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2006-06-05 16:08:42
摘要：现代启蒙者一直确信个体和整个社会被救赎的可能性，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前景也一直被评论家阐发为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主流和本质。然而，在鲁迅、张爱玲和巴金的作品中，儿童的成长轨迹和成人的生存状态相互映照相互阐发，显示出启蒙者自身也处在双重的困境中；而个体人物所具有的哲学上的共相显现，更明证了救赎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救赎的逻辑起点根本就是悖谬的。同时，三位作家对于启蒙的深刻思考，更使得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本质上的互文性。
关键词：启蒙 救赎 互文性 个体人物 共相显现
张爱玲笔下的世界里少有小孩子，即使有也总是面目模糊，瑟缩，苍白，有着怯怯的眼睛，让人看不到通常意义上儿童的可爱之处。这和冰心、凌叔华以及其他绝大部分女作家笔下的充满童趣童真、爱和希望的小天使般的儿童形象截然不同，在女作家中自是一个异数。而在创作中以鲜明的女性特色著称的她，在这一点上却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男性作家有着某种相似，比如鲁迅和巴金。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到父亲应“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显示出和传统文化中的“长者本位”意识相异的“幼者本位”，所持的似乎是进化论。但是他的作品中却一再地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对这种思想的背离和怀疑。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于1918年的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勇猛而绝望到最终回归庸常大众的失败的启蒙者形象。狂人的十三则日记，被常人视为疯言呓语。但是也真实地向我们描述了在铁屋子中呐喊的悲剧意义。由各种层面的麻木冷漠的庸众——大哥、母亲、陈老五、打人板子逼死别人妻女和挨板子的娘老子被逼死的——组成了铁板一块围成万难毁坏的铁屋子，把狂人的特异声音吸收减弱直至消亡，完成了化“他者”为“己者”的消化过程。狂人在发现了历史是吃人的，大众是吃人的之后，更恐惧地发现了自己也并不是清白无罪的：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1]
文章到这里，狂人的呐喊不仅具有了启蒙他人救赎民众的意义，也具有了自我救赎的性质和意义。小说前言告诉读者狂人已经痊愈，“赴某地候补矣”的“团圆结局”事实上是宣布了启蒙失败的主题。小说结尾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曾被多数论者认为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即对未来所有希望。近年才有人指出这其实蕴涵了更大的失败感和绝望，只有内心对世间的一切成人都完全不报任何希望，彻底绝望的人才会把救赎现世的任务放在弱小的孩子身上，放在虚无的未来。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写到“小说的真正结尾其实并不是‘救救孩子’，而是那后面的向读者表示不完全之意的几个虚点——‘……’。”[2]我们再回过头去读前文，
“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1]
既然孩子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而他们的娘老子又都是需要启蒙并且毫无救赎希望的，那么孩子的希望从何而来呢？娘老子是吃人者和下一代吃人者的教唆者，孩子则是被吃人者教唆的，未来也只能成为吃人者。这种关系完全没有了传统文学中母慈子爱，父严子孝的味道。“狂人”的大哥就是这种吃人现状和吃人秩序的维持者，就连“狂人”的母亲也是可疑的，默许和赞同吃人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谋和帮凶，“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鲁迅揭开了罩在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上温情脉脉的道德伦理的面纱。少数的可以启蒙他们的人不可避免的被所有的人看作狂人，最终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被众人合力治愈或者被社会“吃掉”。没有了启蒙者，孩子又由谁来救，如何被救呢？《药》中的夏瑜流出的鲜血被华小栓当作药吃下，也没能改变他走向死亡的命运。如果勉强说创作于1918年《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还对启蒙和救赎孩子报有任何希望的话，那么到了1919年5月的《药》中，小栓的死亡就明确地向人们宣布了救赎的不可能。而《在酒楼上》（1924年）和的《孤独者》（1925年）中的吕韦甫和魏连役更是宣布了启蒙者自身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社会性质的更深入认识，鲁迅对于启蒙的可能和依靠孩子来救赎未来的信心愈加微弱了。
文学继续向前发展，40年代上海的文坛出了一个天才奇女张爱玲。虽然她被普遍认为够不上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但在有些方面却是和他有着同质因素的。她笔下的小孩子不是世人常说的未来的希望，更不是通常女作家笔下的小天使。孩子的父亲们大多是遗老遗少，在大宅旧文化、鸦片烟榻、姨太太中度日，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时代之中抓不住任何东西。罩在父亲绝望颓废然而又十分凌厉的目光和旧霉的家中，孩子的生活的世界永远是灰暗的，阴冷的。母亲们不是可怜就是可怕，她们在公婆叔嫂挑剔的声音和目光中逐渐僵硬，在丈夫的各种离弃下抑郁、绝望和变态，而即使她们自己是家庭的主人，她们也行使着孩子父亲的职责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她们忍受着双重压迫，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就拼命让自己成为孩子命运的掌握者，在孩子身上取得心理平衡，在压抑、控制和虐待孩子的行为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茉莉香片》（发表于1943年7月）中的聂传庆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雾腾腾的屋子、黑沉沉的穿堂，破旧的地板，用以煮鸦片的网球场，“满眼的荒凉”、成天躺在烟榻上的父亲和后母。而他的生母因为被迫嫁给他父亲终年抑郁而死，如同一个死在屏风上的鸟。他深深地厌恶这种生存状态，然而他又毫无能力改变这一切，只能幻想自己长大以后代替父亲，于是他十多岁时开始练习在支票上签名，然而这种行为被父亲的巴掌打飞了，即使等到长大了，也只是变成了一个畏缩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他憎恨父亲，更是憎恨自己抹不掉父亲的影子，同时也在心中憎恨和羡慕着有着优秀父亲和美好人生的丹朱。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自己的生母冯碧落和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午曾经相爱过的事实。这让他知道自己原本也是有可能拥有一个优秀父亲和快乐人生的，然而他没有。于是他更加憎恨自己的父亲，甚至憎恨母亲的懦弱，憎恨丹朱抢去了自己的父亲。他向丹朱示爱，幻想靠她把自己拉出泥淖，改变自己的人生状态，拯救自己。被拒绝后，则进入一种在极度绝望怨恨和报复的癫狂状态，他暴打丹朱甚至差点杀掉她。他靠寻找父亲和寻找爱人以救赎自己的努力都宣布彻底失败。而以后的日子他还是躲不掉丹朱，她永远提醒着他的耻辱，他的绝望处境，他的救赎之路的断绝。《金锁记》（1943年11月）中的长安长白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父亲，在母亲的阴影笼罩之下生活，毫无招架之功，对任何事情都作不了主，凡是能改变自己处境的路的出口——上学、恋爱和结婚——都被母亲堵死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滑向那没有光的所在。所有张爱玲的作品中，只有一个小孩子是幸福的，那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1944年11月）中那个和母亲一起吃着芝麻麦芽糖的小孩子，他看到母亲手中的纸包里还有两块糖就很是满意。然而他的父亲这时正在和他的女学生偷情，而糖终究是会吃完的。这一幅快乐吃糖图，是处在大的阴影之下的，总是让人感到那惘惘的威胁就在不远处。他将来如果不成为一个聂传庆，而潘汝良和佟振宝般的未来也在等待着他。长大后的年轻人总是小孩子的未来镜子，预示和宣布了他们未来出路的别无选择。而这种必然结局在作品总体的情绪基调和社会背景之中，又总是那么令人沮丧、不可抗拒的。张爱玲在这一点上和鲁迅是相通的。
巴金前期创作了《急流三部曲》（1933年）等激情澎湃的作品，痛述旧社会的黑暗腐朽，热情讴歌和赞美勇毅的新人冲出旧牢笼走向社会开拓新生活。对于旧的大家庭中深受摧残的小花朵们不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在《春》中还安排觉新和觉慧合力将救淑华出了即将崩溃的家,使她逃离了被摧残的命运。作者对于儿童的可救赎和未来的光明抱有乐观的信心。但是在他后期代表做《寒夜》（1944年冬）中，成功逃出旧家庭走向社会受到教育获得自身解放的觉慧们——汪文宣和曾树生又如何呢？汪、曾二人年轻时的梦想是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改变中国面貌。在战乱不止，时局动荡使得生存也成为问题的社会中，中国的面貌自是他们无力改动丝毫。连他们自己的儿子小宣也没有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充满争吵压抑郁闷的气氛中，小宣长成了一个小老头一样毫无生气和活力的孩子，沉闷阴郁，连话也不愿说。孩子的天性总是活泼的，我们相信小宣小时候也必然和《家》中的海臣一样的惹人喜爱。海臣的病死让人感到命运无常，然而即使他不死，他能逃脱小宣的困境吗？小宣的爸爸妈妈都是爱他的，拼命工作让他上贵族学校，期望他会有比自己更好的未来。然而他还是长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似乎不可改变。是谁造成了这一切？父母乎？社会乎？大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的造成和不可摆脱，社会历史的因素和人性自身弱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双重的因素造成双重困境，全体成人都无法抗拒，抗拒能力更弱的孩子的救赎就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小说结尾，汪文宣的死，曾树生的凄凉无归，家和孩子的不知去向，都预示了对未来的渺茫的无自信，宣布任何救赎行为的不可能。而海臣——小宣，觉慧——汪文宣的成长轨迹更是具有了与鲁迅、张爱玲创作中不同作品中的成年人物和儿童形象的彼此命运进行互相说明互相注释的互文性。
三位性别不同，风格各异的作家笔下，大人们的生存状况宣布了救赎失败终究是儿童不可摆脱的共同宿命。即使鲁迅笔下的孩子们接受了新知识，走出了娘老子的家，但是整个社会未必就朝着美好的方向走，也难以摆脱像汪文宣和曾树生们的命运。而巴金笔下的淑华们即使在觉慧们的帮助下逃离桎梏之家，也未必能真正改变社会拯救自己和她，难保殷宝滟和曼桢的故事不在她的身上重演。仔细阅读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背景、性格、人生道路是各自不同的，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结局都导向失败，并使这些人物互为镜子，照出他们命运的宿命般的共同的不可救赎。这就使得三位作家本人的作品之间和他们的作品互相之间都具有某种互文性，具有相互注释、相互阐发、相互映照、相互深化的功能和作用。结合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来看，三人都处于大动荡之中。从整体的社会结构到个人的文化选择的心理机制，都呈现出严重的扭曲和混乱的病态。新旧撞击和相互渗透形成了小说情节的基本环境氛围。处于这种文化状态中的个体风貌也就具有了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鲁迅“解剖国人的魂灵”、“揭示社会病苦”的创作取向和他独有的对旧文化、现实社会和众生人性的深刻敏锐的洞察，他作品中故事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的淡化和隐退，使其作品的寓意更具有了寓言性质的象征意义。而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的揭露，更具有对封建伦理的彻底颠覆性。乡土中国的重大文化特征之一是用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孝治天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等级制度和伦理思想灌输到民众的意识深处，从而在思想上钳制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家长以孝治家，后辈的一切都要听从父母、长辈和家族的安排，个人的使命就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为家族争光，其他的儿女私情个人想法都是小事。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必然会对权威有惧怕心理，对众人有依附心态，使得特异的个人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准此，家国一体，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鲁迅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礼治秩序是一种对人的规定和设计，在日常人伦关系的基础上，将人的主体性、个体性消融在尊卑贵贱的等级名分之中。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深恶痛绝，他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封建的宗法家族制度，彻底颠覆封建伦理道德，全力呼吁新人的出现，认为立国须先立人。他在《>呐喊 <自序》中写到，“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后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是抱着十年前启蒙主义的立场来做小说的。他即使内心充满了悲剧意识，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仍不惮于在寂寥的荒原上呐喊。这就是鲁迅的深刻所在，也是他的存在不能为任何人所取代和超越的原因所在。>
张爱玲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她关注非英雄的小人物，用繁丽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大时代中的平凡个体的日常生活状态，刻画出小人物丰富深邃的心灵底处，使她的小人物表现出了“时代的总量”，从而作品具有了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个体人物具有了哲学意味的共相显现。巴金创作信条是追求“无技巧的技巧”，用最朴素的笔写出最真诚的情，人物内心的“朴素和真”更是如明镜一般映照出了大时代的风云和人类的共性。三位作家这种创作上所达到的“因为个体，所以共性”丰满而深刻，鲜活而抽象的境界，使得以《狂人日记》、《茉莉香片》到《寒夜》等一些作品具有了互文性。这些作品中儿童的成长轨迹和成人的生存状态共同宣布了以“启蒙”进行个体救赎和整个社会未来的救赎的不可能。
------------------------------------------------------------
[参考文献]
[1]鲁迅.狂人日记[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启蒙 救赎 互文性 个体人物 共相显现
张爱玲笔下的世界里少有小孩子，即使有也总是面目模糊，瑟缩，苍白，有着怯怯的眼睛，让人看不到通常意义上儿童的可爱之处。这和冰心、凌叔华以及其他绝大部分女作家笔下的充满童趣童真、爱和希望的小天使般的儿童形象截然不同，在女作家中自是一个异数。而在创作中以鲜明的女性特色著称的她，在这一点上却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男性作家有着某种相似，比如鲁迅和巴金。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到父亲应“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幼者到光明的地方去。显示出和传统文化中的“长者本位”意识相异的“幼者本位”，所持的似乎是进化论。但是他的作品中却一再地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对这种思想的背离和怀疑。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于1918年的 《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勇猛而绝望到最终回归庸常大众的失败的启蒙者形象。狂人的十三则日记，被常人视为疯言呓语。但是也真实地向我们描述了在铁屋子中呐喊的悲剧意义。由各种层面的麻木冷漠的庸众——大哥、母亲、陈老五、打人板子逼死别人妻女和挨板子的娘老子被逼死的——组成了铁板一块围成万难毁坏的铁屋子，把狂人的特异声音吸收减弱直至消亡，完成了化“他者”为“己者”的消化过程。狂人在发现了历史是吃人的，大众是吃人的之后，更恐惧地发现了自己也并不是清白无罪的：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1]
文章到这里，狂人的呐喊不仅具有了启蒙他人救赎民众的意义，也具有了自我救赎的性质和意义。小说前言告诉读者狂人已经痊愈，“赴某地候补矣”的“团圆结局”事实上是宣布了启蒙失败的主题。小说结尾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曾被多数论者认为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即对未来所有希望。近年才有人指出这其实蕴涵了更大的失败感和绝望，只有内心对世间的一切成人都完全不报任何希望，彻底绝望的人才会把救赎现世的任务放在弱小的孩子身上，放在虚无的未来。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写到“小说的真正结尾其实并不是‘救救孩子’，而是那后面的向读者表示不完全之意的几个虚点——‘……’。”[2]我们再回过头去读前文，
“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1]
既然孩子是他们娘老子教的，而他们的娘老子又都是需要启蒙并且毫无救赎希望的，那么孩子的希望从何而来呢？娘老子是吃人者和下一代吃人者的教唆者，孩子则是被吃人者教唆的，未来也只能成为吃人者。这种关系完全没有了传统文学中母慈子爱，父严子孝的味道。“狂人”的大哥就是这种吃人现状和吃人秩序的维持者，就连“狂人”的母亲也是可疑的，默许和赞同吃人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谋和帮凶，“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鲁迅揭开了罩在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上温情脉脉的道德伦理的面纱。少数的可以启蒙他们的人不可避免的被所有的人看作狂人，最终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被众人合力治愈或者被社会“吃掉”。没有了启蒙者，孩子又由谁来救，如何被救呢？《药》中的夏瑜流出的鲜血被华小栓当作药吃下，也没能改变他走向死亡的命运。如果勉强说创作于1918年《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还对启蒙和救赎孩子报有任何希望的话，那么到了1919年5月的《药》中，小栓的死亡就明确地向人们宣布了救赎的不可能。而《在酒楼上》（1924年）和的《孤独者》（1925年）中的吕韦甫和魏连役更是宣布了启蒙者自身的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社会性质的更深入认识，鲁迅对于启蒙的可能和依靠孩子来救赎未来的信心愈加微弱了。
文学继续向前发展，40年代上海的文坛出了一个天才奇女张爱玲。虽然她被普遍认为够不上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但在有些方面却是和他有着同质因素的。她笔下的小孩子不是世人常说的未来的希望，更不是通常女作家笔下的小天使。孩子的父亲们大多是遗老遗少，在大宅旧文化、鸦片烟榻、姨太太中度日，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时代之中抓不住任何东西。罩在父亲绝望颓废然而又十分凌厉的目光和旧霉的家中，孩子的生活的世界永远是灰暗的，阴冷的。母亲们不是可怜就是可怕，她们在公婆叔嫂挑剔的声音和目光中逐渐僵硬，在丈夫的各种离弃下抑郁、绝望和变态，而即使她们自己是家庭的主人，她们也行使着孩子父亲的职责成为父权的代言人。她们忍受着双重压迫，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就拼命让自己成为孩子命运的掌握者，在孩子身上取得心理平衡，在压抑、控制和虐待孩子的行为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茉莉香片》（发表于1943年7月）中的聂传庆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雾腾腾的屋子、黑沉沉的穿堂，破旧的地板，用以煮鸦片的网球场，“满眼的荒凉”、成天躺在烟榻上的父亲和后母。而他的生母因为被迫嫁给他父亲终年抑郁而死，如同一个死在屏风上的鸟。他深深地厌恶这种生存状态，然而他又毫无能力改变这一切，只能幻想自己长大以后代替父亲，于是他十多岁时开始练习在支票上签名，然而这种行为被父亲的巴掌打飞了，即使等到长大了，也只是变成了一个畏缩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他憎恨父亲，更是憎恨自己抹不掉父亲的影子，同时也在心中憎恨和羡慕着有着优秀父亲和美好人生的丹朱。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自己的生母冯碧落和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午曾经相爱过的事实。这让他知道自己原本也是有可能拥有一个优秀父亲和快乐人生的，然而他没有。于是他更加憎恨自己的父亲，甚至憎恨母亲的懦弱，憎恨丹朱抢去了自己的父亲。他向丹朱示爱，幻想靠她把自己拉出泥淖，改变自己的人生状态，拯救自己。被拒绝后，则进入一种在极度绝望怨恨和报复的癫狂状态，他暴打丹朱甚至差点杀掉她。他靠寻找父亲和寻找爱人以救赎自己的努力都宣布彻底失败。而以后的日子他还是躲不掉丹朱，她永远提醒着他的耻辱，他的绝望处境，他的救赎之路的断绝。《金锁记》（1943年11月）中的长安长白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父亲，在母亲的阴影笼罩之下生活，毫无招架之功，对任何事情都作不了主，凡是能改变自己处境的路的出口——上学、恋爱和结婚——都被母亲堵死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滑向那没有光的所在。所有张爱玲的作品中，只有一个小孩子是幸福的，那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1944年11月）中那个和母亲一起吃着芝麻麦芽糖的小孩子，他看到母亲手中的纸包里还有两块糖就很是满意。然而他的父亲这时正在和他的女学生偷情，而糖终究是会吃完的。这一幅快乐吃糖图，是处在大的阴影之下的，总是让人感到那惘惘的威胁就在不远处。他将来如果不成为一个聂传庆，而潘汝良和佟振宝般的未来也在等待着他。长大后的年轻人总是小孩子的未来镜子，预示和宣布了他们未来出路的别无选择。而这种必然结局在作品总体的情绪基调和社会背景之中，又总是那么令人沮丧、不可抗拒的。张爱玲在这一点上和鲁迅是相通的。
巴金前期创作了《急流三部曲》（1933年）等激情澎湃的作品，痛述旧社会的黑暗腐朽，热情讴歌和赞美勇毅的新人冲出旧牢笼走向社会开拓新生活。对于旧的大家庭中深受摧残的小花朵们不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在《春》中还安排觉新和觉慧合力将救淑华出了即将崩溃的家,使她逃离了被摧残的命运。作者对于儿童的可救赎和未来的光明抱有乐观的信心。但是在他后期代表做《寒夜》（1944年冬）中，成功逃出旧家庭走向社会受到教育获得自身解放的觉慧们——汪文宣和曾树生又如何呢？汪、曾二人年轻时的梦想是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改变中国面貌。在战乱不止，时局动荡使得生存也成为问题的社会中，中国的面貌自是他们无力改动丝毫。连他们自己的儿子小宣也没有健康快乐地成长。在充满争吵压抑郁闷的气氛中，小宣长成了一个小老头一样毫无生气和活力的孩子，沉闷阴郁，连话也不愿说。孩子的天性总是活泼的，我们相信小宣小时候也必然和《家》中的海臣一样的惹人喜爱。海臣的病死让人感到命运无常，然而即使他不死，他能逃脱小宣的困境吗？小宣的爸爸妈妈都是爱他的，拼命工作让他上贵族学校，期望他会有比自己更好的未来。然而他还是长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似乎不可改变。是谁造成了这一切？父母乎？社会乎？大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的造成和不可摆脱，社会历史的因素和人性自身弱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双重的因素造成双重困境，全体成人都无法抗拒，抗拒能力更弱的孩子的救赎就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小说结尾，汪文宣的死，曾树生的凄凉无归，家和孩子的不知去向，都预示了对未来的渺茫的无自信，宣布任何救赎行为的不可能。而海臣——小宣，觉慧——汪文宣的成长轨迹更是具有了与鲁迅、张爱玲创作中不同作品中的成年人物和儿童形象的彼此命运进行互相说明互相注释的互文性。
三位性别不同，风格各异的作家笔下，大人们的生存状况宣布了救赎失败终究是儿童不可摆脱的共同宿命。即使鲁迅笔下的孩子们接受了新知识，走出了娘老子的家，但是整个社会未必就朝着美好的方向走，也难以摆脱像汪文宣和曾树生们的命运。而巴金笔下的淑华们即使在觉慧们的帮助下逃离桎梏之家，也未必能真正改变社会拯救自己和她，难保殷宝滟和曼桢的故事不在她的身上重演。仔细阅读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背景、性格、人生道路是各自不同的，但是他们改变命运的结局都导向失败，并使这些人物互为镜子，照出他们命运的宿命般的共同的不可救赎。这就使得三位作家本人的作品之间和他们的作品互相之间都具有某种互文性，具有相互注释、相互阐发、相互映照、相互深化的功能和作用。结合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来看，三人都处于大动荡之中。从整体的社会结构到个人的文化选择的心理机制，都呈现出严重的扭曲和混乱的病态。新旧撞击和相互渗透形成了小说情节的基本环境氛围。处于这种文化状态中的个体风貌也就具有了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鲁迅“解剖国人的魂灵”、“揭示社会病苦”的创作取向和他独有的对旧文化、现实社会和众生人性的深刻敏锐的洞察，他作品中故事的具体时代和社会的淡化和隐退，使其作品的寓意更具有了寓言性质的象征意义。而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的揭露，更具有对封建伦理的彻底颠覆性。乡土中国的重大文化特征之一是用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孝治天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把等级制度和伦理思想灌输到民众的意识深处，从而在思想上钳制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家长以孝治家，后辈的一切都要听从父母、长辈和家族的安排，个人的使命就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为家族争光，其他的儿女私情个人想法都是小事。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必然会对权威有惧怕心理，对众人有依附心态，使得特异的个人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准此，家国一体，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鲁迅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礼治秩序是一种对人的规定和设计，在日常人伦关系的基础上，将人的主体性、个体性消融在尊卑贵贱的等级名分之中。他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弊端深恶痛绝，他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封建的宗法家族制度，彻底颠覆封建伦理道德，全力呼吁新人的出现，认为立国须先立人。他在《>呐喊 <自序》中写到，“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后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是抱着十年前启蒙主义的立场来做小说的。他即使内心充满了悲剧意识，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也仍不惮于在寂寥的荒原上呐喊。这就是鲁迅的深刻所在，也是他的存在不能为任何人所取代和超越的原因所在。>
张爱玲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她关注非英雄的小人物，用繁丽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大时代中的平凡个体的日常生活状态，刻画出小人物丰富深邃的心灵底处，使她的小人物表现出了“时代的总量”，从而作品具有了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个体人物具有了哲学意味的共相显现。巴金创作信条是追求“无技巧的技巧”，用最朴素的笔写出最真诚的情，人物内心的“朴素和真”更是如明镜一般映照出了大时代的风云和人类的共性。三位作家这种创作上所达到的“因为个体，所以共性”丰满而深刻，鲜活而抽象的境界，使得以《狂人日记》、《茉莉香片》到《寒夜》等一些作品具有了互文性。这些作品中儿童的成长轨迹和成人的生存状态共同宣布了以“启蒙”进行个体救赎和整个社会未来的救赎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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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鲁迅.狂人日记[A].鲁迅全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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