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十八岁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单人跨国软体公司。
虽然只跟几个朋友讲过,也不知道消息是怎麽传出去的,很快地各种神奇的案子都来问我要不要做,最后决定接手一个学长做不出来的台湾省政府案子,那时是 1991 年初,作为一个还要待在学校以免被抓去当兵的大一学生,感觉台币 50 万元的软体专案差不多是我当时的极限。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很大的安全感,又拉了两个同学帮忙,我们有些取巧地在 DOS 下进了 286 保护模式挂上自己写的显卡和滑鼠 driver, 搞了看起来类似视窗系统的图形介面,让前来评审的教授们看傻了,然而结果发现这样是自己作死,计画主持人事后就私下问我说,他想以我们开发的软体为主,在八兆元的六年国建计画中争取两到三亿元,让我儘量开规格和预算给他...
你说这样我还能怎麽愉快地搞技术了?但他们野心膨胀的时候,就不是我的意愿可以阻止的了,到二期专案的时候,大家的关係就变差了,特别是我在忙着解决 Turbo C++ 早期版本的编译问题,他们就只会催着新功能怎麽还没有写出来,新功能还没完没了的一直增加,真的很怀疑他们呈报上去的计画,和我原本答应做的规格完全不一样。
这种规模暴涨的情况,此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发生,几乎不存在可以长期安心工作的时候。
此后的故事就不细说避免混淆主题,就是我写了编程的畅销书,于是接着开了小出版社,转型软体公司,再转型网路公司,在硅谷和北京也都有办公室,真的成了跨国软体公司,到了 199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