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13日,日本最大报纸《朝日新闻》的记者 竹林胜义 在赶往采访现场的途中突然晕倒,被送入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诊断发现 竹林胜义 的死源于 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一种脑底部或脑表面的血管破裂,导致血液流入大脑蛛网膜下腔引起的一种症状,约占急性脑卒中的 10%。
他被认为是日本记录在案的第一个过劳死的案例。
但竹林胜义的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则当时这样的事情只是个案,并不是经常发生,二则当时的日本人正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幻梦里,大家都没空停下来审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1969年,日本的GDP增速高达 12.48%,1968年是12.88%,这一年日本的GDP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67年是11.08%,而在1964年,日本刚举办了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整个日本经济在房地产、汽车、电器、钢铁等行业的拉动下疾速增长。
可惜这列充满动力的火车在80年代开始却慢了下来,其GDP增长从之前的10%,一下掉到了4.4%左右徘徊。
经济的急刹车降低了人们对未来增长的期望值,导致了私人投资的减少,以及企业失业率的上升,日本的失业率从70年代的不到2%,一下攀升到80年代的接近甚至超过3%。
数据来自 ceicdata.com
这段时间,也是日本人各种工作猝死开始频发的时间。
1984年,在一家大型休闲食品加工公司工作的大田先生因心脏病去世,去世前一周他工作了110小时,平均每天15.7小时,遭到媒体大肆报道;
1985年,22岁的护士吉田小姐在连续执勤34个小时后死于心脏病;
1986年,23岁的银行出纳员岩田小姐死于哮喘发作,她每月加班超过50个小时。
就在这几年,“过劳死”在日本开始作为一个新词,被媒体频频提及。
日本将过劳死定义为
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或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从而使患者死亡的一种社会医学现象。
政策的推进历程
1987年开始,日本厚劳省(相当于劳工部)开始每年向公众发布过劳死数据,数据显示1988到1991年三年间,每年有1万多名职工死于与工作有关的心血管疾病。
1987年10月日本颁布了《有关脑血管和心脏疾病的工伤认定标准》,第一次将 “过劳死” 纳入了工伤保险。
1988年,日本的一些律师和医生在大阪自发创建了“过劳死热线电话”,专门用来为过劳死事件的相关职场人士提供帮助,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7个城市,一开通电话就被打爆了。
该热线电话一直在运营,上图为其在日本地铁站的宣传广告牌
1989年日本国内做了一项调查,在大公司有45.8%的部门负责人和66.1%的经理认为他们会因劳累而死。
更糟糕的是,根据厚劳省的数据,日本的加班时长逐年增加,1975年为130小时,到了1990年飙升到了185小时(大公司则为245小时)。
1995年2月,日本对工伤保险制度进行了再修订,将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健康损害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
2001年12月,日本厚劳省修订了“过劳死”的认定原因,增加了日积月累的工作疲劳和工作紧张两个因素,并将判定时间拉长,从原来的1周改为症状前6个月。
在疲劳认定方面,还规定加班时间的标准为症状前1个月内加班时数达到100个小时以上,或平均每个月加班80小时以上,同时还对“过劳死”认定时综合考虑劳动者发病前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频率、工作场所环境等因素,使认定更加宽松。
厚劳省的宣传告示
这一系列调整,使当时日本“过劳死”被认定为工伤的人数比例大幅增加,从1988年的4.29%,飙升到2005年的37.97%。
2014年6月20日,对于防止“过劳死”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法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在日本参议院全票通过,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监督所有企业,并动用国家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过劳死问题。
法案列举了政府对于过劳死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调查过劳死的实际情况、国民教育和宣传、建立企业内管理员工健康的医生商谈制度等。
法案还提到了以下明确的目标:
到2020年,将每周工作 60小时或以上的员工比例降至5%以下;
到2020年,年带薪休假获取率将至少达到70%;
到2017年,企业配备心理咨询场所的比例提高到80%以上。
法案通过现场的媒体报道
随后,日本诸多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例如以学者为主组成的“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律师组织的“过劳死全国联络会议”、过劳死亲属成立的“过劳死遗族会”,一同合力解决过劳死问题。
企业的改革
近几年,日本公司在加班这个问题上变得温和许多,许多公司开始在内部推行政策,旨在减少员工加班,以下是一些案例。
证券公司Kabu.com在内部发行一种虚拟货币“大入”,假如有员工某天不加班就回家,公司将奖励10个“大入”,在附近的餐馆等地可以当做现金券使用。
位于大阪西郊一家叫做SI的IT企业,在日本首次实现对工作效率的量化评价,比如客户委托该公司帮忙创建一个网页,那么在下午3点之前完成任务的员工获得的奖金,将比下午5点才完成的员工高得多,并且3点完成的员工可以直接回家,据说该公司去年的销售业绩上涨了16%。
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正在用更早的下班时间吸引应届毕业生的加入。
打印机制造商Ricoh禁止员工在晚上8点以后工作。
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集团在2015年8月允许部分员工实行4天10小时工作制。
4天工作制企业的招聘广告
大阪一些大企业采取“准时停电”的措施来保证员工8小时工作时间。
一些公司开始设立情绪发泄室,在屋内摆放摔盘子、挤毛豆、机关枪扫射等游戏的道具供员工发泄。
微软日本在2019年8月面向2300名员工试行“上4天休3天”的工作制度,试行后发现生产率同比去年提高了39.9%,几个月前在国内还上了微博热搜。
微软日本展现新制度成果的PPT,各项指标都上升了
随处可见的心脏除颤器
根据日本消防厅的数据,在配备有AED(心脏除颤器)的公共场所,心脏猝死的存活率能从11.4%提高到45%。
在日本的各个车站,基本每走三分钟就能看见一台,而且不仅是车站,几乎人多的场合都会配置。
还有AED的地图app可以随时搜索
而国内根据央视发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和上海加起来只有不到2000台。
预防过劳死白皮书
2016年10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首部《预防过劳死等对策白皮书》,汇总了各项相关数据,并介绍了相关法律。
可以看到企业员工的年工作小时数已经从1990年的2064小时,降低到2015年的1734小时,加班小时数也从156小时,降低到132小时。
一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员工数占比从2000年的15%,降低到2015年的12%以下。
各个行业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的员工数占比,除了电气、运输、教育3个行业,其他行业都有所降低。
配备有心理咨询室的企业占比从1997年的26.5%,上升到2013年的60.7%。
职工因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从1995年的52467人/年,降低到2010年的30353人/年。
总结
从以上可知,日本在预防猝死这件事上,已经有整整30几年的积累,各方面都相当的成熟
政府的执行(每年发布数据、监督企业、修订法律)
企业的参与(接受政府监督、发布政策减少加班、增加相关福利、设立心理咨询)
民间的自发组织和各种基础设施(防过劳死热线、各种联合会、随处可见的AED)
国内很多方面都还是一片空白,而最近不管是网易的裁员事件,还是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的猝死,都意味着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案。
细想一下,如果被裁员工不是在网易这样的知名大公司,如果高以翔只是个不知名的网红,媒体的关注度会有这么高么,背后又有多少类似的事故因为缺乏发声渠道而压根没人知道?
希望我们能对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加以借鉴,也相信未来随着立法的完善,这样的事故会越来越少。
参考资料:
[1] Etsuro Totsuka, Toshio Ueyanagi,《PREVEN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AND REMEDIES FOR ITS VICTIMS》,1991
[2] 周甄,《向过劳死说再见,日本做了啥》,2016
[3] 知乎答主杨改之,《日本为什么大街上随处可见A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