报告给出的答案是：政府应该完全保持对服务质量的定义和监管权。如果市民不满意的话，应该有权抱怨，不仅是作为消费者个体，而且是作为积极的政治人。
罗马俱乐部非常感谢收到了这份报告，这份报告提供了对私有化的经验性评价。报告第五部分"从私有化得到的经验教训"(如果不是整个报告的话)应该作为世界银行的官员们、世界范围内中央和地方各级的政治家们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经理们的普遍必读材料。
罗马俱乐部
2004年10月于约旦安曼
公有制的苦果，品尝了几十年了，所以，对这样的文章，不看。
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我有纸本，但这个文字是我从新浪下载的，链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719174.html
继续连载中……
前 言
有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规模开始，已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今天，大量的私有化行动正蓬勃开展，从经济转型国家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清理，到社会生活广大领域中电信、安全服务等行业私有化的实施。私；柯化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的平衡，并使公共领域向私有领域急剧转化。这种戏剧性转化的冲击已为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所经历和感受，也必将为生活在我们后面时代的人们所感受。
我们该如何回应这场社会浪潮?我们承认，我们只能对从现实世界私有化运动中所获得的案例作一系统评价。因而我们对世界各地广大领域中发生的大量私有化案例进行了考察。
通过对私有化案例的分析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私有化的结果良莠不齐。我们采用了严格的评价标准，包括对公平的关注(在特定私有化案例中孰赢孰输?)以及对保护全球生命维持系统的关注(私有化是否牵涉到引起全球性恶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试图剖析出能左右私有化结果的条件。我们的目的是能够有助于均衡的、有建设性的私有化政策的制订。
民主受到明显削弱，这也是德国联邦议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全球研究委员会的动机之一。这已是1999年11月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召开前几星期的事了。联邦议会议员Ernst Von Weizsficker当选为该委员会。他随后应邀就全球化问题作了演讲。
部分演讲及随后展开的讨论使我们萌发了一个就私有化的局限性问题以及在全球化市场下"重树民主"的必要性问题出一本书的想法。显而易见，各洲情况各异，单靠一个作者是不可能覆盖到所有领域的私有化新案例的，因此Ernst Von Weizsficker邀请了OranR．Youn9加入编写队伍，后来又邀请了Matthias Finger。另外，世界各地许多撰稿人以其真实经历与分析帮着充实了这本书的内容。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罗马俱乐部的支持，对此我们不胜荣幸并感激之至，同时我们对本书能．荣幸地成为"呈献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而深感自豪。
2004年9月
致 谢
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有三位人士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柏林的Marianne Beisheim自2002年起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对日常工作进行了协调；0ran Youn9的加利福尼亚团队中的Maria Gor-don在所有案例分析与简介以及其他部分的编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通过提出中肯的意见，极大帮助了这些稿件最终成为可以发表的形式；最后，来自布里斯托尔的Roger Levett在编辑方面曾鼎力相助。我们对Marianne、Maria和Roger深表谢意。
来自柏林的一个年轻理想主义者的自由团队使得两年多的出书过程得以始终保持情绪高昂，他们每个入都贡献了书中至少一个章节的内容，他们是：JochenBoekhoff、Ruth Brand、An-dreas Obser、Jtirgen Scheffran、Ralf SlJdhoff，以及Marianne Beisheim、Beate Klein和Martin Stormer。
其他一些人士也不时对本书提供了支持，他们是：Bianca Barth、Ingo Bauer、Miri-am Fr6mel、Herbert Girardet、Georg vOnGraevenitz、Tim Gtirtler、Katharina Hay，Georg Kristian Kampfer、Mario Meinecke、Brian Power、Nele Schneidereit和JohnZnchner。
Hans Kretschmer、Wuppertal与Mar-tin Stiirmer合作，将图表制作成统一格式，而且显得赏心悦目。
我们深深感谢汉堡的ZEIT StiftungEbelin und Gerd Bucerius以及苏黎世的Avina基金会所慷慨给予的资金支持。Friedrich Ebert基金会，也就是JnrgenStetten，帮助安排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作者大会，并于2004年1月在印度孟买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期间组织了一场有关私有化的局限的专题研讨会。
Roberto Bissi0和Uruguay编辑的《2003年社会观察报告》(The Social WatchReport 2003)收集了发生在不同国家约50个私有化案例的简介，他们慷慨允许我们在书中大量引用其报告。
罗马俱乐部对本书主题深感兴趣，并在其2002年的安卡拉年会、2003年的阿曼年会和2004年的赫尔辛基年会中均安排了宝贵的时间空当进行研讨。一些俱乐部成员不厌其烦地阅读了本书的早期内容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是：Ricardo Diez-Hochleitner(西班牙)、Leonor Briones(菲律宾)、Eber-hard von Koerber和Patrick Liedtke(两位均来自瑞士)、Manfred Max-Nee(智利)、Uwe M611er(秘书长)、Franz Josef Raderma-cher(德国)、Roseann Runte(美国)、MihaelaY．Smith(英国)、Keith Suter(澳大利亚)和Raoul Weiler(比利时)。本书被接纳成为呈献给罗马俱乐部的最新报告，编者为能获此殊荣而深感自豪。我们尤为感谢罗马俱乐部El Hassan Bin Halal亲王殿下为本书所作的意义深远的序言。
Earthscan出版社的Jonathan SinclairWilson在本书质量尚不完善的阶段大胆接纳了本书。我们深深感谢Andrea Service的精湛编辑技巧，以及Fr-ances MacDermott及其同事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持的专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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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一部分 导言第二部分 各领域的私有化：案例分析及简介第三部分 现实情境中的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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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的局限》在读吧上已有评论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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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随风发表于 2009-7-27 16:28
——兼评《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的局限》刚读完《limitstoPrivatization:Howtoavoidtoomuchofagoodthing》（魏伯乐等主编，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06年3月出版）。《南方周末》的后窗（“阅读”栏目的编辑）向我推荐了登在该报上的一篇书评，我认为写得不够精练和有思想，于是自己不顾冒昧和浅陋，忍不住手痒草就一篇，其中引用了刘昶先生的很多观点和成果。另外，对书中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准备另外撰文简评。从英语标题可以看到，该书首先肯定私有化是一件好事情，只是过多过度过滥会适得其反，甚至变成坏事情。该书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教训，对新自由主义和力倡全盘私有化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以案例实证的方式，特别是对曾经盛行的“一私就灵”观点敲响了警钟。就象“社会主义不代表计划，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不代表市场，也可以有计划”一样，微观层面的公有化不一定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私有化也不一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私有化和公有化只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关键是看哪一种手段最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手段是否有效，最终评价的标准不仅仅是微观、单方面的，更应该是宏观的、全局的。公私之争已是一个讨论了上百年的老话题，中间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总起来看，共识在不断增多，分歧在不断减少。该书对全盘深度私有化的观点作了考察和反思，对像水、金属和水泥、能源、电信、邮政、交通、环保、卫生、传媒、教育、医疗、养老金、治安等领域以案例实证的方式作分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确实很难得出私有化一定适用有效的结论，相反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结论是应该对简单、不加分析的私化化说“不”。书中提到的案例虽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却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读来非常熟悉。找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多点思考和启示，起码可以未雨绸缪，少走很多歪路，少交很多学费，降低改革的成本。很多的争论来自于对“私有化”定义的分歧。在我国，私有化曾经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不仅仅是个经济话题，更是个意识形态和政治话题，是个“左”还是“右”的方向问题。该书讨论的私有化是指“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私有化的形式“既包括产权由公共所有转为私有，也包括政府向私营供货商购买产品或服务，还包括通过用许可证、执照、特许权、租赁或特许合同等方式将资产使用或融资权或服务提供权移交给私营企业。”讨论的范围一经确定，分析起来就有了共同的着力点。私有化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有很大的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该书试图在私营和公共领域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这一观点倒有点类似中国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也，也很符合自然规律和辩证法。尽管对“私有化的局限”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一是从经济角度看，私有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时的副作用是社会成本也会相应增大，也即具有“外部性”。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难免唯私利是图，形成很多“负效应”，譬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渡掠夺和开发，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上升等。二是从社会角度看，私有化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矛盾突出，导致不安与动荡。三是从政治角度看，私有化逐渐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寻租加剧、商业贿赂盛行，甚至损害民主参与，危及社会公平。四是从文化角度看，私有化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打破传统、信念、道德和价值观，更多屈从于商业利益。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透视私有化的局限性，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方面出现的局限让我们身临其境，似曾相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都有私有化加剧后的副作用和影子。近来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都与此有关，如就业、教育、医改、住房、社保、资源、环境、、诚信等等问题，甚至大热的高考、超女、世界杯、青藏铁路、房价、商业贿赂、教育产业化、企业公民能力、保护弱势群体等都与其扯得上边。针对以上的副作用和“负效率”，政府的作用是关键的。政府如何摆正位置，不错位，不越位，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也支持公平效率兼顾的观点，即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而且还要兼顾结果的公平。最终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该书还有一个特色是提出了“授能政府”的新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并作为第三个支柱平衡政府和私有者之间的力量，防范弊端，保障群体的利益。”这倒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真正涉及到公共的群体利益时，群众究竟有多少参与权与知情权呢？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不是真正实现无矛盾和冲突（因利益、角度不同，事实上没有这样真正的无摩擦），而是在于相容、共通和协调。就如译者在序言里提到的：“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油价倒挂升价事件”、“国有垄断企业员工高收入事件”等等的争论，是否可以从以上的表述中得到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呢。私有化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该书在分析众多案例、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而很多方面，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和改进的。1、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理和监管制度。2、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3、决不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4、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5、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看昨日央视的《晚间新闻》，墨西哥大选“左”“右”两派旗鼓相当，显示了“左”的力量的大幅抬升。巴西、委内瑞拉等超过70%的南美国家，政坛力量都集体由“右”转“左”，宣告了美国设定的南美发展道路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似乎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倍受推崇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潮流的逆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正受到理性的质问，国家干预的力量又在悄然增强。这个新闻似乎也为“私有化局限”作了一个脚注。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回转和交替，正应了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很符合老子“祸福相依，否极泰来”思想的。
小李匪盗发表于 2009-7-27 16:28
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评《私有化的局限》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犹记始于去年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辩论，指出在目前法制框架不完善的条件下，私有化国企难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政府重新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并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改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郎看到了正确的问题，但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即增加政府权利来干预企业的微观行动，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来进行监管。尽管这可能是郎认为在当下最可取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很可能得不偿失。以此为契机展开的对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凸现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私有化何处为界？这也正是魏伯乐等人呈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主题。罗马俱乐部以《增长的极限》表达对经济增长可能耗尽潜在资源的担心而闻名于世，其一贯的姿态是在热浪中保持清醒，尽管《增长的极限》由于没有考虑技术变迁而被多数经济学家诟病。在这一轮全球私有化浪潮中，罗马俱乐部适时又浇一盆冷水，这就是《私有化的局限》。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私有化案例层出不穷，而魏伯乐等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通常认为该由政府来供给的所有公共资源。这些私有化的案例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魏伯乐开门见山：谨防极端！因为案例研究显示私有化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的成功案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这一事实表明，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而一味鼓吹私有化的极端行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实证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私有化初期，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为此鸣锣开道，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时髦思潮的反思，正如今天我们反思私有化的局限条件一样。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私有化能否一概而论，并且作为未开始的私有化的样本呢？本书认为这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极端，在公有私有两分的观点下，往往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是两者并存，并且依靠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有效保护各种产权，并使产权在透明的规则下发挥效率。这一解释摒弃了公私极端，也在最小管制（最小政府）到最强管制（政府包办一切）之间提供了无数连续状态。因为真实世界远比理论要复杂。一般支持私有化的观点会认为将产权交给个人不仅可以避免官僚，也能够增进个人选择的效率，激励创新。但实际上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监管，少数人就可以强买无权势者的资产，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并且带来大量的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可能要高于私有化带来的收益。当然政府与企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所以应该抛弃有害的二元论，魏伯乐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市民社会”，并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框架来看，实际上《私有化的局限》在处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依然可以商榷。除了协调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出平衡，以及发展第三部门之外，从经济学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言，允许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良性竞争，仍然是有效的方式。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会获得优势，但对私人部门而言，这种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好处可能不在于提供了多少选择，而在于私有化给了选择。简单而言，私有化未必达到最优结果，也未必提供最佳选择，但私有化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受限制的选择依然要优于没有选择，这才是私有化对于自由选择最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的时候，反思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私有化的成败得失，也应当注意谨防极端。私有化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困境。《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尽管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案例，但每一个案例中体现的思想都值得中国重视。远观他者，以为借鉴，回顾近30年的中国改革，恐怕依然要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719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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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有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规模开始，已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今天，大量的私有化行动正蓬勃开展，从经济转型国家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清理，到社会生活广大领域中电信、安全服务等行业私有化的实施。私；柯化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的平衡，并使公共领域向私有领域急剧转化。这种戏剧性转化的冲击已为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所经历和感受，也必将为生活在我们后面时代的人们所感受。
我们该如何回应这场社会浪潮?我们承认，我们只能对从现实世界私有化运动中所获得的案例作一系统评价。因而我们对世界各地广大领域中发生的大量私有化案例进行了考察。
通过对私有化案例的分析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私有化的结果良莠不齐。我们采用了严格的评价标准，包括对公平的关注(在特定私有化案例中孰赢孰输?)以及对保护全球生命维持系统的关注(私有化是否牵涉到引起全球性恶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试图剖析出能左右私有化结果的条件。我们的目的是能够有助于均衡的、有建设性的私有化政策的制订。
民主受到明显削弱，这也是德国联邦议会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全球研究委员会的动机之一。这已是1999年11月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部长会议召开前几星期的事了。联邦议会议员Ernst Von Weizsficker当选为该委员会。他随后应邀就全球化问题作了演讲。
部分演讲及随后展开的讨论使我们萌发了一个就私有化的局限性问题以及在全球化市场下"重树民主"的必要性问题出一本书的想法。显而易见，各洲情况各异，单靠一个作者是不可能覆盖到所有领域的私有化新案例的，因此Ernst Von Weizsficker邀请了OranR．Youn9加入编写队伍，后来又邀请了Matthias Finger。另外，世界各地许多撰稿人以其真实经历与分析帮着充实了这本书的内容。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罗马俱乐部的支持，对此我们不胜荣幸并感激之至，同时我们对本书能．荣幸地成为"呈献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而深感自豪。
2004年9月
致 谢
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有三位人士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柏林的Marianne Beisheim自2002年起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对日常工作进行了协调；0ran Youn9的加利福尼亚团队中的Maria Gor-don在所有案例分析与简介以及其他部分的编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通过提出中肯的意见，极大帮助了这些稿件最终成为可以发表的形式；最后，来自布里斯托尔的Roger Levett在编辑方面曾鼎力相助。我们对Marianne、Maria和Roger深表谢意。
来自柏林的一个年轻理想主义者的自由团队使得两年多的出书过程得以始终保持情绪高昂，他们每个入都贡献了书中至少一个章节的内容，他们是：JochenBoekhoff、Ruth Brand、An-dreas Obser、Jtirgen Scheffran、Ralf SlJdhoff，以及Marianne Beisheim、Beate Klein和Martin Stormer。
其他一些人士也不时对本书提供了支持，他们是：Bianca Barth、Ingo Bauer、Miri-am Fr6mel、Herbert Girardet、Georg vOnGraevenitz、Tim Gtirtler、Katharina Hay，Georg Kristian Kampfer、Mario Meinecke、Brian Power、Nele Schneidereit和JohnZnchner。
Hans Kretschmer、Wuppertal与Mar-tin Stiirmer合作，将图表制作成统一格式，而且显得赏心悦目。
我们深深感谢汉堡的ZEIT StiftungEbelin und Gerd Bucerius以及苏黎世的Avina基金会所慷慨给予的资金支持。Friedrich Ebert基金会，也就是JnrgenStetten，帮助安排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作者大会，并于2004年1月在印度孟买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期间组织了一场有关私有化的局限的专题研讨会。
Roberto Bissi0和Uruguay编辑的《2003年社会观察报告》(The Social WatchReport 2003)收集了发生在不同国家约50个私有化案例的简介，他们慷慨允许我们在书中大量引用其报告。
罗马俱乐部对本书主题深感兴趣，并在其2002年的安卡拉年会、2003年的阿曼年会和2004年的赫尔辛基年会中均安排了宝贵的时间空当进行研讨。一些俱乐部成员不厌其烦地阅读了本书的早期内容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是：Ricardo Diez-Hochleitner(西班牙)、Leonor Briones(菲律宾)、Eber-hard von Koerber和Patrick Liedtke(两位均来自瑞士)、Manfred Max-Nee(智利)、Uwe M611er(秘书长)、Franz Josef Raderma-cher(德国)、Roseann Runte(美国)、MihaelaY．Smith(英国)、Keith Suter(澳大利亚)和Raoul Weiler(比利时)。本书被接纳成为呈献给罗马俱乐部的最新报告，编者为能获此殊荣而深感自豪。我们尤为感谢罗马俱乐部El Hassan Bin Halal亲王殿下为本书所作的意义深远的序言。
Earthscan出版社的Jonathan SinclairWilson在本书质量尚不完善的阶段大胆接纳了本书。我们深深感谢Andrea Service的精湛编辑技巧，以及Fr-ances MacDermott及其同事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持的专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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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随风发表于 2009-7-27 16:28
——兼评《罗马俱乐部报告：私有化的局限》刚读完《limitstoPrivatization:Howtoavoidtoomuchofagoodthing》（魏伯乐等主编，王小卫、周缨译，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06年3月出版）。《南方周末》的后窗（“阅读”栏目的编辑）向我推荐了登在该报上的一篇书评，我认为写得不够精练和有思想，于是自己不顾冒昧和浅陋，忍不住手痒草就一篇，其中引用了刘昶先生的很多观点和成果。另外，对书中很多有意思的案例准备另外撰文简评。从英语标题可以看到，该书首先肯定私有化是一件好事情，只是过多过度过滥会适得其反，甚至变成坏事情。该书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私有化的教训，对新自由主义和力倡全盘私有化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以案例实证的方式，特别是对曾经盛行的“一私就灵”观点敲响了警钟。就象“社会主义不代表计划，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不代表市场，也可以有计划”一样，微观层面的公有化不一定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私有化也不一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私有化和公有化只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关键是看哪一种手段最能实现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手段是否有效，最终评价的标准不仅仅是微观、单方面的，更应该是宏观的、全局的。公私之争已是一个讨论了上百年的老话题，中间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总起来看，共识在不断增多，分歧在不断减少。该书对全盘深度私有化的观点作了考察和反思，对像水、金属和水泥、能源、电信、邮政、交通、环保、卫生、传媒、教育、医疗、养老金、治安等领域以案例实证的方式作分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确实很难得出私有化一定适用有效的结论，相反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结论是应该对简单、不加分析的私化化说“不”。书中提到的案例虽然没有发生在中国，但却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读来非常熟悉。找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多点思考和启示，起码可以未雨绸缪，少走很多歪路，少交很多学费，降低改革的成本。很多的争论来自于对“私有化”定义的分歧。在我国，私有化曾经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不仅仅是个经济话题，更是个意识形态和政治话题，是个“左”还是“右”的方向问题。该书讨论的私有化是指“通过减少或限制政府当局在使用社会资源、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的职责的一切行为和倡议”。私有化的形式“既包括产权由公共所有转为私有，也包括政府向私营供货商购买产品或服务，还包括通过用许可证、执照、特许权、租赁或特许合同等方式将资产使用或融资权或服务提供权移交给私营企业。”讨论的范围一经确定，分析起来就有了共同的着力点。私有化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有很大的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避免好事过头。该书试图在私营和公共领域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这一观点倒有点类似中国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也，也很符合自然规律和辩证法。尽管对“私有化的局限”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一是从经济角度看，私有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同时的副作用是社会成本也会相应增大，也即具有“外部性”。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难免唯私利是图，形成很多“负效应”，譬如就业歧视和失业的增加，对资源和环境的过渡掠夺和开发，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下降而价格上升等。二是从社会角度看，私有化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矛盾突出，导致不安与动荡。三是从政治角度看，私有化逐渐削弱政府及其维持社会公平的能力，寻租加剧、商业贿赂盛行，甚至损害民主参与，危及社会公平。四是从文化角度看，私有化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打破传统、信念、道德和价值观，更多屈从于商业利益。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透视私有化的局限性，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个方面出现的局限让我们身临其境，似曾相识。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生态都有私有化加剧后的副作用和影子。近来很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都与此有关，如就业、教育、医改、住房、社保、资源、环境、、诚信等等问题，甚至大热的高考、超女、世界杯、青藏铁路、房价、商业贿赂、教育产业化、企业公民能力、保护弱势群体等都与其扯得上边。针对以上的副作用和“负效率”，政府的作用是关键的。政府如何摆正位置，不错位，不越位，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时要以全社会的利益为考量，应建立和维持一个有效合理的监管体系，确保公平竞争。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也支持公平效率兼顾的观点，即不仅要坚持起点和机会的公平，而且还要兼顾结果的公平。最终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共享。该书还有一个特色是提出了“授能政府”的新概念。其核心思想是“鼓励民众参与公共生活，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并作为第三个支柱平衡政府和私有者之间的力量，防范弊端，保障群体的利益。”这倒让我想起了以前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真正涉及到公共的群体利益时，群众究竟有多少参与权与知情权呢？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不是真正实现无矛盾和冲突（因利益、角度不同，事实上没有这样真正的无摩擦），而是在于相容、共通和协调。就如译者在序言里提到的：“和谐社会就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都能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表达、竞争和保障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政府最主要的责任就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这样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银行卡收费事件”、“油价倒挂升价事件”、“国有垄断企业员工高收入事件”等等的争论，是否可以从以上的表述中得到一些深层次的启示呢。私有化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减或破坏政府地位的途径。该书在分析众多案例、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而很多方面，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和改进的。1、逐步形成有效的治理、强有力的管理和监管制度。2、不要对公共部门仍可做的领域进行私有化。3、决不要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私有化。4、确保对监管体制的民主控制，并使政府能够在私有化遭到重大失败时撤销私有化。5、壮大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即基金会、慈善机构、市民社会。看昨日央视的《晚间新闻》，墨西哥大选“左”“右”两派旗鼓相当，显示了“左”的力量的大幅抬升。巴西、委内瑞拉等超过70%的南美国家，政坛力量都集体由“右”转“左”，宣告了美国设定的南美发展道路和“华盛顿共识”的破产，似乎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倍受推崇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潮流的逆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正受到理性的质问，国家干预的力量又在悄然增强。这个新闻似乎也为“私有化局限”作了一个脚注。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回转和交替，正应了那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很符合老子“祸福相依，否极泰来”思想的。
小李匪盗发表于 2009-7-27 16:28
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评《私有化的局限》李华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犹记始于去年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辩论，指出在目前法制框架不完善的条件下，私有化国企难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导致政府重新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并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改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郎看到了正确的问题，但提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即增加政府权利来干预企业的微观行动，而不是通过完善法律框架来进行监管。尽管这可能是郎认为在当下最可取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很可能得不偿失。以此为契机展开的对中国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也凸现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私有化何处为界？这也正是魏伯乐等人呈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主题。罗马俱乐部以《增长的极限》表达对经济增长可能耗尽潜在资源的担心而闻名于世，其一贯的姿态是在热浪中保持清醒，尽管《增长的极限》由于没有考虑技术变迁而被多数经济学家诟病。在这一轮全球私有化浪潮中，罗马俱乐部适时又浇一盆冷水，这就是《私有化的局限》。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私有化案例层出不穷，而魏伯乐等的研究几乎涵盖了通常认为该由政府来供给的所有公共资源。这些私有化的案例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魏伯乐开门见山：谨防极端！因为案例研究显示私有化提高效率降低价格的成功案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这一事实表明，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而一味鼓吹私有化的极端行为可能仅仅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信仰，而不是依靠实证结果来修正自己的理念。在20世纪60年代私有化初期，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人为此鸣锣开道，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时髦思潮的反思，正如今天我们反思私有化的局限条件一样。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私有化能否一概而论，并且作为未开始的私有化的样本呢？本书认为这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极端，在公有私有两分的观点下，往往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案例是两者并存，并且依靠有效的监管框架来有效保护各种产权，并使产权在透明的规则下发挥效率。这一解释摒弃了公私极端，也在最小管制（最小政府）到最强管制（政府包办一切）之间提供了无数连续状态。因为真实世界远比理论要复杂。一般支持私有化的观点会认为将产权交给个人不仅可以避免官僚，也能够增进个人选择的效率，激励创新。但实际上如果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监管，少数人就可以强买无权势者的资产，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并且带来大量的社会成本，而这个成本可能要高于私有化带来的收益。当然政府与企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所以应该抛弃有害的二元论，魏伯乐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来发展“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市民社会”，并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框架来看，实际上《私有化的局限》在处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依然可以商榷。除了协调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作出平衡，以及发展第三部门之外，从经济学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言，允许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进行良性竞争，仍然是有效的方式。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会获得优势，但对私人部门而言，这种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好处可能不在于提供了多少选择，而在于私有化给了选择。简单而言，私有化未必达到最优结果，也未必提供最佳选择，但私有化却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受限制的选择依然要优于没有选择，这才是私有化对于自由选择最重要的贡献。在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的时候，反思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私有化的成败得失，也应当注意谨防极端。私有化在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会造成过犹不及的困境。《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尽管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案例，但每一个案例中体现的思想都值得中国重视。远观他者，以为借鉴，回顾近30年的中国改革，恐怕依然要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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