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集型工业体系步履蹒跚

技术密集型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 ）又称知识密集型产业，介于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之间的一种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属于高技术产业部门。其特点是单位劳动力占用资金比劳动密集型产业多，比资金密集型产业少。在生产结构中，技术知识所占比重大，科研费用高，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价值高，增长速度快。包括电子计算机工业、机器人工业、航天工业、生物技术工业、新材料工业等。

技术密集型产业，设备、生产工艺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资源消耗低；科技人员在职工中所占比重较大，劳动生产率高；产品技术性能复杂，更新换代迅速。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迅速发展。

在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飞机和宇宙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精密机床、数控机床、防止污染设施制造、高级医疗器械，均属该产业。

市场机制是以小农经济为实践的理论

      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同时理论也有时有她本身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也不例外。“看不见的手”基本是以农业社会及典型庄园私有经济特征的工场手工业或处于自由竞争的工业生产社会初期为实践的经济理论，它的前提是分散的、独立的、力量均势的买家和分散的、独立的、力量均势的卖家，买卖双方完全用市场价格自发地、平等地进行商品交换的行为。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并不真正理解现实的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运行规律，梦想“以市场换技术”，并把“看不见的手”奉为上帝，把市场经济与产权明晰当宝贝，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就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而进步发展成发达国家的例子。现实中的全球经济、国家经济、地区经济中都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前提相差甚远，综观经济现实，现在正处于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也总是被处于垄断地位的大资本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不能用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眼光分析，而应当用现代工业社会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在农业经济时代，个人是生产的主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而现代工业经济以普遍使用先进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生产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是由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达到人力远远不及的生产效率。人在生产中只是设计和操作机器。整个现代工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的，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方能运转。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重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限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大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行业，统一的大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范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机器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

      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构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搞钢铁。     

落后的根源是缺乏完整的大工业体系

      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不能像重工业一样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或质量，除非同比例地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也一样，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最好找一个好的师傅，引导自己成为一个熟练工人。但农业与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是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是不具有持续性的，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

     与此相比较，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和技术可以在一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两世纪里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像的。

      进入近代以来，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关键材料和部件，也进入机器大生产。引进外国成熟的设备工艺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能力，但由于资源和劳动力相对过剩，价格低廉，且资源开采和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强度的提高存在上限，因此不具备重工业技术指数增殖的特征。依靠引进外国重工业技术来发展经济基本呈现追赶的趋势。

      是否拥有完整全面的材料、化工、机械、电子、航空航天等基干产业，是区别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根本标志。拥有完整全面的基干产业就是发达国家，可以设计制造几乎一切现代化的产品。拥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也可能暂时会贫穷，也可能若干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平低，但只要全面完整，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就可以实现生物般的指数增殖和进化，在短时间内成为富裕国家。

西方不允许落后国家建立大工业体系

      国家要长久的发展之策决非是采取“看不见的手”战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还在延续农业时间的思考方式，普通百姓也没有认识到工业时代的财富是怎么来的，总觉得中国地大物博，顺其自然就一定有好的结果。这种社会自发产生的经济规律自然注重刺激个人积极性和维护私有产权，但个人积极性只在农业社会才有效，农夫可以早出晚归，多种几亩地。但是在工业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在国家大工业体系面前是渺小的，无论如何也干不过生产的自动机器----国家的大工业体系。今天我们中国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大工业体系腿软。尽管经济学家们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了中国的优势，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工业如何获得核心竞争力（技术）的问题，而企业忙于组装和加工，追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就更加艰难。中国企业的真实状况是，上不能突破----开发不出先进技术，外国的投资者也不转让；下面临断裂----大量劳动力不能向工业化人口迅速转化，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此外，还要面临其他人口大国的竞争，“比较优势”正受到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低。  

      从工业革命至今的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现在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依靠建立大工业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英美发展初期比较轻松，重化学工业来自私人资本，但英美大工业体系也不是市场经济，一样要靠政府的巨额军费和政府采购来支持。在他们的背后还有大量的国立科研教育机构，以及许多私有但不是私营的基金会作为经济后盾。现在的落后国家中也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工业体系而长期处于依附的地位、落后的行列。其中很多国家都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经济非但不会建设大工业体系，还会严重损害现有的大工业体系。其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工业体系的建设，是和普遍的经济规律不相容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世界大同的话，整个世界只需要一套大工业体系就够了，多了就是浪费。当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独立于西方体制以外建立大工业体系时，如果奉行自由竞争原则，自己未成熟的大工业体系肯定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下破产，世界重归于只存在一个大工业体系的状态。

      问题是，虽然在理论上世界只需要一个大工业体系，但西方大资本不会允许落后国家白白分享现代科技带来的利益，除非落后国家用资源和人力来交换。由于这个世界上人力资源相对大工业体系是过剩的，争相降价竞争的落后国家换不到多少外汇，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去买先进工业品，这种相对生产过剩反过来又抵制了发达国家扩大大工业体系的愿望。世界经济就是在这个死结中分化为两个世界：拥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发达国家，没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只能是依附型经济和落后的国家。从依附性国家到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而是要么安于现状，要么私冒风险，克服困难跨越工业化壁垒，没有第三条道路。

建立完整的大工业体系才是出路

      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中限制了落后国家的活动范围，落后国家参与已经存在但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正是大工业体系的特性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阻止了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试图在西方大工业体系已经占绝对地位的情况下，单靠贸易和国内企业自行发展获得工业化资源和技术，结果就会落入低水平发展的陷阱。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大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人才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如果国家政权能够有效阻断其他大工业体系的干涉，在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后发国家要借助西方已经崛起的历史可借鉴，抓住经济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更快的提高本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这也是在现存的西方大工业体系被资本主义所垄断和限制，进而无法充分扩大为全体人类服务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的落后国家的无奈而必然的选择。

      一个理想的大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展，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产品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努力发展缩小与先进对手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体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强加的。

西方经济学已成为阻止落后国家走向富强十分巧妙的理论工具

      我认为，“看不见的手”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平衡迅速消失，而在于西方经济学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西方经济学是工业革命以前一种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也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会出现这样的理论，这是与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和汉朝以后尤其宋朝、清朝中国社会史实一致的。而大部分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看不见的手”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实际上“看不见的手”这只黑手正是发达国家利益的具有贪婪本性的大资本及大资本的决定力量。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间的经济思想。在西方为中心的经济格局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高密集型工业体系来源

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在产品技术、工艺技术、生产组织形式或营销方式等方面领先于多数国家的同类产业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就称这个产业具有发展优势。尽管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多种多样，但如果进行梳理归纳，可以认为产业发展优势不外乎三个来源：一是由国家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由产业内企业自身发展起来的竞争优势，三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部门支持体系。

这就表明，产业发展优势的来源是多重的，任何单一源泉的解释都难免失之片面。但也要看到，对于每一个具体产业而言，这些来源对产业发展优势的贡献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尤其是国家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化工产业就是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特别持久的产业，迄今为止产业50强公司中几乎全部都是在“二战”之前建立的，作为产业领先企业的几家公司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同样地，制药产业的领先企业也都有长达75年以上的历史，并且大部分时期都在主导着这个产业。就这两个产业看，尽管其发展优势也得益于国家比较优势和部门支持体系的作用，但无疑主要来源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在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产业观察到的现象是这些产业的领先企业经常变换，但有趣的是，变换前后的所有领先企业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对于这些领先企业不断改变但却主要限于一国之内的产业，其发展优势当然应该主要从国家比较优势中寻找。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倾向于把一国的比较优势与其要素禀赋结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要通过投入要素的国内供给差异来表现。在这个框架下，与其他投入要素相比，技术要素无疑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最为显著。进一步看，技术的供给状况又主要受到高层次熟练劳动力多寡的影响。因为不论是技术诀窍的掌握，还是对使用和改进技术的可能方式的了解等，都体开发这些技术并促成其应用的人手中。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表明，拥有一批受过大学训练的化学家和化学工程师是19世纪后期德国化工产业兴起的决定因素，英国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对英国制药企业的进入和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在计算机、制药和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优势也主要取决于其国内丰富的高级专门人才。除此之外，资本要素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只有资本丰裕的国家才有条件从事高水平的产业R&D投资。

但是应该指出，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仅仅限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范畴是不完全的，这只是从投入的角度看问题，还有必要考虑市场需求方面的比较优势条件。事实上，国内需求规模和需求特征因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对于产品的R&D支出等固定成本较高并且营销活动涉及规模经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一定的初始国内需求可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推动企业进入新的产业或抓住新的技术机会。在有关美国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发展优势的讨论中，不少学者都强调了美国国防部通过政府采购为生产这些当时几乎没有市场需求的尖端技术产品提供进入市场“跳板”的重要性；而在诊断仪器产业中通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商往往将各自的创新重点聚焦在本国相对突出疾病的诊断产品上。此外，不同的市场需求特征也对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刻影响，数控机床产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进入数控机床产业的美国企业都将航空工业作为主要用户，来自这些高端用户的需求使美国领先机床企业和数字控制器供应商都把技术开发的重点放在具有严格精度要求的制造活动上，其产品市场主要定位在高精度专门用途数控机床方面；而崛起于20 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日本数控机床企业最初的服务对象则是国内汽车工业，其技术开发重点是提高金属部件的批量加工效率，所以低成本的通用数控机床这一细分市场就逐渐成为日本数控机床产业的主攻方向。由于后一细分市场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前一细分市场，日本数控机床产业因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关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解释产生了多种理论观点。如资源学派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而战略性资源的例子是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品牌、贸易联系和资本等。创新学派认为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才能增加其资产禀赋的价值并生成一些难以为竞争对手所模仿的特异资产，因此，惟有创新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如何发展、保持和增强组织能力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这里不对这些各自都有一定解释力的观点作详细讨论，但强调两个因素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作用。

规模经济的实现可以使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获得空前的成本优势。一般来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有两种途径，或是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或是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

从科学原理的发现到成熟稳定的产品或工艺技术，有大量的系统性试错探索工作需要完成。企业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研发能力，就有可能在产品或工艺技术这种战略性资源的控制上领先于竞争对手。因此，在重视对企业生产能力、销售系统和管理组织投资的同时，需要对企业内部R&D设施进行协同投资。研究发现，德国化工产业领先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德国企业家较之英国企业家更注重在企业内部R&D设施方面投资。当然，企业是否愿意在收益和风险并存的R&D活动中冒险最终要由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前景决定。这样，构建能够促使新技术产品成功进入市场的商业化能力对企业尤为重要，而这种商业化能力的强弱又与企业在市场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互补资产（Complementary Assets）存量密切相关。

高密集型工业体系支持体系

除了国家特征决定的比较优势和企业内生的竞争优势外，部门支持体系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构建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概括地说，部门支持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大学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与产业技术相关的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实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对建立产业发展优势的促进作用。从化工、半导体、计算机和制药等产业的发展过程看，赢得这些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其大学的相关研究领域均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在化学研究领域、美国大学在电子科学研究领域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都具有世界最强的研究实力和水平。这些国家的大学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研究成果支持和培养大批产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熟练劳动力上。
二是由企业与大学、供应商、用户、金融中介组织或行业协会等各种机构相互作用编织而成的联系网络（Connection Network）。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就是联系网络的一种具体形式。按照一般的定义，相当数量既相互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又相互合作的企业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再加上为这些企业提供投入和设备的供应商以及各种中介组织，就形成一个产业区。产业区的主要功能如加速技术和市场信息交流、实现范围经济、深化分工程度、建立各种行业标准等，都有助于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和保持。
可以从不少拥有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国家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西雅图、旧金山、圣迭哥和波士顿等地区，19世纪后期德国的领先化工企业基本上聚集在莱茵河流域，美国的机床企业大都分布在密尔沃基市和康涅狄格州的河谷地区，德国的机床企业多数则位于本国西南部地区，等等。除产业区外，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在新技术研究开发领域的合作也是联系网络的又一种形式。这种联系网络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大学及研究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产业的需求状况并相应调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增强对新技术的了解，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更多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与产业区的特点不同，后一种形式的联系网络并不需要满足地理相邻性这个条件。例如，由大学研究人员、生物技术企业和制药公司在新药研发和商业化方面相互合作形成的联系网络大多是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延伸开来，其中不仅包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企业，而且常常涉及一些远在欧洲和日本的公司。

高密集型工业体系政策支持

长期以来，关于产业政策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积极的产业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作为一类特殊的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给整个经济带来显著的外溢效应，但由于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政府的扶持而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其发展就会相当缓慢。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开发一项商业上成功的技术，不仅需要了解这项技术在科学上是否可行，还要了解新技术的市场需求状况，以及准确地把握时机，而在这些“择优”方面，市场远胜于政府。由于双方均以各自的理论为基础，而且在经验实证方面也都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例证，因此，关于产业政策作用的讨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具体到本文的论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相对有效的?
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产业技术的形成和发展一般需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产品和工艺技术开发等三个阶段。由于基础研究阶段的风险性较大，同时其成果又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因而企业往往缺乏实力或不愿从事这样的研究。有鉴于此，公共R&D资助几乎是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采用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对多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半导体产业和制药产业。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美国政府提供的R&D资助约占全部半导体产业R&D投入的1/4，这些研究成果的扩散大大地降低了新企业进入半导体市场的成本，对半导体产业的长远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1999)。在美国的联邦研究预算中，多年来给予生命科学研究的资助均位列国防科研之后居第二位，而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分析均表明，美国政府的生命科学研究支出与美国领先制药企业的生产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Henderson　et　al.，1999)。必须指出，政府的公共R&D资助除了形成可供企业利用的基础研究成果外，还会产生其他效应。一般说来，政府的资助往往大部分投向大学，成为大学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大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和研究设施的改善又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一些与国防相关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早期发展中，政府作为最终需求者的作用十分突出。半导体、计算机和数控机床等产业的最初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采购政策的支持。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例，在美国集成电路的总销售额中，美国国防部订货所占的比例，1962年为100%，1965年和1969年也仍分别高达55%和36%(Borrus　et　al．，1983)。军方的订货为集成电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场，而且庞大的军事需求还促使大量的新厂商进入该领域，加速了集成电路向民用产品市场的渗透。另一项研究也指出，早期的计算机军事采购支付了产品开发的绝大部分成本，从这些军用产品生产中获得的一般技术知识后来都得到了广泛的商业应用(Bresnahan　and　Malerba，1999)。总体上看，美国实行政府采购政策是有成效的，既实现了政府的直接目标，其创造的早期需求又推动了美国企业沿学习曲线向下移动的进程，最终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国的成功，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实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导致两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国防预算的规模较大，更关键的是政府订货合同必须以竞争的方式获得，这对新厂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西欧国家的政府订货合同通常并不经过竞争就直接给予国内领先企业，新厂商很难涉足，因而难以发挥创新激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