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亿老人遭受过虐待，厌老憎老为何成了时代病？

特约作者 | 熊志

“全球大约有六分之一的老年人遭到某种形式的虐待。这个数字高于以前的估计，并预计将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而上升。”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篇文章，揭开了当下老年人的艰难处境，“对于世界各地1.41亿遭受虐待的老年人而言，这具有严重的个人和社会后果”。
由此可见，虐待老人已成为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虐待老人背后是深刻的厌老情结

六分之一的老年人曾遭到过虐待，其实是好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和加拿大研究机构的抽样调查结论了。
很多人可能会对如此庞大数量比例感到意外，但它恰好说明，虐待老人往往是在一种施虐者可能都不自知的环境下发生的，表现得相当隐秘。

关于虐待老人，世界卫生组织曾有过如下定义：在任何理应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导致老人受到伤害或痛苦的单次或重复行为，或缺乏适当行动。

和家庭暴力一样，它体现为多种形式，不只是包括身体上殴打，还包括精神或情感、性和经济虐待等“冷暴力”，其中最容易忽视的便是精神虐待。
如辱骂，恐吓，令其难堪，毁其财物或阻止他们与亲朋见面等，都可能“导致老人受到伤害或痛苦”。

虐待老人现象日益严峻，是当下社会对老年群体不友好的一个缩影，它往往伴随着对老年人的污名化。
比如在“老人变坏”或者“坏人变老”的讨论中，将他们标签化为势力、目无规则、贪小便宜的群体。
虐待是利益冲突、恶感叠加的结果，背后有着深刻的厌老、憎老心理。

这种社会心理并非老龄化社会才有，比如在中国、日本等地的历史上，都曾有过“弃老”的现象记载。
湖北等地就曾发现过不少“老人洞”，传说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了避免给子女带来负担，会走进洞中自生自灭。
类似的习俗，在日本则被称为“姥捨”或“姨捨”。

在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将老人抛到荒郊野外的不人道做法逐渐绝迹，不过对老人的嫌恶情绪，依旧普遍存在。
去年年底，甘肃兰州的七里河区爱心托老所，就遭遇了断水、断电的广泛抵制，十几位老人不得不搬离。
而遭遇业主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常有殡仪车辆进入，会使小区居民产生恐慌心理”。

类似的案例还可以找到不少。
有意思的是，正如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所显示，虐待老人背后弥散的厌老症，似乎是一种全球通病。

2016年，日本横滨的一家医院，几位老人因输入体内的点滴混入了人为添加的洗涤剂成分而死亡，此事引发了弃老憎老现象的激烈讨论。韩国人则用带有歧视色彩的“Ajumma”来形容中老年女性，把年老色衰、缺少女人味的她们，当做群嘲的对象。

为什么当下社会如此嫌恶老人

无论是遭遇直接、间接的虐待，还是社会层面充满敌意的区隔态度，在今天想要优雅、体面而有尊严地老去，变得无比困难。
那么，为什么厌老症为成为一种时代病呢？

在知乎上，有位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惑——“只是单纯地对他们拖沓或高昂的语调，缓慢的移动，神态僵硬迟钝，为病痛呻吟的样子感到莫名的厌恶烦躁”。
是的，在很多地区的文化语境中，衰老本身就蕴含了消极的色彩，是一种缺少朝气的仪态。

在形容刘晓庆等中老年演员时，往往也会用“少女感”这样的词汇。“老女人”三个字近乎于直接的辱骂了。
可见在厌老背后，其实是恐老，恐惧我们变成那种皮肤褶皱、行动迟缓的样子。
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厌老恐老背后还叠加着角色的错位。

比如关于老人和年轻人争抢座位的报道，如今已经逐渐审丑疲劳。
这种抢座形象尽管是少数案例，但及经过放大后，一些老人营造出来的“虚弱”身体形象，和冲进商场抢免费的鸡蛋、在篮球场盘踞跳广场舞，形成了鲜明对比。
哪怕不是同一拨人，老人这个群体也容易让年轻人生厌。

当然和社会对熊孩子的厌烦一样，对老年人的嫌弃以及精神、肢体上的虐待，都源自于他们作为弱势者的事实。
身体的衰老，经济来源渠道的丧失，让他们缺少反抗的能力，也缺少在社交媒体进行公共发言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死板、自私、无知等标签贴到自己身上。

相较于同样缺少完全行为能力的熊孩子，下岗退休的他们，已完成了对社会的贡献，理论上到了拿退休金颐养天年的时刻。
只是经济不独立加上社会贡献的终止，使得在厌老症视角下的他们，往往被当作一种社会负担，这种“负资产”心态，在未富先老的中国尤甚。

家庭内部对于老人购买保健品的指责，社会层面养老金的紧张，都会激发厌老憎老的大众心理。
计划再缜密不过的养儿防老，最终也难逃“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局面。

让那些厌老症“患者”更难以接受的是，贡献降低的老年人，却在无时无刻不在与年轻人争抢有限的资源，如前所说，在公交车上抢座位，在篮球场上争夺广场舞地盘……
于是，年轻人的嫌弃，在恐老之外还包含了别样的危机色彩——面对这场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尊老爱幼的政治正确环境下，最好的武器是将老年人污名化，进而为厌老提供道义上的合法性。

削弱厌老情结，前提是让老人活得体面

法国作家波伏娃在《老年》中提到，社会把对老年人的虐待、诽谤、和悲剧的置若罔闻当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共谋的沉默”的通例。
但很显然，在当今的社交媒体语境下，它不再处于沉默状态，厌老症获得了更加公开的表达。

其实别说体面地变老，体面地步入中年，在今天都成了相当奢侈的事。
危机从人到中年就开始了，对不再年轻的恐惧心态，让老年人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学者伍小兰几年前的调查显示，我国家庭内虐待老年人的发生率达到13.3%，遑论那些没有公开的虐待行为。

韩国、日本等老龄化国家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为老龄化提速下的厌老症感到担心。
调查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4.7%提升到2017年的11.4%，逼近14%的深度老龄化标准线，而且按此发展趋势，在2030年将接近20%。

随着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更庞大的养老负担，更紧张的代际资源竞争，无疑会让厌老憎老的情绪变得更加常见，虐待老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严峻程度将会逐步凸显。

面对老年人权益难以保障的世界难题，一些机制成熟的地区，有过各种尝试。
比如美国很早就出台了《美国老年人法》，2010年再次颁布《老年人司法法》，来预防、发现、处理、干预、起诉虐待老年人行为。

在厌老情结严重的日本，多元化的福利政策，保证了老年人不至于落魄终老，比如年过65岁的老人，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住宅改造金，公交、地铁的设计人性化，充分照顾老人。
当然在就业层面，也会鼓励他们发挥余热，比如日本很多出租车就是老人在开。

中国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方面，也在逐渐升级，但一方面厌老症本身是一种社会心态，需要漫长的时间改造；另一方面在倡导尊老爱幼上，仍然有一些误区。
比如之前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文本，然而在现实实操中却很难落地兑现。

其实老人那些被诟病的举动，很多都是未富先老下一种基于安全感的自救，将能带给老人体面晚年的托老所、养老院赶出社区，恰恰是一种错误的逻辑。
事实上，只有社会抚养体系足够完善，社区养老成熟，老年人才能免除后顾之忧，也才能以更体面、更不那么让人厌恶的姿态去和年轻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