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记
要想如实地描写一个个别的人,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即使这样,这人还是未被阐述详尽并且永远也描写不完。但如果人们探究一下自己关于某个人怎么想来着,怎么追述他的,怎么记住他的,那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形象:令他显眼、令他与众不同的乃是少数几种特性。这些特性嘛,人们夸张它们,同时又忽略别的,而一旦被命了名,它们就在关于此人的记忆中产生重大作用。它们即是铭记得最深刻的,它们即是性格。
每个人都包含有几种性格,它们构成一个人的经验宝藏并且决定他对人的看法。这些性格类型并不太多,它们被转交并且代代相传下去。于是它们逐渐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并成为老套套。人们说什么,一个守财奴,一个傻瓜,一个笨蛋,一个妒妇。发明新的性格应该是有益的,因为它们末受损耗,故而能让人重新认清它们。根据人们的不同性去看他们,这种倾向乃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并且应该加以培养。虽然一个完整的人的构成远近超出这样一种性格的容量,但倾向不该为此而泄气。人们希望人各不相同,即便他们相同也还是想要他们不相同。
我发明的那些新“性格”,有的可以看成是小说人物的提纲,有的则是自省的诱因。一眼认出熟人,再一眼认出自己。写作时我一次也没意识到我在想我自己。但当我编制了五十—种性格的书时——从我曾写过的更大数量中——我惊异地在其中的二十种中认出了我自己。人为构成本来就是如此丰富,要是构成一个人的某种成份被彻底地赶到了极端上的话,这人看上去就会如此。
恰象不少动物那样,性格看来也面临着绝种的威胁。其实世界上密集着性格,要想看见它们,仅需发明它们。无论是恶毒的还是古怪的,它们最好别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不见。
译后记
在精翻细译了九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完成了《耳证人.五十种性格》(以下简称《耳证人》)的中文第四译稿并立即邮往北京三联书店付梓。交稿之际,想象着中国读者与诺贝尔奖得主伊里阿斯·卡内蒂的散文力作的第一次见面,这给了我们无限安慰。
说起此书的翻译,作为译者我们很愿意先介绍一下自己:
沙儒彬(Robin Sackmann),一九六二年出生于联邦德国.在小学和高级文科小学学习期间,曾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深感兴趣,同时非常活跃,曾自组剧团四处演出。中学毕业后,因拒服兵役,便前往代特莫尔德(西德)做了一年半的补偿性勤务。之后,于一九八三年入了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念了两年汉学和普通语言学专业。一九八五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政府的奖学金后即来华学习工作。三年多来,先后在吉林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学习和任教。已习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中文。除了专业,对文学古典音乐、历史和政治也颇感兴趣,并且到过英国、法国、芬兰、奥地利、以色列、埃及、利比亚、日本、台湾及国内许多地方。
罗丹霞,一九八四车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因对文学的兴趣的对压倒对器械的兴趣,故在担任了两年大学教师后于一九八六年又考入了复旦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对西方文学艺术和中国古典艺术,对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一直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认为深刻的交流和发达的传播乃是促使民族更快地走向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因素。
在如此的经历和基础上,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翻译台作。引发我们的译兴的首先是卡内蒂散文的深刻思想和独具一格的语言。卡内蒂曾以其对大众和权力现象的深刻研究和对非理性世界的独特描述征服了世界,为自己赢得了诺贝尔奖并获得了世界作家和世纪作家的称誉。他的散文同样也征服了我们。作家在对五十种性格代表加以分类时,常给他们冠上自创的名字,让他们说他们的语言,在处理散文的描述部分时,卡内蒂也常常有意断裂行文并且赋与许多单词以新的意义和从未有过的用法。这使得《耳证人》的语言及文风在德语文学中也极为罕见。一般国内读者对德语文学的知识并不太多,对德语作家笔下的世界常感陌生和难以理解,因此,要让读者理解《耳证人》,除了读者的多读多思多联想之外,首先是我们得在译文上下功夫。
在翻译上,我们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但要让译文既保持原作的思想又保持原作的语言风味和行文特色,尤其是对卡内蒂这样的作家的作品而言,可不是一件易事。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加以补偿:一,对大量相似的词加以比较,一一咀嚼体会它们的味道,然后选择最接近原文并是保持译文通畅的中文单词。有时卡内蒂用的词在中文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就同样也来个大创特创并把许多新创的词加以比较筛选。这是个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常常数十个饲里也挑不出一个满意的,于是只有再找寻再创造。例如,原书名的der 0hrenzeuge是die 0hren(耳朵)与der Zeuge(证人)的组合词,在德文里也用得不多。我们择来选去,最后觉得“耳证人”一词最恰,因为“耳证人”的“耳闻为证”可由读者想象而得,而“耳证人”一词带来的新鲜感和陌生感又符合die Ohrenzeugen在德文里的语感。二,为使直译后的散文既堪称真正的中文,又堪称卡内蒂的散文,我们坐在一起严格地会审每一篇章的第三译稿和第四译稿。我们就象两个严肃检查官,一个是德方的,一个是中方的,两方都不想放过有损己方的词句,这迫使双方不断争执并不断寻找新的表达。这可以说是译稿最难过的一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请了同济大学的德语教师柴晋如女士等阅对和审查第三译稿,然后吸收其建议和批评再审第四稿。《耳证人》的最后稿能令两方的检查官都较为满意,确是花了不少脑力的。
现在读者也许能明白:《耳证人》一书中的奇怪的用词和突兀的语言等等,常常不是译者的笔弱所致,而恰拾是卡内蒂散文的特色所在。一旦读懂读通了,就会被卡内劳的幽默逗得笑起来;有时一个人闲坐着也会想起《耳证人》里的人物性格并联想到自己周围人的性格甚至自己的性格,脸上也会笑出来,既笑别人,也笑自己。但也有读不懂的时候吧,这时就得反复读左右想了。因为卡内蒂的《耳证人》并不是一部消遣散文集,所以要求读者阅读时努力思考也并不为过。
要理解并接受一位遥远的作家和他的作品,这对受荣多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并非唾手之易。但是,只要费上一些心力,读者一定能好好欣赏异国的文学风味并由衷地赞叹伊里阿斯·卡内蒂。
那么,就此打住吧。让译者退去,让耳证人自己来说明一声吧。
沙儒彬 罗丹霞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要想如实地描写一个个别的人,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即使这样,这人还是未被阐述详尽并且永远也描写不完。但如果人们探究一下自己关于某个人怎么想来着,怎么追述他的,怎么记住他的,那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形象:令他显眼、令他与众不同的乃是少数几种特性。这些特性嘛,人们夸张它们,同时又忽略别的,而一旦被命了名,它们就在关于此人的记忆中产生重大作用。它们即是铭记得最深刻的,它们即是性格。
每个人都包含有几种性格,它们构成一个人的经验宝藏并且决定他对人的看法。这些性格类型并不太多,它们被转交并且代代相传下去。于是它们逐渐失去了它们的清晰度并成为老套套。人们说什么,一个守财奴,一个傻瓜,一个笨蛋,一个妒妇。发明新的性格应该是有益的,因为它们末受损耗,故而能让人重新认清它们。根据人们的不同性去看他们,这种倾向乃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并且应该加以培养。虽然一个完整的人的构成远近超出这样一种性格的容量,但倾向不该为此而泄气。人们希望人各不相同,即便他们相同也还是想要他们不相同。
我发明的那些新“性格”,有的可以看成是小说人物的提纲,有的则是自省的诱因。一眼认出熟人,再一眼认出自己。写作时我一次也没意识到我在想我自己。但当我编制了五十—种性格的书时——从我曾写过的更大数量中——我惊异地在其中的二十种中认出了我自己。人为构成本来就是如此丰富,要是构成一个人的某种成份被彻底地赶到了极端上的话,这人看上去就会如此。
恰象不少动物那样,性格看来也面临着绝种的威胁。其实世界上密集着性格,要想看见它们,仅需发明它们。无论是恶毒的还是古怪的,它们最好别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不见。
译后记
在精翻细译了九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完成了《耳证人.五十种性格》(以下简称《耳证人》)的中文第四译稿并立即邮往北京三联书店付梓。交稿之际,想象着中国读者与诺贝尔奖得主伊里阿斯·卡内蒂的散文力作的第一次见面,这给了我们无限安慰。
说起此书的翻译,作为译者我们很愿意先介绍一下自己:
沙儒彬(Robin Sackmann),一九六二年出生于联邦德国.在小学和高级文科小学学习期间,曾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深感兴趣,同时非常活跃,曾自组剧团四处演出。中学毕业后,因拒服兵役,便前往代特莫尔德(西德)做了一年半的补偿性勤务。之后,于一九八三年入了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念了两年汉学和普通语言学专业。一九八五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政府的奖学金后即来华学习工作。三年多来,先后在吉林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学习和任教。已习得一口标准流利的中文。除了专业,对文学古典音乐、历史和政治也颇感兴趣,并且到过英国、法国、芬兰、奥地利、以色列、埃及、利比亚、日本、台湾及国内许多地方。
罗丹霞,一九八四车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因对文学的兴趣的对压倒对器械的兴趣,故在担任了两年大学教师后于一九八六年又考入了复旦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对西方文学艺术和中国古典艺术,对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一直抱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认为深刻的交流和发达的传播乃是促使民族更快地走向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因素。
在如此的经历和基础上,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翻译台作。引发我们的译兴的首先是卡内蒂散文的深刻思想和独具一格的语言。卡内蒂曾以其对大众和权力现象的深刻研究和对非理性世界的独特描述征服了世界,为自己赢得了诺贝尔奖并获得了世界作家和世纪作家的称誉。他的散文同样也征服了我们。作家在对五十种性格代表加以分类时,常给他们冠上自创的名字,让他们说他们的语言,在处理散文的描述部分时,卡内蒂也常常有意断裂行文并且赋与许多单词以新的意义和从未有过的用法。这使得《耳证人》的语言及文风在德语文学中也极为罕见。一般国内读者对德语文学的知识并不太多,对德语作家笔下的世界常感陌生和难以理解,因此,要让读者理解《耳证人》,除了读者的多读多思多联想之外,首先是我们得在译文上下功夫。
在翻译上,我们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但要让译文既保持原作的思想又保持原作的语言风味和行文特色,尤其是对卡内蒂这样的作家的作品而言,可不是一件易事。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加以补偿:一,对大量相似的词加以比较,一一咀嚼体会它们的味道,然后选择最接近原文并是保持译文通畅的中文单词。有时卡内蒂用的词在中文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就同样也来个大创特创并把许多新创的词加以比较筛选。这是个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常常数十个饲里也挑不出一个满意的,于是只有再找寻再创造。例如,原书名的der 0hrenzeuge是die 0hren(耳朵)与der Zeuge(证人)的组合词,在德文里也用得不多。我们择来选去,最后觉得“耳证人”一词最恰,因为“耳证人”的“耳闻为证”可由读者想象而得,而“耳证人”一词带来的新鲜感和陌生感又符合die Ohrenzeugen在德文里的语感。二,为使直译后的散文既堪称真正的中文,又堪称卡内蒂的散文,我们坐在一起严格地会审每一篇章的第三译稿和第四译稿。我们就象两个严肃检查官,一个是德方的,一个是中方的,两方都不想放过有损己方的词句,这迫使双方不断争执并不断寻找新的表达。这可以说是译稿最难过的一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请了同济大学的德语教师柴晋如女士等阅对和审查第三译稿,然后吸收其建议和批评再审第四稿。《耳证人》的最后稿能令两方的检查官都较为满意,确是花了不少脑力的。
现在读者也许能明白:《耳证人》一书中的奇怪的用词和突兀的语言等等,常常不是译者的笔弱所致,而恰拾是卡内蒂散文的特色所在。一旦读懂读通了,就会被卡内劳的幽默逗得笑起来;有时一个人闲坐着也会想起《耳证人》里的人物性格并联想到自己周围人的性格甚至自己的性格,脸上也会笑出来,既笑别人,也笑自己。但也有读不懂的时候吧,这时就得反复读左右想了。因为卡内蒂的《耳证人》并不是一部消遣散文集,所以要求读者阅读时努力思考也并不为过。
要理解并接受一位遥远的作家和他的作品,这对受荣多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并非唾手之易。但是,只要费上一些心力,读者一定能好好欣赏异国的文学风味并由衷地赞叹伊里阿斯·卡内蒂。
那么,就此打住吧。让译者退去,让耳证人自己来说明一声吧。
沙儒彬 罗丹霞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