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终于来了，能杜绝“拦路打老师案”的剧情吗？

特约作者 | 熊志

教育惩戒权终于要来了。7月8日，中央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其中提及，相关部门将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另外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介绍，将抓紧修订《教师法》的有关规定，保障教师有效地行使惩戒权。
围绕惩戒权，一直存在着两个极端，一边是对学生放任自流，不敢管教；另一边是体罚和变相体罚泛滥，乃至酿成命案。像沸沸扬扬的“二十年后拦路打老师案”，正是发轫于学生时期的体罚阴影。

那么立法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向发达国家“接轨”，会换来更健康的师生关系吗？

尊师重教，前提是明确惩戒权的边界

这两天“拦路打老师案”的案例一审宣判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根据判决结果，殴打老师的被告人常仁尧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从维护师道权威的角度看，这个判罚的确能够起到震慑作用。

当然也有不少法律学者认为，它是将民事案件上升到了刑事高度。而据报道，打人者的将继续上诉，且“态度很坚决”。不管终审剧情如何，常仁尧都将为自己的过错担责，但这依旧改变不了双输的局面。二十年后的侵害被法律纠正，当年体罚造成的创伤，又该如何复原？

常仁尧坚决要上诉，其家属则表示将追究老师责任，举报其体罚。这种姿态一方面是基于对判决结果不满，另一方面还是希望对当年的阴影寻求救济。

据常仁尧介绍，被他殴打的老师，当年的体罚手段，包括歇斯底里地踹头、后背衣服里插木板当众羞辱等，超过了正常惩罚范畴，已经上升为身体和人格的羞辱。

这解释了他为何二十年依然未能忘掉此事，以至于采用扇耳光的方式向老师“复仇”。而此事发展至今，最终酿成为刑事案件，正好说明惩戒手段的失控是如何埋下矛盾的祸根。

无独有偶，近两天又有微博网友爆料，今年5月，因用课本拍打逃课学生，山东日照五莲二中班主任杨某被学校停职一个月，并被纳入信用“黑名单”。

追根溯源，它还是教育惩戒手法失当的结果。
而围绕教师处罚过重与否的争议，说到底还是因为对教师用课本拍打学生这种惩罚方式到底多大程度地失当了，缺少共识性的认知和评判标准。

事实上英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禁止体罚的同时，都是赋予教师“合法”惩戒的权力，以此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不至于因为学生调皮又不敢管，导致他们沦为“隐性辍学者”。

国内的一些教育领域专家学者，也屡屡在两会等场合，呼吁给予教师惩戒权。比如专注研究教育问题的周洪宇提到，可从六个方面进行教育惩戒，包括：

批评和制止学生不正当的言行举止；将侵犯其他学生合法权益的犯错误学生与其他学生隔离开来以保护其他学生；要求犯错误学生写认识自己错误的检讨书交给老师，以保证不再犯，等等……

高层次立法，教育惩戒权才有落地可能

其实在此次中央发文之前，围绕教师惩戒权不乏地方尝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岛。2017年出台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提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情节严重的，视情节给予处分。

不久前征集意见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同样明确，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仅仅从文本表述可以看出来，各地的探索相当小心翼翼，比如青岛在惩戒前面加上“适当”二字；广东方面则用“一定”加以了限定。

如此谨小慎微背后，既是因为赋予老师惩戒权，在观念上依旧存在门槛，更是因为它没并有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所以为了防止惩戒权扩大化使用，惩戒变体罚，不仅范围被限定，且没有明确的配套性操作手册，条文相当抽象，由此导致地方的探索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

这也正是此次中央发文，明确站在高层次立法立规的目的所在。因为惩罚权本身是属于公权的范畴，而现有的法律规章并没有相关的依据。

相反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等涉及师生关系的法律中，对教师的行为都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比如《教师法》第三十六条提到，“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也规定，不得有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惩戒权不明确，惩戒就容易滑向体罚，而考虑到对教师关于体罚的诸多条款约束的存在，地方试水的效果不佳，完全在意料之中。毕竟对老师和学校来说，拿捏不好惩戒的尺度而伤害孩子，风险系数要远远大于放任自流。

所以惩戒权要真正落地，还得靠顶层设计，从立法角度构建一套可操作的系统规则。比如惩戒的手段，具体包括批评权、隔离权、罚没权、留置权、警示权等哪些形式；实施惩戒的主体是谁；该遵循怎样的流程；如何保证学生的申诉权利，等等。

教育惩戒权的边界一旦明确，哪怕无法彻底杜绝“拦路打老师案”背后的体罚阴影，对紧张的师生关系也能提供润滑剂，减少冲突的发生频次。

教育惩戒权也得兼顾城乡差别

哪怕教育惩戒权已提上议程，后续仍然将面临观念的冲突，落地也需要不少时日。像英国从禁止一切体罚到恢复部分惩戒手段，中途就经过了长期的观点交锋，美国一些学校推行的零容忍政策，近些年同样面临争议而调整。

这是因为合乎尺度的教育惩戒和体罚之间，界限的确相当模糊。老师和学生、家长的理解未必一致，在老师看来正当的口头训斥和劝告，在学生看来，反而可能觉得是贬损自尊心。

所以不少学者建议，配套编写简明实用的教师手册、学生手册和家长手册，以文字和图表等多种形式，将教育惩戒权进行罗列。在明确尺度和边界上，的确有必要尽可能详尽。这既是防止老师不敢惩戒，或者滥用体罚，也是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不至于受到伤害。

在搭建教育惩戒框架的过程中，不仅要消除模糊地带，还得照顾城乡二元分割提体系下教育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

事实上一份《2011-2015中小学生遭遇教师体罚的网络舆情事件分析》显示，体罚频度、烈度整体上随学校所属地域层级提升而降低，乡镇及边远地区往往使用鞭条抽打、扇耳光等较偏激的形式，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较严重。

乡镇和边远地区是体罚的重灾区，这份调查的结论，应该符合很多人的感受。毕竟在发达的城市地区，教育和生源质量更高，老师的教学方法更理性，家长和老师的沟通也更顺畅，体罚的动因随之减少。这意味着教育惩戒权的执行，遇到的障碍要少很多。

要对农村地区尤其是留守家庭的子女实行教育惩戒权，面临着诸多的难点。比如学校可能没有精力来搭建申诉平台，或者像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遵照流程召开惩戒听证会，老师和家长围绕惩戒的公示和沟通，同样存在着技术困难。

加上落后地区的师资力量本就薄弱，种种因素都可能让惩戒权流于形式。而问题在于，考虑到体罚发生的概率更高，相对于城市来说，落后的农村地区，明显才是更需要明确教育惩戒权的地带。因此，在具体制定实施细则时，既要有顶层设计，更得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