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委本圣经的历史考证

京委本，由施约瑟  、丁韪良、白汉理、包约翰、艾约瑟五位传教士翻译而成，它还有一个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即《北京官话译本》。

注：下文中所有名为《京委本》的地方亦可称为《北京官话译本》。

 

《北京官话译本》（即《京委本》）是以官话翻译《新约》的首次重要尝试，甚至可以被比作英国的《钦定本》或德国的路德圣经。——尤思德：《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第142页。

北京官话圣经译本的出现，奠定了中国基督教会圣经翻译三种语体中的白话语体，奠定了沿用至今的和合官话圣经译本的基础，成为和合官话本之前刊印量最大的圣经译本——赵晓阳：《汉语官话方言译本考述》，《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第86页。

（《京委本·旧约》）击退所有其他的译本——Hykes’s letter to John Fox, 8 June, 1900.

这本中文译本在中国曾经是普遍使用的版本，它的修订版在今日也占有一席之地。——F. R. Graves, “In Memoriam: ——Bishop Schereschewsky”, The Chinese Recorder, 37, no.11 (Nov,1906), p. 615.

和合本翻译委员会在翻译中大量使用北京官话译本（即《京委本》圣经）。——John R. Hykes’s letter to ABS,28 July,1908, ABS Archives.

在圣经汉译史上，西方三大圣经公会，即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Society ）、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圣经汉译的文本选择、语言选择和文化定位诸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圣经在中国译本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为文言译本，传教士称为“深文理译本”（High Wenli Version），这是19世纪中文圣经的主要语体形式；其二为浅文言译本，传教士称为“浅文理译本”（Easy Wenli Version），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尝试的语体形式；其三为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主要指南京官话译本和北京官话译本，还有华北官话方言译本，包括山东话、天津话、胶东话和直隶话译本，是19世纪下半叶以降较为通行的语体形式。

从中文圣经的翻译开始到和合本的完成，传教士们对经文忠实程度的理解和他们各自的翻译方式都经过了重要的变化。第一代译经者，包括马殊曼/拉撒、马礼逊和米怜都认为，翻译是旨在将原始文本依据形式对等地重现出来。他们翻译出来的经文较少考虑中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