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形势

先来看看就业的形势吧！ 以下几篇文章只是九牛一毛，大家镇定啊！（摘自新浪新闻中心）

形势一（800元）：

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们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 ／ 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 ／ 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 ／ 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这一涌流与大学扩招直接相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成倍增长，逾212万。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各增长到330万与413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显然无法吸纳成倍上涨的毕业生。于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纪初，一股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潮”开始形成，大规模地涌向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一个城市的吸纳力是不可能极速膨胀的。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形势二：“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形势三：“面霸”、“考霸”传奇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动的“新盲流”，还涌现出富有传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这样坚忍的同学，在7月来临前总能找到“婆家”。

　　3月底，广东海洋大学国贸专业的应届本科生吴锦方终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 ／ 月的营销工作，脱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一句行话，是指乐此不疲参加面试的人；“面霸”再被拒绝无数次而坚忍不拔的，就成了“拒无霸”。

　　为了在广州找到一份工作，吴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内在网上投了近1000份简历，“连吃饭时都按着键盘投几下”。他得到过30多个面试机会，他赶了20多个，“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就是部面试机器，从早到晚都排满了面试”。他对薪水的预期也随次递减，从1800元降到1500元，再降到1000元。“如果连每月1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那我只有离开广州了。”他告诉记者。幸好，他最终找到了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的王胜德，被同学戏称为“考霸”。从去年12月25日起，他去过十几个城市考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检察院、法院、北京、上海、大连、福州、广州、深圳……”

　　为了考公务员，他已经花了5000多元，这3个多月中有2 ／ 3时间在路上、在东莞至广州的火车上，他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资料，再站回来。“在东莞，没地方住，我就和同学的哥哥一起挤在民工棚里，蚊子乱飞，屋子很暗。”“考霸”向记者历数奋斗史，还调侃了一下非“考霸”：“有个同学每次考总是离录取差一名。到最后考上了，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3月31日晚11时，他最后对记者说，明天自己还要踏上去天津考公务员的路。

　　这位“考霸”其实是站立在一个庞大的数字前。据教育部门公布，2006年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为127.5万。其中通过招考部门资格审核的公务员考生约为50万人，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约为43∶1，超过了2005年37∶1的平均报考比例。即400多万毕业生中，只有3%的人能实现这个愿望。

　　报告公务员因为这种激烈竞争而在各大高校里“白热化”起来。

　　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传奇人物。

　　该学院的女研究生小罗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热，是因为一个毕业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像公务员那么稳定、体面、高薪的工作。现在工作实在太难找了，只要是个机会我们都想试。”

　　面对“面霸”和“考霸”的不易，一些毕业生自然要利用身份资源、亲友资源和权力资源。北京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李亮告诉记者，班上的北京本地同学找工作比他们容易，“10个北京人中就得有8个可以找到门路。”而武大法学院的一个男生，他姐姐在中石化工作，他就托姐姐的关系，最后也签到了那里。而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在找工作中有着微妙的群体分化现象。农村学生、贫困学生没有家庭背景，只能不断积极地找工作机会。

　　与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一同做相关研究的文东茅教授发现，“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额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他们的研究表明，与2003年相比，毕业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知识、学历和自身能力仍是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需要警惕这种不公平现象。”文东茅告诉记者。

实际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不想和大家去争论什么，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良心上说最惨的还没有写出来呢！中国大学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新浪上也有一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部分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 提高教育质量是根本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06日10:00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就业不难路在何方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沈 颖 　　□实习生 潘晓凌 　　今年2月，记者在广东汕头采访时发现，峡山镇的织带厂奇缺熟练技工和高级技工，老板开出的价码常在3000元／月-10000/月之间。当地工人介绍，把自己训练成一个高级技工一般需三五年，小学文化都可做到。技工奇缺和身价的走高，已成为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共同现象。 　　但也在该月，广东的招聘会被省内外应届毕业生挤爆。尤其是2月5日这天，雨大风冷，招聘会现场依然人山人海。为了给用人单位递一份简历，不少学生排着长队，衣衫尽湿。许多本科生已把身价降到了1000元 ／ 月。 　　结构性就业难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让很多人惊讶地认清了大学生和民工的“差距”。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如实地反映了扩招带来的短期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市场用月薪这枚小小的砝码，称量着天之骄子们的自我估价。 　　“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企业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评价普遍不太高，他们觉得这些应届生们要求多，但不能吃苦，缺乏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所以很多企业就更青睐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学生则抱怨企业开的薪水低，要求苛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盲目地去考证，以增加择业的砝码。” 在走访了不少企业和学生后，中山大学高教所张明强教授这样总结两者之间的分歧。 　　“2005年私营企业比前两年增加了450万个就业就会，而教育、科技、国家机关增加的岗位比较少。教育行业新增岗位24万个，金融业新增2.7万个，而科技领域只招了3000人，电、水、煤这些行业就更少了。”岳昌君说，“大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恰恰吸纳能力小。” 　　岳昌君将其称为“供求结构矛盾”。国家发改委则称之为“结构性就业难题”。实际上，这种“结构性就业难题”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也体现在不同地域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就是这种地域差的表征。 　　据报道，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研究如何养牛、养猪，可很多毕业生为了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干脆转行，“很多毕业生宁愿在北京卖饲料当推销员，也不愿意到基层去”。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研究的是如何让果树产量更高、花卉生长更好。“可很多同学去推销园艺产品，在办公室做文秘。”该学院学生桓靖学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刘君给这种现象起名为“职业歧视”。 　　“当‘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时，人们的就业心态就会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一是造成了大学生普遍薪资期望过高，从而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造成了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人才的过剩，因为大家都希望留在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只希望学金融、会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所以市场上也才会出现年薪数十万求一焊工或钳工而不得的现象。”他说。 　　全力打造中国职业教育 　　目前中国还处在第一次工业化期间，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此对应，初等的人才，熟练工人占主要地位，中间层次还是相对少，高端人才需要更少。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姜大源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只有当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时，这个人才结构才会变成一个橄榄型，就是金字塔的底部开始萎缩，中间的层次，中等职业教育人才、中等的管理人才开始增多。在世界上，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工业化又实现知识经济的国家，如欧美国家，就呈现出这种橄榄型的结构。 　　所以，受经济结构所限，中国不可能跨越金字塔阶段。但1990年代后期到2005年，由于高校的扩招，职业教育的比例从原来的58%滑到38%。不少职业学校招不到学生而萎缩。姜大源认为，这个38%会延缓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目前出现的技工荒，就是人才结构和经济结构没有相协调的例子。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凯则从培训模式的角度观察认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是“两张皮”，人才的知识结构、层次与用人单位不吻合。 　　姜大源也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该占半壁江山以上才对，绝对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不能总拿清华、北大来比照，过度强调高学历，“我们现在老培养金字塔的塔尖，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据他介绍，德国是职业教育帝国，70%的初中毕业生在16到19岁接受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学生不到30%。德国崇尚职业技术教育，根本不会有歧视现象。“德国制造”之所以厉害，就得益于职业教育。 　　姜大源认为，在职业技术学校中只背书肯定是过不了，绝对不能够黑板上种田、教室里开机器。职业教育必须跟技能、跟机器、跟设备打交道，否则就拿不到职业资格证书。所以国务院决定在未来5年之内，拿出100亿元做两件事，一个是对贫困家庭的资助，一个是实训基地的建设，在全国做2000个示范基地。 　　在这方面，颇受深圳市政府扶持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可作一分析样本。据该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凯介绍，学校共建有309个校外实训基地，如金融专业有个模拟银行，物流专业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并非物流原理，而是直接告诉你怎么跟单、怎么报关，学生毕业后，便可直接上手。 　　由于职业教育和市场脉动紧密相关，姜大源认为，政府除了投入、除了法律框架，更应该是信息的引导。政府要建立职业预警系统，需求驱动，哪些职业可能消失，哪些职业可能产生。这种职业资格的早期辨识，在德国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来做。中国地太大做不了，但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行业可以做。 　　在职业预警方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在尝试。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就业服务”及“用人单位跟踪调查”资料，都是各专业负责人走访企业时搜集到的回馈与意见。他们把目标瞄准在深圳的制造业人才及服务人才的大量需求上。李凯介绍，一些热门专业，如汽车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学生还没毕业，企业就打电话来叫“帮忙留几个好的”。反之，如果专业设置不再适应市场需求，就要被“砍”掉。比如，1998年建立的路桥专业在2003年因市场需求小而被取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在近年始终保持着95%以上的初次就业率。 　　归根到底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确实有问题。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结构完全不一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校培养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市场又不需要。”岳昌君说。 　　市场需要怎样的劳动力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一样，都在争夺同样的位置。他认为，一些高校必须转向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的领域，才会有 竞争力。 　　事实上，高等教育即使规模扩张迅速，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数仍然只占我国总人口的5%、劳动力人口的10%。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相比于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也有不如。 　　“所以不要造成‘大学生过剩’的误解。”杨东平说。在他看来，扩招真正带来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紧张导致的学生人均培养费用减少。 　　据杨东平调查，某省省属高校，学生人均投入从六七千元下降到了2000元，“这和高中生差不多。” 　　而调查也显示：57.8%的硕士生导师和51.1%博士生导师认为目前研究生质量出现了下降，约有52.7%的研究生院(部、处)负责人认为近5年硕士生质量下降。 　　“多数西方国家，研究生学位有学术型与专业型之分，前者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性、理论性研究的学术人才，后者则偏重于职业能力的训练，培养的是工程师、临床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才。”他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目标是1981年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现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该实事求是地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将多数学位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 　　“学生们没学到什么东西，就业当然困难。” 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姜大源对本报记者说，“考试之前背一背，最后拿个成绩，这种惰性知识有用吗？” 　　“这些都是历史性的问题。”广州市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希宏对记者说，“高校在招生及教学环节上采用的是计划模式，而到了人才输出时，却遵循市场经济模式，完全由毕业生自主择业就业。两者冲撞，引发矛盾，其结果就是就业难。”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个提法在先前所有的文件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杨东平说，“这句话意味深长。” 　　而要从根本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杨东平认为应对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如果高等学校还没有确立一种学术本位的管理，还是严重的官本位和计划学术，又想要参加国际竞争，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 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做了，教育体制改革仍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我认为已经到了启动的时候了。”杨东平说。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大学教育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教育，不能单用就业率衡量。从这一角度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是提高中国人的人生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的人生质量。　　(本报记者郭力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