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梁启超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牴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辨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祐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