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企业高管背景特质研究解析

上市企业高管背景特质研究解析

数据见经管之家原贴https://bbs.pinggu.org/thread-10873944-1-1.html

一、管理者背景

高管团队究竟涵盖哪些成员及成员的人口背景特质。在已有研究中较为常用的界定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向 CEO 进行问卷调查或通过与 CEO 的深度访谈来对高管成员进行界定 ( Knight 等，1999) ，这种方法能较为准确地识别出真正影响企业决策的高层管理者，进而避免将一些与企业决策关联度不大的成员涵盖进来。因此，这种方法通常在研究企业战略变革时用得较多，其缺点是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较大。

另一种方式是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企业年鉴等文献资料中管理者的头衔、所处管理层级来决定其是否属于高管团队。由于操作的方便性及数据获取的客观性，这种方法在界定高管团队成员时用得更广泛，但易将一些无实权的高管成员涵盖进来，进而使研究产生偏差。根据学者的研究需要，可以选择性地采用主观或客观的方法对高管团队进行界定。

附件一:根据第二种方式，基于python语言可以获取到中国上市企业高管成员（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监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年龄、教育水平、学科专业、行政级别、海外、金融、职业方向等背景数据（2008-2019面板数据，stata版）

python代码和数据见附件一

二、管理者能力

管理者是现代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管理者能力是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能力之 一，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的管理者反映了管理者有着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机会发现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因而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投资行为。

参考Demerjian P等（2012）的方法，基于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把固定资产净额、无形资产净额、商誉、研发支出、营业成本、销售与管理费用作为DEA分析中的投入变量，把把营业收入作为独立的产出变量，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可以计算得出企业效率值。随后，通过Tobit模型，控制企业规模、市场份额、自由现金流、成立年限、国际化程度和多元化程度等企业层面影响因素，可以估计出上市企业的管理者能力。

附件二:本贴整理了估计上市企业管理者能力的DEA、STATA统计分析的code

Code中所使用的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控制变量数据

估计所得的管理者能力数据（2010-2019面板数据，stata版）

三、团队异质性

参考Wei等(2005)的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包括：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金融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

1.年龄异质性

用高管年龄的标准差除以均值所得变异系数来度量高管团队年龄的异质程度

2.教育水平异质性

选取高管团队成员的学历教育水平来度量教育水平异质性。对受教育水平被划分为五个等级：高中及以下、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并分别取值1、2、3、4和5.采用Herfindal-Hirschman指数法度量高管教育水平

3.海外背景异质性

将企业高管人员的海外背景情况进行赋值，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取值为1，没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取值为0,再进行计算

4.金融背景异质性

企业高管人员的金融背景情况进行赋值，拥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取值为1，没有金融背景的高管取值为0

5.职业背景异质性

将职业背景复制为:职业背景 1=生产，2=研发，3=设计，4=人力资源，5=管理，6=市场，7=金融，8=财务，9=法律，99=其他或不明确方向, 计算每个职业背景比例并取平方

附件三:基于上市企业高管背景数据(见附件一),本贴团队异质性的code和数据2008-2019面板数据,stata版）

四、政治关联

企业政治关联一般可以认为是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特殊的政企关系，表现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董事长、CEO、董事)及大股东拥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或者通过公益事业及人际关系网络建立的与政府的关系等。

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表现为：

第一，聘请曾任政府官员出任企业高管；

第二，曾任政府官员下海创办企业而形成的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

第三，企业家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经典文献简述

Faccio, Mara. 2006.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1): 369-386.

DOI: 10.1257/000282806776157704

（1） 政治关联定义：

 —— 定义：前 10 大股东或者高管成员（ CEO、总裁、副总裁、董事长或者董秘）是国会议 员，首相，或者与顶级的政治家或政治团体有着紧密的关系；

 —— 变量： 具有政治关联 （国会议员或者首相）的公司数在该国所有公司中占比； 具有政治 关联（包含三种）的公司数在该国所有公司中占比。

 （2） 研究问题：

—— 公司政治关联较为普遍的国家具有哪些特征？

 —— 识别出公司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建立政治关联？

—— 公司的这种政治关联是否会带来价值增值？

（3） 研究样本：

—— 47 个国家的 20,202 个公司的样本

（4） 研究结论：

—— 对于问题一：在腐败水平较高、外资进入壁垒较高或者媒体透明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公司大股东或高管的建立政治关联的情况更为普遍； 而在政策规定对政府官员行为设置较多 的限制的国家或地区，建立政治关联的情况较少。

—— 对于问题二： 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有两种： 其一是大股东或高管从政， 其二是政治 家进入到公司董事会。作者使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公司公布上述两种情况发生时的市场反应，发现当公司通过大股东或者高管从政建立政治关联时，公司股价会显著上升；进一步，相较于一般的国会议员，如果大股东或者高管成为国家首相， 公司股价上升的幅度会更大；且相较于高管，如果大股东通过从政建立政治关联，公司股价也会显著的大幅度上升。

附件四:参照Ding H(2018)的方法,基于上市企业的高管背景数据(见附件一),本贴整理了上市企业董事长及CEO的政治关联数据(2004-2019面板数据,stata版,见附件四).

政治关联研究整理

1. 政治关联的度量 —— 国外： Fisman (2001)最早提出了政治关联这一概念。 （1） 最初的研究文献把企业与政府首脑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视为企业的政治关联 ,此种 “紧密关系 ”指公司的大股东或高管是政府官员或议会议员的朋友,与该国的政治家 或者和某一政治团体有关联。但是此定义比较模糊，且信息比较隐蔽，不易收集和 整理进行学术研究。

（2） 政治献金。由于国外的政治制度使企业可以在政治竞选中对候选人进行政治捐赠， 因而早期的研究者如 Roberts (1990)将对 国会议员竞选时提供了政治献金的公司 视 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这种方法后来被 Classens 等(2008)研究沿用。但是其缺陷是 政治捐赠可能代表的是企业的一种政治偏好而非政治影响(Goldman et al.,2006) 。

（3） Agarwal andKnoeber(2001) 采用考察 外部董事曾经担任美国大法官、 国会议员和美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国防部等官员来定义政治关联。

（4） JohnsonandMitton (2003 )考察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马来西亚的情况 ,他们认为在马来 西亚存在两种政治偏袒现象,一种就是出于种族的考虑,政府对于马来族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另一种则是对于企业与官员关系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他们的文章中将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与政府官员特别是关键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5）Betrand 等(2004)认为在法国只要公司的 CEO 是从精英学校毕业出来 ,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服务过或者现任高官 ,则认为该企业是政治关联的。

 ——国内：（1） Bushmaii等(2003)、Adhikari 等(2006)则从股权的角度加以考察 ,他将企业中国有持股比例视为公司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

（2） Fan 等（2007）将政治关联定义为首席执行官为现任或曾任政府官员 ,其中政府的范围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包括了军队；

（3） 陈冬华(2003)通过计算具有政府部门任职背景的董事比例的方式 ,来测算政治关联程度；

（4） 杜兴强等（ 2009）则进一步提出，政治关联应该进一步分为官员性和代表委员型 , 二者的身份和动机有着较大差异，对公司所起到的影响也不同。

2. 什么环境下公司更加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

——文献： （1）Boubakri, Cosset, and Saffar (2006）以 27 个发展中国家和 14 个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数据的样本，研究发现：外资所占的比例越高、公司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司法独立性越高，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低； 而公司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越官僚，公司出现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高。他们用开设新企业需要的手续数量来表示官僚程度，这种手续越多，表明进入的壁垒越严重，已有的企业通过政府来达到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的程度越大，从而政治关联越普遍。而且，这些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具有很多普遍的特征：这些企业规模较大，财务杠杆较高，通常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和管制行业。

（2）Faccio（2006）（见第一部分）

（3）针对中国市场， Chen, Li, and Su (2005 ）和 Li, Meng, and Zhang (2006 ）研究发现，在信用市场越落后、政府的管制越多、 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 企业越可能建立政治关联。

 ——总结：（1）管制环境。一方面，Helland and Sykuta(2004)发现,政府加强对天然气政策的管制会导 致天然气类的公司增加具有政治联系的董事。另一方面,限制或禁止政治人物参与商业活动程度越高,管制环境越严格,政治关联就越少 (Faccio,2006)。

（2）信息披露。政府官员的个人财产需要披露或新闻自由程度越高,信息透明度就越高。信 息透明度的提高对政治关联的建立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它增加了政治关联官员腐败行为 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因而不利于政治关联的建立,但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也使企业的政治关联很容易被发现,因而政治关联越普遍。 Faccio(2006) 的研究支持了第二种观点。

（3）腐败程度。作为应对政治关联企业的一种措施，非关联企业更需要贿赂政府官员以保证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腐败程度越高,政治关联现象越普遍。但是两者的关系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可能是替代关系,也可能是互补关系,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领导人可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得利益,并不一定需要自身成为政府官员,两者可能呈负相关关系。 Faccio(2006)的研究证明了两种存在互补关系。

（4）司法体系效率。司法体系效率较高的地区 ,政府管制的信息透明度也较高 ,对法律的执行也越一致,且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越严格 ,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和可能性降低。 Boubakri et al. (2008) 的研究发现，在司法独立性越差的地区，政治关联现象越普遍。

（5）开放程度。一国或地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越宽松 ,则该国的开放程度越高。资本管制较严格的国家,本国的资本流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相隔离 ,从而使政治关联企业能更便利地从银行 获得资本。所以开放程度越低的地区 ,企业政治关联越普遍 (Johnson&Mitton,2003)。

（6）企业所处地理位置。政治人物一般集中于大城市 ,如果企业处于主要大城市 ,则企业更容易建立政治关联 (Boubakri et al.,2008)。

（7）公司特征。大型企业领导人,其政治关联的现象更加普遍 (Agrawal&Knoeber,2001)。企业的负债比例越高 ,为避免企业面临的破产和违约风险 ,越有动机建立政治关联;外资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其监督管理层的能力越强,并且企业高管主要关注公司利润目标而非社会目标, 他们越不愿意去接受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 ,因而建立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越低;在一些受政府管制的行业中,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更为普遍 (Boubakri et al.,2008)。

3. 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1）融资活动。大量研究发现 ,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融资便利。 Johnson和 Mitton (2003) 通过考察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资本控制的状况,得出了在资本控制条件下与总理马哈蒂 尔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易于获取贷款支持的结论。 同样的， 在巴基斯坦，Khwaja and Mian (2005)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获得的贷款数量是非政治关联公司的两倍，而政治关联公司 违约的概率比非政治关联公司高出 50％。进一步， Claessens, Feijen, and Laeven(2007)研究发现，政治捐献能够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且政治关联导致银行将资金贷给没有效率的企业，从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这种不合理关系贷款导致两届选举期间整个国家 GDP 至少 0.2%的损失。在我国政府及其实质控制下的国有大银行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格局 下,政治关联同样能够带来融资上的便利性，Li 等(2008)、罗党论等 (2008)、余明桂和潘红波 (2008)发现民企的政治关联有效的减少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在金融条件越糟糕的地区 ,这 种现象越明显。王雄元和全抬(2011)区分了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在对帮助 被民营化的国企融资上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所以，在缺乏正式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对民营企业 的产权提供有效保护时，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不足的一种替代机制，避免或减少企业的产权受到政府官员的随意侵害，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进而减少银行贷款给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从而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

（2）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企业交的税更少 (DeSoto,1989)；在企业出现财务困境时，政治关联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救助 (government bailouts） (Faccio, Masulis, and McConnell, 2007)。特别的， Faccio, Masulis, and McConnell (2007 ）分析了1997年到 2002 年间，来自于 35 个国家的 450 家政治关联公司接受政府救助的情况，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公司比非政治关联公司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救助； 当公司所在国的政府得 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时， 政治关联公司更容易得到政府救助； 在接 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公司中， 政治关联公司不仅在接受政府救助的当年比非政治关联公司的财 务绩效差，而且在接受政府救助的后两年中也比非政治关联公司的财务绩效差。

（3）投资。张敏等 (2011)发现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长期银行贷款 ,同时发现在 资金到手后政治关联企业更易于进行过度投资。但政治关联对投资可能存在积极影响 ,陈运 森和朱松 (2009)就发现政治关联能够降低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协调成本 ,进而提高投资效率。

 （4）盈余信息质量。 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非关联企业相比 ,政治 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明显较差。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具有强烈动机去隐匿、 转移企业的资源用于政治目的 ,从而导致受政府控制的政治关联企业 ,其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 (Guedhami et al.,2008)。同样的， Chanley 等(2007)、黎文靖等 (2010)以及杜兴强等（ 2007） 也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表现出较低的盈余信息质量。

（5）其他。还有一些研究从股利政策和慈善捐赠等角度展开。如李伟 (2010)研究了董事会 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 ,他区分了直接政治关联和间接政治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前 者能够提升企业现金分红的概率而后者的作用不明显；贾明和张龍 (2010)、梁建等 (2010) 则 发现政治关联对民企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

 4. 政治关联与业绩的关系 （1）扶持之手：正向关系。政治关联有助于帮助企业获得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 ,从而在资源 分配和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 ,当政治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构建和维持政治关 联所需要的成本时 ,总体上政治关联对企业表现为正面影响。 Robert (1990) 的研究开创了定量 研究政治关联的先河。 他将政治关联设定为参议员选举期间进行政治献金的公司。 他发现美 国某参议员突然死亡后 ,其继任者的政治关联公司短期内收益急剧上升 ,由此他认为政治关联 对于继任者的关联公司价值有着正面影响。 Fisman (2001) 发现当印尼长期主导政坛的苏哈托 健康出现问题时 ,与苏哈托家族往来密切的上市企业价值迅速缩水 ,这从反面印证了与苏哈托 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价值存在的好处。 此后大量研究证实了政治关联能够对企业价值或经营 绩效产生正面影响。(Johnsona和 Mitton,2003 ；罗党论和刘晓龙 ,2009；等 )。

（2）掠夺之手 —— 负向关系。

Faccio (2002) 的早期研究中指出政治关联企业中高管可能进 行严重的寻租活动 ,这会抵消政治关联可能带来的优势 ,他的结论是政治关联企业的公司价值 不如无政治关联企业。 Fan 等(2007)的研究发现首席执行官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在上市数年 后的多方面的市场表现不如无政治关联企业 ,他们的研究显示政治关联的负面作用更为突出。 Boubakri 等(2008)认为政府官员通过政治关联的方式攫取了公司的实质控制权并掏空了公司 , 研究样本中的政治关联公司的会计.业绩普遍不如非政治关联公司。 邓建平和曾勇 (2009)发现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和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 ,则企业经营效率越差。余明桂和回雅甫 (2010)认为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更多的是为了俘获政府官员 ,政治关联虽然能够给企 业带来更多的补贴收入 ,但是企业绩效却更为糟糕。

参考文献

Knight D，Pearce C L，Smith K G，et al．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Group Process，and Strategic Consensu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 ( 5) : 445－465．

Demerjian P, Lev B, McVay S. Quantifying managerial ability: A new measure and validity tests[J]. Management science, 2012, 58(7): 1229-1248.

Wei, Liqun, Chung-ming Lau, Michael N. Young, Zhihui Wang. The Impact of 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y on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J]. As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05,4(3):227-250

Ding H ,  Fan H ,  Lin S . Connect to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