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引入思想比引入方法更重要

    马克思早年曾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出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句话体现了现代主义的以人为本、强调人 的能动性的特点，但这句话也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作为了一组矛盾对立的行为。我觉得对于“哲学家”这个主体来讲，这两者不但不对立，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改变世界”这四个字可以从两种角度理解。一种是指亲身实践参与社会工作，但哲学家──这里的哲学虽然应该做广义理解──毕竟不是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因 而极少有人会直接领导经济、政治活动或社会运动。另一种是指进行规范研究，告诉人们世界（主要是指社会而不是自然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甚至根据现状得 出一套具体实施方案。哲学家们大多都会自然而然的得出一些规范性的结论，但具体如何落实，其主要责任不在哲学家头上，而更多在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 家和法学家等的头上。

    哲学家的工作无非就是思考并提出新的理论或改造完善现有理论，并将其结果公之于众。前者就是解释世界的活动，而后者实际上就是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解释社会 现状及其原因，而寄希望于直接提出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理论，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哲学家所给出的实证性或规范性的结论实际上代表了新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而具体的实施方案实际上是方法论，直接参与社会工作则是对方法论的细化和落实。由此可见哲学家的解释世界（提出新观念）的工作绝不比改变世界（即提 出和落实相应的方法论）的工作次要。

    实际上每个著名的思想家，不论其是否致力于改变世界，都为改变世界起了重要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宣传新思想，增加支持者，使的新的更进步的思想像鼓掌──从一小撮人开始直到带动整个会场──一样传播开来，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改变世界的活动。

    只有相应的观念足够普及，相应的理念基本深入人心，好的方法论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宣扬新思想应该是任何应用这种思想为的方法论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比如大多 数国人都分不清“民主”与“共和”这两个词的差异。本质上说，民主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价值观。而共和是一种国家体制，是对三权分立之类的政治体制的应用且 需要对应的社会制度支持，所以共和是一系列方法论。许多中国人（政界、学人士，甚至普通百姓）一方面希望引入国外好的方法（比如更民主的选举制度，更自由 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忽略或故意忽视了对这些方法论背后的观念的研究、分析、理解和宣传（至少力度不足）。因此这些缺乏思想基础的制度在中国很容 易就会走了味儿，要么唱得荒腔走板，要么旧酒瓶帖个新标签，挂羊头照旧卖狗肉。

     不得不承认有些舶来的观念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容，很难让大多数国民接受，那么需要对之进行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修正，或者连同相应的方法一起舍弃。但是， 对这些观念的研究和宣传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这儿，而在于功利主义和拿来主义，当然也在于新思想被接受和认可的难度──摇滚歌手所在的舞台之下如果是一群只 对古典乐感兴趣，完全无法接受摇滚乐的观众，那么即便有几个人鼓掌了，也带动不了全场。我并不反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行渐进式改革，并在容易的地方先推 进。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所参考的方法或工具背后的支持性理念进行宣传，以深入民心。然后改革才会容易深入，而不是到了困难一些的地方就卡住。

    例如，当代中国的自上而下经济改革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包括对应的经济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等）的普遍支持，法治和民主就很难真正贯彻。可以说，社会主 义和市场经济的真正含义和观念都未能深入人心，大部分人（包括大部分级别稍低些的政府官员和关联机构的负责人）看到的只有名词本身，根本不理解背后的思 想，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带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倾向是不足为奇的。

    整天进行等级分明的专制式教育，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理解民主的下一代？所能得到的只有听话的奴才、表面上接受现状的犬儒主义者，以及玩世不恭的愤青（或者说 现代意义上的犬儒主义者）组成的大杂烩。这是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所普遍面临的问题，被主要的西方国家普遍承认的“民主”国家──日本和韩国──也不例 外。这又是一例。

    有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想法，有可借鉴的经验和范例，而不知到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必然会越走越崎岖。就我所见，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想真正的 做到国务院提了多少年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除了要做激励制度的调整，政府结构本身的调整等等之外，更要做思想意识上的改变。否则任何的改革即便不是 徒劳无功，流于形式，也是事半功倍外，无法彻底。

    让人接受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何其困难，以“破四旧，立四新”那种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采用的直截了当却过于粗暴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绝对是个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精细活。当然，这些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