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文明兼南联盟(本人的一篇老文章）

   谈政治文明兼南联盟
 在南斯拉夫尚未解体之前，阿塞两族人民相互可以结成朋友、夫妇。我们决不能预测到，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阿塞两族反目成仇。然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在人们的亲眼目睹下发生了。我敢说这违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的意愿，甚至违背了大多数事实上的危机促成者的意愿。但它的爆发却是符合传统政治逻辑的，一些关键的人在这种逻辑的驱使下做出的选择一步步促成了科索沃危机的发展。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由于活动范围狭小，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大，人与人之间结成群体而生存，这就是部落。在部落中产生了分工、组织。人类自从有了组织，便有了政治。当人类的组织力量足够形成社区时，也就有了初步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便成了社区领导者的主要活动：组织社区内的生产，维持社区内的安定，防范来自社区外的侵犯。可见，公众利益是领导集团存在的理由。舜、尧时期便是这种政治的典型。虽然社会分化之后政权无一例外地异化为统治集团的工具，但为公众利益服务作为制度安排一直被传承下来。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公众利益之既对立又合作，一国国内政治受生产力发展等内外因的影响经常剧烈调整。但我们应注意到，公众利益的保障始终是一个受拥戴的政治家所关注的，中国人的政治警句中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民间更是认为，一个皇帝不为老百姓（逆天而行）也可以推翻，“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国国内公众利益的保障作为社会公理一直制约着统治集团的利益膨胀，长期的调整产生了某种平衡，使国内的政治问题总有成熟的解决方式,在十九世纪时，各利益集团都有了自己的政党做为代言人。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调整也同样可以从人类部落时期找到雏形，是部落间的争斗与妥协的延续。斯威夫特对战争的起因有精采的描述：“有时侯两个国君之间的争端，是为了决定他们之间谁来霸占第三者的领土，其实在那里，他们谁也没有权力。有时侯，是因为害怕对方向他挑起争端；有时侯，开始一场战争是因为害怕敌人过于强大或者因为他太弱小。有时侯我们的邻人要我们所有的东西，或者他有我们所要的东西于是我们都要打战，直到他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或把他们所有的给了我们才算完事。由于一个国家的人民遭受饥荒、瘟疫或内部派别之争的损害，于是就有了非常正当的理由来对这个国家发动侵略┅┅当一个君主要求另外一个君主帮助他抵抗侵略时，帮忙的人在赶走了侵略者之后，把领土占为已有并杀死、监禁、放逐他所拯救的人，这却是一种非常王道的、可尊敬的和常有的行为。”拿破仑、成吉思汗就是这样一些万众敬仰的杀掠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由公众利益来调节，力量和利益是最高原则。上述的利益之争只发生在一个统一的地域文明之中。在现代，人类大大拓展了活动空间之后，则更多的来源于民族间的矛盾，深层一点，就是文明的冲突了。如前文所述，人类初期的文明是以后文明的母体，将其特有的基因代代相传。在形成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划分“已群”和“他群”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他天生更会保护自已、自已的家庭、自已的部落。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宗教、法律等使社会产生内聚力。而文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灌输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意识。一个在外地或外国生活多年的人，经常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一回到故乡便感到轻松自在，一种故乡之情油然而生，而他生存的那个地方以自已的民族文化时刻提醒他：自已只不过是个过客。
 人是社会性动物，通过与他人发生关系来确认自已的存在，一个普通人，如果不与其他的人发生某种关系，那么，即使他本人也会认为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了，而人类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传统逐渐沉淀的社会。象马可·波罗那样有着广泛见识的人少得不能对传统产生多少冲击。历史唯心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见解：意见支配世界。这个意见就是指民族内部流行的全部真理和缪误的结果，这结果决定了民族的判断、民族的褒贬、民族的爱憎、民族的风尚和习惯、民族的优缺点。一言蔽之，决定民族的性格。正是这种意见支配世界。一个有着自已性格的社会就是一个民族，它超过人种学的划分，把人们划分成一个个民族。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群落中，形成了对社会的效忠，一旦与外族产生矛盾，则外族人很快就成为可恨的、野蛮的、该杀的。一个人在国内杀了自已的仇敌是犯罪，而越过边界去杀一个不相干的外族人就有可能被视为民族英雄。一个有理性的人，可能要求国内政治清明，要求民主、平等、自由，但决不至于认为敌对国家人民的财产应得到保障，不被已国军队掠夺。德国纳粹是可恶的，而一个德国人如果不为自已国家而战是可耻的，这源于一个传统的逻辑：一个人不应背判自已的村庄、城邦、国家。无论如何。哈耶克写到：“把德国人曾表现出来的对弱小民族的残暴、藐视这些民族的愿望和理想看作是德国人特别邪恶的表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使这些事情不可避免，具体实施这种计划的人是以所当然的态度提出方案，完全不能意识到为实现这类目标而动用暴力是对人类的犯罪。”在殖民地，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黑人不是人，天生就是奴隶，于是一边信仰伟大的宗教一边奴役着黑人，我们没有抛弃这种制度，虽然现在没有了黑奴。
 一个国家追求其国家利益当然不应该受到指责，但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很好的幌子，在掠夺中成长的强国就声称在全世界都有其利益，如美国。政治家们也常用外部威胁作为借口来达到各种目的。南联盟不加入北约于是就成为北约的敌人，虽然理由是那里的人权。传统的政治逻辑使这类行为是那么地理所当然。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反对战争仅仅是因为可能牺牲自已的儿子，而不是心痛塞族人的儿子。
 基于对历史的研究，哈佛教授享廷顿把末来的世界冲突定义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的冲突。但这是一种危机理论。享廷顿号称末来学家，但分析问题时仍过多的依赖历史经验。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文明的融合将会加速，所谓的冲突只能是融合过程中的冲突。享廷顿把文明看成僵化的概念，西方文明代表了先进的文明，是充满活力的文明，而其它的文明就象胶片一样，被定格于西方殖民时的了解。而中国一些学者也把中国文明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但却有相反的评价：一些人坚定地认为是最优秀的而一些人认为是落后的。事实上，文明的发展一直是不同文明融合的过程。欧洲一直末能统一，就象处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国界保证了文化的独立却没有阻隔思想在各国之间活跃的交流。秦统一中国后，除了佛教之外就再也没有一丝文明的源头活水流入中国了，中国文明本身趋向于精致、小巧、僵化。而西方文明在冲破教会的禁锢后，就迎来了大发展——文艺复兴。现在制约中国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融合的环境已不存在，中国有理由为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地球村中不同文明的大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但通过前面的分析，传统的政治逻辑却可能造成文明的大冲突。从资本主义启蒙到今天，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球人口膨胀为60亿，人们开发着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人们随时可以与地球上另一个人取得联系，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但这种改变是非常缓慢的，精确的说，改变的是发生这种关系的技术手段而不是作为主体的人。我们的社会容易接受工业革命，因为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社会革命则不然，，在生产力不能支撑社会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变革总是造成社会剧烈的动荡，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遭到摧残，每个人都深受影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经验使人们对社会的变革持保守态度，使人类的创造活力只能在生产领域施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人类走出伊甸园就没有停止过，原来是生产力条件制约社会的发展，而如今，生产力条件已在催促社会的变革，这场新的革命超越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工人对资本的解放。它要求我们的人文科学的专家，全世界的政治领导者打破历史形成的蠢见，超越历史的障碍。因为传统政治的行为准则、组织机构、一般目标将把人类带入危险的境地。传统的政治逻辑及持此种逻辑的政治家正在成为人类持续发展的障碍，超级强国正在制定这样一种策略：通过经济掠夺和大量消耗来维持繁荣，通过阻止别人的进步来保证自已的优势的战略，通过推行西方文化来保证意识领域的纯净单一。作为千百年延袭下来的政治传统，这是正确的选择，但在现代社会，这是危险的，因为这是反对全人类的战略。当巴基斯坦都可以拿出核弹头时，使这样的国家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比挤压其生存空间更符合人类的利益。在多数国家里，人们享有了民主，而国家之间却无法建立相应的制度。在个人命运趋同的情况下，将另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看成异已无助于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人类既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也该停下来反思历史，人类思想的进步应跟上技术的进步，因为这种差距产生的作用力可能正是毁灭人类的力量。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意识将取代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成为最先进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的见解要冲破狭隘的传统道德的制约，用更高的道德来取代，不再把我们的眼光局限于局部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就象自由，平等作为资产阶级的观念取代封建主义的观念曾遭到贵族嘲笑一样。放眼世界，能表现些许这捉特征的政治力量也只有绿党而巳，而绿党在八十年代还是用石头来表达政治理想的组织，但新生的总是伟大而有生命力的，象绿党这样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目的转而关注全人类利益必将成为潮流，对未来的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一个保守的资深的政治家如果看了这样的文章，肯定抱着嘲笑的态度，然而，历史也将嘲笑他们：他们象一只爬虫，沿着历史给定的桌腿往上爬，爬到桌面了却还在寻找桌腿，他们闭着眼睛沿着虚拟的桌腿还在往上爬，实在是可笑。他们在耽误人类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