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城市通勤状况研究：哪里的工作钱多离家近？

“钱多事少离家近”也许是很多人对于工作的一种美好愿景。然而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约束下，我们不得不进行取舍，以寻求当下的某种平衡。国内外学者从单一城市或城市内特征片区的视角，对不同属性群体的通勤状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在通勤方面的一些特征，与“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愿景状态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出入。本文基于百度慧眼时空大数据平台，利用用户画像和通勤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尝试对61座城市不同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分布情况进行分类比较，以探索不同城市在“钱多钱少”和“离家远近”间存在何种差异化的特征。

根据2017年第一财经周刊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选取的61座城市中包括4座一线城市、15座新一线城市、30座二线城市和12座三线及以下城市。利用百度慧眼用户收入画像数据，将用户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档。基于百度慧眼用户常驻点家和工作地数据，利用曼哈顿距离测度用户通勤距离，通勤距离划分为“小于3km”、“3-5km”、“5-10km”、“10-15km”、“15-20km”、“20-25km”和“25km以上”七档。每座城市按照上述分档进行交叉分类，得到各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分布比例。

61座城市的交叉分类结果表明，多数城市收入较高的群体通勤距离往往较长。下面一组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钱多离家相对远、钱少离家相对近”似乎成为一种“新常态”。

• 超过85%的统计城市，其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最低；

• 接近50%的统计城市，其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大于10km的比例最高；

• 超过80%的统计城市，其高收入群体或中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最长；

• 所有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其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均最高；

• 超过80%的统计城市，其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在所有群体中最小。

相关研究发现，增加20分钟的通勤时间，对乘客造成的痛苦感等于工资被砍了近五分之一。难道生活都是如此平衡收入和通勤成本的？让我们结合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分类，对各收入群体在通勤距离上的分布差异探个究竟。

“钱多离家近”是白日梦吗？

1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几乎是“白日梦”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大一线城市均呈现“钱多离家相对远、钱少离家相对近”的特征。四座城市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大于10km的比例为低收入群体的1.4-2.1倍，而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为高收入群体的1.8-2.1倍，平均通勤距离这一指标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递增。

15座新一线城市中，绝大部分城市依然遵循“钱多者离家相对远、钱少者离家相对近”的特征，中高及以上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总体超过中低及以下群体的通勤距离。然而，仅有53%的统计城市，平均通勤距离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严格递增，部分城市的各收入群体在通勤距离上开始出现一定的“错位”。例如，重庆、长沙等城市中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超过10km的比例略大于高收入群体；长沙、西安、成都、重庆等城市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超过25km的比例略大于高收入群体；长沙、西安、重庆的高收入群体平均通勤距离仅比低收入群体长；郑州、武汉、成都的中高收入群体平均通勤距离略比高收入群体长。

2 二线及以下城市也许不是“梦”

30座二线城市中，“钱多离家相对近”的特征相对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更加显著。平均通勤距离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严格递增的比重进一步缩小为40%。以石家庄、保定、徐州为代表的近半数二线城市，通勤距离总体呈现“高收入群体小于中高收入群体”的分布。保定、南宁、徐州、石家庄、哈尔滨等二线城市，通勤距离总体呈现出“高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的分布。

钱多离家相对近”的特征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相对最显著。所有被统计城市，中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10km以上的比例均超过高收入群体；超过半数的被统计城市，中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10km以上的比例均超过中高收入群体；西宁市、邯郸市、济宁市、唐山市等地区，中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3km以内的比例低于高收入群体。12座城市中，仅廊坊市的平均通勤距离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严格递增，11座城市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均小于中高收入群体，50%的城市在通勤距离上呈现出“高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的分布，拉萨、临沂、西宁、邯郸等城市内部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小于低收入群体。

职住两点一线牵，何处苦逼何处悠哉？

1 为何逃离北上广？“广深”貌似还不错

一线城市当真都是“钱多离家远，通勤穿座城”吗？百度通勤和画像数据的横向比较显示，“北上”的各收入群体上班路程更辛苦。高收入群体中通勤距离大于10km的比例，北京市、上海市超过50%，深圳、广州市不到40%。中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大于10km的比例，北京市是深圳市的1.5倍。中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大于10km的比例，北京市是深圳市的1.87倍。深圳市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高达58%，北京、上海市均不超过36%。各收入群体的平均出行距离均呈现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2 逃得了“北上广深”，逃不过漫漫上班路

曾经一段时间，“逃离北上广、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青春”这一思潮在很多一线城市白领中兴起。到“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去工作，上班通勤真的很轻松吗？百度通勤数据显示，部分城市不但在发展目标上对标一线城市，百姓的通勤状态也开始看齐甚至超过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中，成都、南京、重庆和天津的各收入群体平均通勤距离均超过“广深”，其中重庆市除了高收入群体外，其余几个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甚至高于北京。从通勤距离的分布看，重庆的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在10km以上的各档位比例均高于广州，通勤距离在5-10km、10-15km以及25km以上三个档位的比例均高于深圳，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均显著低于广州、深圳。重庆的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高于15km的各档位比例仅略低于北京，5-10km、10-15km两个档位的比例均高于北京，而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显著低于北京。

30座二线城市中，超过一半城市的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均超过“广深”，其中保定、石家庄、泉州、南通等四座城市的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甚至超过上海。超过60%的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超过“广深”，其中以保定、南通、泉州、潍坊、徐州、石家庄为代表的六座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比上海还长。二线城市中仅40%的城市，中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超过“广深”，而没有一座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超过上海。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仅南通和大连两座城市的平均通勤距离略超过深圳，其余二线城市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比深圳还小。

将30座二线城市的各收入群体按平均通勤距离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南通的高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所有二线城市中上班相对最辛苦，保定的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所有二线城市中通勤距离相对最远。通勤距离分布数据显示，尽管南通高收入群体中通勤距离小于15km的比例显著高于深圳，但其通勤距离大于25km的比例也略高于深圳；南通中高收入群体中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比广州低近3.4个百分点，通勤距离超过25km的比例比广州低高3.1个百分点。保定的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通勤距离方面表现出相对近似的分布特征，尽管通勤距离在10-25km的比例显著小于上海，但3-10km的比例和超过25km的比例均显著高于上海，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平均通勤距离分别比上海高出近1.3km和0.8km。

12座三线及以下城市中，10座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超过“广深”；唐山、沧州、邯郸、临沂、济宁等五座三线城市，其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分别超过上海至少0.3km和1.5km，其中唐山和邯郸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甚至超过北京。以唐山为例，除低收入群体外，其余各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分布大致相似。横向比较不难发现，唐山市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小于3km的比例分别比上海低3.3和4.7个百分点，而25km以上的比例分别比上海高2.7和3.5个百分点。唐山市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平均通勤距离相对较高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其通勤距离在25km以上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2.4%和11.2%，比深圳相应收入群体分别高4.3%和1.3%。

3 “性价比高”的选择在哪里？

新一线城市中，东莞市、苏州市和无锡市的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相对较短。其中，东莞市的两大群体在通勤距离分布上和深圳市非常接近，平均通勤距离也相对最短。无锡市、东莞市的中高收入群体在新一线城市中通勤距离相对较短，平均通勤距离分别比深圳市的中高收入群体还短400米和300米。15座新一线城市中，10座城市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比深圳市的高收入群体还短。长沙、无锡、东莞、西安、沈阳、郑州、武汉等接近一半的城市，其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不足10km。

总体上，高收入群体在二线城市中上班比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相对轻松。超过93%的二线城市，其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小于深圳（一线城市中平均通勤距离最小的城市）；超过53.3%的二线城市，其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小于长沙（新一线城市中平均通勤距离最小的城市）。按照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对所有被统计的二线城市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太原市、中山市、乌鲁木齐市、南宁市和南昌市排名前五，平均通勤距离均不到8km。排名第一的太原市，其高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小于10km的比例超过77%，而通勤距离超过15km的比例不足9%。

二线城市中的中山市，中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均最小，分别为6.87km、5.53km和4.79km，比东莞市（新一线城市中平均通勤距离相对较小的城市）相应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分别少1.33km、1.23km和1.33km。在通勤距离分布上，中山市三个收入群体通勤距离小于10km的比例比东莞市高3.8-5个百分点，而通勤距离大于25km的比例比东莞市低3-3.6个百分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通勤距离较短的二线城市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以中山市、佛山市、台州市、嘉兴市、温州市、厦门市和绍兴市为主要代表。

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中上班也相对轻松。12座三线及以下城市中，仅6座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高于“广深”，仅唐山、济宁、沧州等3座城市的中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高于上海，仅唐山、邯郸、沧州等三座城市的高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高于深圳。

海口市在三线城市中，各收入群体的平均通勤距离均相对最短。通勤距离在3km以内的比例，高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分别为32.9%、36.6%、40.1%和42.8%。四大群体通勤距离在10km以内的比例均超过80%，其中低收入群体的该项指标超过85%。而通勤距离在25km以上的比例，四大群体均不超过3.4%。

几点总结

本次通过对选取的61座城市按常住人口的收入水平和通勤距离进行交叉分类和比较，发现“钱多钱少”和“离家远近”间的关联特征在不同城市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笼统地概括为“钱多离家近或离家远”。总体上，“钱多离家相对远，钱少离家相对近”的特点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相对显著，而在二线及以下城市中，“钱多离家相对近”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对同一收入群体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发现，通勤距离也许可以成为不同城市竞争力的一张“名片“。“北上”的各收入群体比“广深”上班路途更辛苦，新一线城市中的重庆市、二线城市中的保定市和南通市、三线及以下城市中的唐山市、沧州市等部分收入群体的通勤路程相对较远，新一线城市中的东莞市和无锡市、二线城市中以中山市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中的海口市等部分收入群体的上班路途幸福指数较高。总体上，高收入群体在二线及以下城市中上班比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相对轻松。

期待不同城市在区域开发模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配套、多样性住宅类型的配套、职住空间结构等方面不断改进，充分考虑不同收入者对不同住房类型（租房、单位房、保障型住房、商品房等）的选择、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比例、家庭结构（适龄儿童的比例、年龄结构、职业结构等）的差异，使不同城市、不同收入群体的“上班族”有朝一日不再“比谁上班路途更苦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