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少年——韩少功

    A乡学校九月一日秋季开学，但初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荡荡。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校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据老师们说，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较高，情况好的话，他们最终能把七成左右的学生稳定到毕业。

 

    初中生流失成了农村新的沉重。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们的厌学。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钱当然是更重要的问题：在有关教育部门反复整改过后的2002年，最低一档的收费标准，是小学一年级新生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后补课、试卷、资料、校服、活动、保险、卫生等方面的开支。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更意味着“洗劫”。根据现行法规，农村的义务教育范围不包括高中，于是这里高中的收费较为自由。一个学生为此差不多得花费年均万元，用农民的话说：打个瞌睡也有价钱，你就当已经被学校里绑了票。这种文明的大规模“绑票”，使农村高中风光无限，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利润上交财政，成了乡镇企业普遍滑坡以后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财源。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80年代初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拿走了。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倾巢出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和蛛网封门的家。而就在此时，钱哗哗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85%以上的利润来自教材，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它什么都发。”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更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受益方当然也不是没有压力。根据市场交换的规则，对方一手交钱，你就必须一手交货，比方学校就得交出文凭，这才能算作买卖公平。A乡的很多初中文凭就是这样颁发出去的，哪怕一个初中毕业生还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题目。但家长既然交足了钱，就有权获得正当回报。然而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A乡教师们一堆堆的培训证书也是这样领取的。他们奉命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仅要参加各种业务考级：普通话、计算机、教学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没有中专文凭的要考中专、没有大专文凭的要考大专、没有本科文凭的要考本科……所有应考者都得参加培训，所有受培训者都得交钱，至于交了钱以后是否参加培训，参加培训是否真能学有所获，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不过是交易之外的虚文。因为离县城很远，有60多公里，路费不堪重负，A乡教师们每逢周末只是推选代表去县城听课，到后来连轮值代表也不履行职责，若没赶上汽车，就去种菜或者钓鱼了。省里来的王琳讲师对此非常惊讶。她一心想让学员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知识，把培训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准备，但发现学员们开始是迷惑不解，继而怒不可遏。“我们都交了钱的，还要我们学得两眼发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们大声说：“你们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绝学员们的宴请，又拒绝透露考题，结果几乎成了人民公敌，被学员们的罢课整得灰头土脸。她甚至成了培训主管部门不欢迎的教师，再也没有收到过授课邀请。

 

    教育既然能够远离知识，当然更能远离正常人格。我在A乡的走访一次次滑入困惑。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老李家的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是百家相求的“万事通”，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个连初一也没读完的后生，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但并不上瘾，已经娶了个贤慧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

 

    我曾经想帮助这样一位知识青年，就让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从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学会打字，更没有学会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上网聊天寻友，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A乡的地下私彩这两年正是高峰。他对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视网站和港府网站上没有猜码的暗示，也不相信张国荣没有做过变性手术。他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愚蠢：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万恶的电脑使儿子更为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甚至对父母更多蔑视和冷漠，成天在屏幕上寻找安慰。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他们提来一只母鸡，对我送来的现代化千恩万谢。

 

    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说，只能庆幸那台电脑终于成了一堆破烂，庆幸一个备用硬盘还扣在我手里，当时没有一古脑儿都交给他儿子。我还知道有一场危险的念头正在脑子里升温：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都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

 

    这个念头当然荒唐——某些地方的教育已经使事情变得这样荒唐，以至人们需要用失学和辍学来保护人心，保护土地，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王琳讲师特别不容易，她也是从农村来的，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肯定也背负着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顽强坚守着教育最基本的定义，人生的每一步，投向世间的每一丝目光，都有我们不易察觉的动地惊天。我相信她总有一天会成为山里人最欢迎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